华尔街名人、德国金融服务巨头安联集团(Allianz)的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El-Erian)认为全球经济正处在“不同寻常的不确定性”中，这给正确决策带来了风险。他曾任全球规模最大的债券基金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CEO。
埃里安认为，金融危机发生十多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根基并不稳固。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强劲增长的国家。同时股票和债券等一些组合之间历来已久的关联也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为风险管理带来了影响。
“习惯于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一种现实，”他警示道，“基础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在由沃顿哈里斯另类投资项目(Joshua J. Harris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Program)近期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埃里安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经济的看法。
说到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埃里安提到了去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出报告，说全球经济体正在协同增长。但是“仅仅一年后，企业和政府领导者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些新闻现在正在警示我们，全球经济将会同步下滑。“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全球经济从有希望协同增长到全面下跌，而且客观环境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发生了什么？
频频犯错
第一个错误是人们一开始认为全球经济将会协同增长。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罢了，埃里安说道。2018年1月，参加达沃斯的企业和政府代表都觉得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了，但他们有这种感觉的原因却大不同：美国实施放宽监管和促增长政策后经济表现强劲；欧洲终于不再是病入膏肓的状态，虽然能走了，但还跑不起来。印度正从货币废止政策中恢复，俄罗斯从低油价反弹。“我们的增长共识其实是把各经济体的相关性和同步增长混淆了，这是第一个大错误，”埃里安说道。
第二个错误发生在约2018年中，当时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的希望是由于政策改革推动，美国经济将会继续表现良好……但接着，美国在自己身上捅了两刀，经济活动就变缓了。”这两刀是部分政府部门关门以及“美联储沟通不畅扰乱金融市场”。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甚至都自身难保。
另一个失误是认为全球经济将经历一个一般的周期性放缓，而不是长期深度的结构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有两个优先事项：恢复正常经济秩序，以及为周期性经济恢复和增长创造时间。
“人们从金融危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周期性下滑，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之后的经济增长会更加强劲，”他说道，人们把经济比作一个有弹性的橡皮圈，最终会恢复正常。“但是这个想法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们根本不了解发生了什么。2018年是一次结构性地震。”
埃里安说社会过度投资金融，对其他领域投入不足。各个城市争着要做金融中心。“各国基本没做什么，除了德国投资于实际增长领域。我们的经济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漏洞，我们已经错失了弥补它的良机。”
人们认为全球经济处于一种周期性变化，这是不对的。“增长的基础仍然很弱。”
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经济体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形势，已经耗完了它们储存的“政策备胎”，比如降低利率，埃里安表示，“央行的利率已经很低了，欧洲的利率甚至是负的。”这意味着债券投资人实际上是付钱让人们去借钱，而不是获得利息。在德国，成熟期高达九年的债券的交易收益为负。“你还能承受比那更低的利率吗？”他问道。再加上央行出台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有害资产来稳定金融体系，这些政策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美国、欧洲和中国
好消息是美国经济形势良好。“从根本上说，美国经济形势良好。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稳健的劳工市场。我们将继续以相当于通常经济周期这个阶段2-3倍的速度创造工作。工资增长率是3%，劳动力参与率也在上升。”埃里安说道，美国自己造成的伤口也在痊愈。“我们的政府已经开门了。美联储也在尝试从另一个方向纠正它之前的沟通失误。”股市也在回升。“抛售后恢复状况良好。道琼斯指数比10月份最高点只差4%，”同时，公司利润也达到“历史高点”。
欧洲和中国的情况却不乐观。他表示，“全球经济的问题不在美国；问题是欧洲和中国发生了什么。欧洲投资不足的后果已经显现，欧洲的政治形势也不能为经济增长创造动力。”
埃里安把欧洲最大的五个经济体比作一个体育团队，这五个顶尖队员都有问题。“你的最强大队员本来是球队支柱，但他们的表现现在都远低于最佳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没有合作，不是一个团队在比赛。你会把赌注压在这个团队上吗？你不会。”
埃里安说，“它们都不太可能做出任何促进增长的事情。”下面是他对这五个经济体的分析：
- 英国：“英国正深陷脱欧泥潭。英国的脱欧行动造成了什么影响？它消耗了房间里的所有氧气。在英国，你除了脱欧没有其他事情可谈。如果你想提出一个推动经济增长，有竞争力的计划，它不会被通过的。”（他补充说道，虽然脱欧对英国是一件大事，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却小得多。“你看看全球经济，脱欧只是个小插曲而已。”）
- 德国：“德国正处于重要的政治过渡时期。默克尔即将离任。党内替换她的人选很清楚，但不清楚默克尔的继任人卡伦鲍尔能否成为总理。这种政治环境不利于实行促进增长的政策。”
- 法国：“法国的确实施了促增长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引发了激烈的‘黄背心’抗议运动。现在政策也暂停了。”
- 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软弱，现在又面临着提前选举。所以别指望西班牙了。”
- 意大利：“意大利有两个极端。政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跟欧盟争斗。”
除了这些问题，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思考英国脱欧后会如何。中欧和东欧也有问题，”埃里安认为欧盟今年不会达到2%的GDP增长目标，最多只能达到1%。“1%或者更低就有失速的危险。你会上一架时速50英里的飞机吗？你不会，因为它很快就会坠毁。欧洲面临着不仅是增速降低，还有经济失速，国家却什么行动都不采取。”
至于中国，他说道，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激动人心的变革，它需要搭乘全球经济的顺风车来促成国内经济的真正转型。这不是领导力的问题，而是要留出时间，应对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最艰难转型，也就是‘中等收入过渡’。”
在过去17年中，只有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的五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做到了，巴西和阿根廷还没有成功。但是中国是如此庞大而复杂，埃里安认为，“所以中国需要借着全球经济的顺风来推动自身发展，但这场顺风已经转变成了逆风……所以他们正面临着一些问题。”
底线是全世界不会经历同步经济下滑，而是不同步的增长，埃里安说道，“这非同寻常。”这种增长不足以抵消“根本的不安全感，但却足以避免全球经济同步下滑。”
在过去，不同的增长是这样的：美国市场表现出色，其他国家稳定发展或者下降。美国利率上升，其他国家利率下降或出现负利率。
现在，如果经济体出现不同增长会怎么样？“如果一个系统本应是互联运行的，而现在却出现分化趋势，当它开始变得不稳定时，麻烦就出现了，”埃里安说道，“它会给市场关系带来巨大压力。如股票和债券之间的传统反向关系就会瓦解。当股票下跌时，投资者可以转向债券来保护他们的收益，因为债券一般都会上涨。但是这种反向关系现在瓦解了。”
“如果你期望你的债券风险将会抵消股票风险，现在这是没可能的，”他说道，“这就是为什么积极型基金管理公司去年过得那么艰难，为什么整个对冲基金界都不好过。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瓦解了。”同样，也有可能出现“投资者大批撤出市场”的现象，那也会让风险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贸易战、脱欧和中央银行
至于美国贸易战，埃里安认为这些是“我们面对的最不重要的问题”。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合作行为”，它以关税的形式或多或少地消除体系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它的“劣势在于无法解决累积出现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非关税壁垒，比如针对外国投资者施加规定，限制它们的市场准入，比如要求外企与本土公司设立合资企业才能运营。“你永远是一个少数股东。你没有决策权，还要把技术全部给我，”埃里安说道，“多年来，非关税壁垒不断累积，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它。”
接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了，认为“出于政治原因，这种合作方法不起作用，”埃里安说道。特朗普威胁向别国施加关税，其他贸易伙伴的第一反应是以牙还牙。市场看到了这种情况，产生了消极反应。
但是再深入得看一下。“这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游戏。美国的经济体要大得多，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较低，而且美国相对来说是一个创业型经济体，”他说道，“”如果美国领导人愿意损害自己的经济，那么它给其他经济体带来的伤害则要严重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意识到应对这场贸易博弈的方式“不是不配合，而是化解紧张局势，做出让步，”埃里安说道，“所以我们签了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跟韩国签了新的协议。在我看来，我们跟中国签订协议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特朗普的方法有一个大的风险，那就是现在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摸不透，靠不住，”埃里安说道。这很让人担心，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它向中央银行供应储备货币。它管理其他人的储蓄，它在多边机构中有否决权。这些特权意味着美国应该有负责任的管理机制。”
埃里安也担心不当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如果你想讨论全球经济风险，就来谈谈中央银行政策失误。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央行比其他机构都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来实现经济成果……我们知道一个中央银行可以把政策正常化。但我们不确定一个以上的央行能否同时实现政策正常化？如果你是欧洲中央银行，你的经济增长放缓，你会怎么做？在这种环境下，你还想正常化吗？你能承受利率一负再负吗？”
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当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很容易掉进某种陷阱。
一个陷阱就是产生盲区。“当别人把你带出你的舒适区，会发生什么？你看不到你的处境，你否认它，”他说道，“我们心里有一部分甚至不去看发生了什么。当这些信号达到临界值时，我们的视线就会产生一个完全的盲区。”
另一个陷阱是重新改造自己的处境，使它能够轻易变成你以前习惯看到的环境，这样你就错过了真正的变革。
第三个是“积极惯性”，你做出了行动，但来自现状的牵引力太强大了，你不能充分地做出改变。
埃里安鼓励公司去进行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这种方法让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面对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时大大受益。
他说，在2008年雷曼兄弟即将崩溃的那个危急周末，PIMCO设想了三个可能的情境。他们认为有80%的可能性雷曼兄弟将会步贝尔斯登的后尘，即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让华尔街松了一口气。“我们知道雷曼正在和巴克莱，可能还有另一家银行商谈。所以我们认为结果将会是这样的。”
PIMCO认为有15%的可能雷曼将会破产，但会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它的破产将会被谨慎地规划和执行，以便将影响最小化。“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决策者都不会让雷曼轰然倒塌……这会危及支付和结算系统。这是任何经济体中最关键的环节。如果你连支付和结算系统都不信任了，那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雷曼兄弟在一片混乱中破产这个情境在PIMCO看来基本不可能发生，所以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猜猜实际上发生了什么？雷曼无序破产。我们没有预测到会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完全搞错了。但针对每一个情境，我们都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公司里谁该做什么都想好了。具体到哪个律师会发送我们的互换产品失败通知，这样我们就能恢复互换产品，保护我们的客户。”PIMCO把它的计划付诸行动，一直比竞争对手领先一步。“这就是情境规划的力量。”
丛林争夺战
埃里安指出了应对不确定性的三个重要品质：适应力、制定多个方案、快速行动（resilience, developing options and acting quickly）。
“最终，你需要强大的适应力才不会被你的错误吞没。一旦得到更多信息，你需要有多种选择，以便改变主意。一旦知道走哪条路后，你还需要快速行动。当你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时，这三个品质可能是最强大组合，而且它们对于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演讲结尾时，他提到了1974年的“丛林争夺战”，那是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在扎伊尔地区进行的一场重量级拳击比赛。所有的评论员都认为福尔曼会赢。他年轻，而且从来没有输过。阿里已到中年，而且超重。阿里肯定会被打倒。唯一的问题是他的伤会有多重。但是，阿里的团队巧妙运用适应力、选择性和快速行动这三个策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阿里打拳的传统策略是先让他健身训练一段时间，把他安置在拳击场的中央，然后希望他能挺过15回合，也许他能靠技术分赢。但那一次阿里团队别出心裁。他们没有专注让他健身，而是提高他的适应力。他的训练包括站在拳击场的中央，他们雇一些以前犯过罪的人，早上打他三小时，下午打他三小时。
第二个策略是让阿里在比赛时站在围栏边，而不是拳击场中心。人们一般认为不要被挤到围栏边，因为拳击手在这个位置容易受攻击，埃里安说道，“但是，阿里出来后就走到围栏边，把他的手举起来，”他说道。
为了获胜，阿里除了站在围栏中心还增加了其他站位选择。“整整七个回合，他依靠自己的韧性，保持着自己的选择权，”埃里安说道。这种策略现在在拳击界被称为“倚绳战术”。当第八回合开始时，“福尔曼累了，阿里终于有机会把他打倒。”尽管对方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阿里还是赢得了拳击史最让人意外的一次胜利。
埃里安在对沃顿学生演讲的总结陈词中说道，“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流动的，不可预测的，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共识的戏剧性反转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它说明了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有流动性，越来越不可思议，决策挑战会变得更加艰巨。”
他建议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让“最好成为好的敌人”——意思是不要让追求卓越的完美主义心态成为唯一指引。“如果你能在好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优化，那就这样做。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想要实现最好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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