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正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特朗普上任。對於擁有10個國家和6.5億人口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而言，特朗普政府的貿易和外交政策內容和方向牽扯重大。作為世界上第四大出口區域，雖然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是頭等大事，但是東盟也並不希望特朗普把選舉時的主張付諸於實踐。
“東盟各國都對特朗普接下來的行動充滿緊張感，”西澳大利亞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馬克·畢森(Mark Beeson)說道。他目前也是香港大學明德學院的訪問學者。
是什麼讓東盟如此緊張？中國和貿易問題，或者準確地說，是當選總統特朗普截止目前為止對這些問題的聲明或者推文。
在中國問題上，特朗普在選舉期間曾說過他會對中國製造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因為中國對貨幣疑似操縱。之後他仍然保持反華立場，與蔡英文進行了極富爭議的電話對話，並提名眾所周知的反華鷹派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和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為內閣成員。納瓦羅的新書題目已經說明了一切——《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和《臥虎：中國軍事化對世界意味著什麼》(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就目前而言，令東盟本土市場擔心的問題是特朗普是否會以人民幣貶值為藉口向中國發起貿易戰爭。位於新加坡的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主權風險資深分析家克利斯蒂安·德·古斯曼(Christian de Guzman)表示這樣做會連帶整個東南亞地區受到影響，任何針對中國的懲罰性措施都會波及東南亞地區。
“許多所謂的中國出口產品實際上也是該區域供應鏈的一部分，由東南亞地區的不同國家提供中間投入品，然後運到中國進行最後組裝，”古斯曼說道，“比如一部iPhone，它的零件至少來自十幾個國家，如果中國對iPhone的需求下降了，我覺得這將會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供應鏈產生連鎖效應。”
東盟關切的另一個問題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命運。特朗普曾發誓他就職的第一天就要從這項國際貿易協定中退出來。對於協定裡的汶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這些東盟協議國來說，這無異於當頭一棒。TPP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區域貿易協定，擁有12個國家和總計8億人口，在全球經濟中占4%，它的簽訂旨在消除關稅，在成員國之間制定一套統一的貿易和投資規則。
經過七年的醞釀，TPP被奉為巴拉克·奧巴馬“轉向亞洲”戰略的核心成果，也被視為是美國意欲在東南亞地區未來的經濟和安全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的一個信號。但是TPP並不僅僅是一項貿易協定。在分析家看來，把中國故意排除在外的TPP協定是華盛頓通過重新平衡，抑制中國在該區域主導地位的行動的一部分。同樣的，TPP也會讓美國的新盟友越南從中獲益，而越南對於中國在南海的部分海事主權有所質疑。
古斯曼認為，失去TPP不僅意味著東盟國家發展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多樣貿易關係的機會減少，也意味著失去了國內改革的機會。
潛在國內損失
“最大的代價將由東盟各國國內來承受，”古斯曼說道，“TPP中許多條款要求這些東盟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但有些改革政治阻力重重。”區域領導人把TPP作為“支軸”來為這些不受歡迎的改革提供支持，例如日本的農業部門自由化改革，古斯曼指出。“如果沒有像TPP這樣的巨大支柱的話，這些農業改革可能永遠不會實現。”
特朗普對戰後區域安全框架的質疑也令東盟國家心驚膽戰。日本和韓國被單獨挑出來被指責免費搭上了美國區域聯盟的便車，這意味著兩國應該開始向美國付費接受美國為他們提供的安全保障。就像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湯瑪斯·懷特(Thomas Wright)所寫的，特朗普認為“日本和韓國必須為太平洋艦隊和美國的核保護傘付費”。
古斯曼表示，此舉加劇了彌漫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不確定性氛圍，“如果美國退出這些與菲律賓、日本和韓國等相關的協定承諾，這些都是二戰後簽署的共同防衛協定，我認為從邏輯上來看，將會導致這些國家國防開支上漲。”對於那些無法通過財政手段增加國防開支的國家來說，它們必須另謀出路。
菲律賓的情況就顯示出了這種不確定性，古斯曼說道。“菲律賓沒有增加國防開支，實際上他們甚至改變了外交政策，緩和了與中國的緊張局勢，這樣就有可能降低一些國防開支。”
所有這些“在兩個層面上產生了不確定性。一是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承諾；二是美國對東亞安全的承諾，”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兼勞德研究所（Lauder Institute）主任莫羅•吉蘭(Mauro Guillen)說道。
今年是東盟成立50周年。東盟成立於1967年，當時正值越戰高峰和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國內政治動盪時期，成立之初僅有五個成員國的東南亞區域聯盟如今已經成長為十國集團：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尼、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今天的東盟被視為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組織之一，也是東亞地區的首要區域聯盟。東盟在促進東南亞地區增長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功廣受認可，而該地區曾經因為戰爭、貧窮和發展落後飽受創傷。如今東南亞地區不僅實現了經濟的長期活力增長，而且還保持了和平。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副所長黃基明(Ooi Kee Beng)近30年來一直在觀察東盟的進步。“作為一個安全網路，東盟為區域帶來了和平，”他指出，“它為許多成員國提供了一個施加國際壓力和發揮影響的論壇，而且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儘管取得了許多成就，懷疑主義者認為東盟並沒有成長為一個擁有任何實權和影響力的組織，它堅持對各國事務不干預的主張，即所謂的“東盟方式”使它在人權、政治改革以及最近的中國崛起問題上沒有任何權威可言。
“過去十年中，中國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強硬，”黃基明說道，“這給東盟成員國帶來了許多壓力，他們發現要在這一事項上保持統一戰線極其困難。菲律賓向國際法庭尋求仲裁雖然在法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戰略上卻是失敗的。而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已經決定恢復與中國的雙邊會談。”
黃基明指出菲律賓可能會避開任何與南海相關的話題，就像柬埔寨在2012年的做法那樣，當時柬埔寨是東盟的輪值主席國，而2017年菲律賓將成為東盟的輪值主席國。就目前而言，東盟各國的普遍心態是“最好不要尋求快速解決方案，很多事情都取決於中國是否會推動事態發展，”他補充道。
馬克·畢森教授表示這就是典型的東盟做法——政治無能和無力解決後院危機。“一直以來都有這樣一個迷思：東盟在區域內真的有掌控權嗎？”他說道。
“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無法達成統一陣線，也不能在運作上保持統一地位，這讓事態變得愈加複雜。現在他們正在一個個地被瓦解，中國已經成功地收買了老撾和柬埔寨，這將會削弱他們的談判地位以及東盟的權威。”
畢森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還會帶來一個重大傷亡：“東盟作為一個組織，最終人們會清楚地意識到它沒有任何影響力或實權。顯然它是不能從這一重創中再恢復了。”
東盟向前進
雖然專家拋出了各種各樣的“如果……怎麼樣”，但是東盟將繼續前進，把東南亞變成貿易和投資的熱點。在這一點上東盟的成功不容置疑。2015年，東盟各國的GDP總和超過2.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經濟體。根據經濟分析機構FocusEconomics的資料，雖然去年全球市場低迷，商品價格下降和中國經濟下滑，但是東盟經濟仍然以預期的4.6%的速度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全球增長率預測是3.4%）。雖然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經濟下滑，但是越南和菲律賓等其他國家力挽狂瀾實現增長。
“東盟的表現將繼續超越其他新興市場區域，例如拉丁美洲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區域將繼續面臨商品價格下降和資本市場動盪的壓力，”古斯曼指出。
往前看，接受FocusEconomics調查的分析師預測2017年東盟的GDP增長將達到4.5%，並在依賴貿易和以國內需求為增長動力的經濟體之間出現雙增長。
“我們可以把東盟分成兩個陣營，那些外向型國家和那些依靠內需實現增長的國家，”來自穆迪公司的古斯曼說道。“考慮到外界目前的變化，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國家的經濟將會繼續受到抑制。而像菲律賓、印尼，甚至還有越南，這些國家的經濟看起來非常穩健。就菲律賓和印尼而言，它們的需求主要在國內，所以不會受到外界動盪的影響。”
越南是這些國家中的明星，古斯曼說道，它在出口、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需求方面展現出了強勁的增長。
“越南是一個特例。過去幾年中我們看到越南政府嘗試建立有利的商業環境，更加歡迎外國投資，這促進了越南和過去幾年中的經濟表現。就越南而言，我們不認為它的經濟會放緩，”古斯曼說道。
與此同時，在東南亞大陸的西部邊境上，東盟最年輕的成員國緬甸正面臨著它在2017年的關鍵時刻。
獨立發展顧問尼克·J·弗裡曼(Nick J. Freeman)認為緬甸必須跟上該區域其他國家的發展速度。“經過大約半個世界的軍事統治、民間衝突、不可持續發展的資源掠奪和宏觀經濟管理不善，緬甸現在終於有機會走上一條更加可持續發展和具有包容性的增長道路，這是他們等待已久的機遇，”弗裡曼說道。2015年以壓倒性優勢贏得選舉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領導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將面臨巨大壓力，如果她不能滿足民眾期待的話，就可能招徠政治不滿，弗裡曼補充道。
“如果昂山素季做不到這些的話，2015年選舉中失敗的其他主要少數民族黨派和軍隊黨派將會再次受到支持，”弗裡曼指出。考慮到緬甸當前面臨的一系列“發展中國家”問題，這並非易事。
“一個關鍵的制約因素在於大多數政府機構缺乏制度建設和人力，這些問題不會在一夜之間解決，”弗裡曼說道。其他眼前的挑戰還包括：“脆弱的實體基礎設施是另一個制約因素，特別是道路、鐵路、港口、物流、電力和其他公用設施。還有一點，這個國家現在已經非常落後了，規範過度，且實施不力，在法律和監管框架執行上，合規程度通常十分有限。”
民族衝突的加劇也威脅著緬甸的經濟進程。
“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風險，”弗裡曼說道，“外國直接投資項目不會受到民族衝突的直接影響，因為大多數投資項目都在相對和平的領域，資源冶煉專案可能除外，但是持續不斷的民族衝突將會引發連鎖效應，從而對宏觀經濟和商業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把外國直接投資活動限制在一個普通的水準上。”
從好的方面來看，與其他東盟國家相比，緬甸經濟受中國經濟下滑影響相對較小，它可以期望在服裝和冶煉領域獲得增長。
緬甸的地理位置也有幫助。緬甸與印度和泰國共用漫長的邊境線。緬甸廣闊的海岸線能夠為它從鄰國和其他國家帶來更多貿易。“對緬甸的經濟制裁令許多參與者望而卻步，而中國的貿易得以繁榮……2016年9月基本上所有其他經濟和金融制裁都放開了，緬甸終於有機會顯著提高其在對外貿易和投資方面的多樣性。”
隨著雄雞報曉，緬甸以及其他東盟國家都希望2017年不會變成一些專家警示的那樣——東盟可能成為特朗普新美國政策殃及的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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