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從競選階段向治理階段過渡”，國內外的一些事實將會逐漸明朗，沃頓商學院院長和管理學教授傑佛瑞·蓋瑞特（Geoffrey Garrett）表示。比如雖然特朗普厲聲批判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國際貿易協定，但他最好的選擇可能是改寫前者，與後者講和。另外一項挑戰就是如何實現他對部分美國人民的承諾。近幾十年來，隨著全球化和技術革命推動經濟發展，不平等性的持續增長和收入水準的停滯不前令這一部分美國人民深受其害。
前進的方向就是讓人民相信美國的確能從全球化中獲益，而且這是一種具有包容性的利益，蓋瑞特說道。同時，如果美國能夠持續達到3%或3%以上的GDP年增長率，這會給它帶來長足的“積極影響”，蓋瑞特補充道。
“至於特朗普的核心議程是否更側重國際還是國內，目前還不確定，”蓋瑞特說道。他指出特朗普的大部分國內議程都是“傳統共和黨人”的事務，其中以減稅承諾為首。
蓋瑞特認為特朗普對國際事務的評價本質上是一些批評美國政策的“一般性言論”。比如特朗普說美國和盟國在中東“花的錢不值”，還有“美國一直在輸給中國，一直在貿易上輸”。
TPP和NAFTA，說到做到
在特朗普議程上的幾項國際事務中，“最焦心和最緊急是TPP，”蓋瑞特說道，“我建議不要簽署現在這份約定的TPP協定，而是退出這項協定。”
客觀來看TPP，蓋瑞特說道，它背後的理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支持建立一個跨越太平洋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將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與東亞大國團結起來。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所支持的TPP協定實際上並不是關於經濟的，而是地緣政治，他補充道。“這是奧巴馬在告訴世界，21世紀規則的制定者是我們，不是中國。”
但是，蓋瑞特認為“TPP協定在華盛頓實際上已經‘胎死腹中’了”。他指出現在脫離TPP“可能會在亞洲製造一些實質上的問題，因為許多亞洲國家加入TPP是因為美國告訴它們這樣做”。
當前的TPP協定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它沒有包括中國，雖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和亞洲最大的經濟體，蓋瑞特說道。他認為中國應該是此類協定中的一員。
特朗普需要為TPP想出一些替代方案，“我會支持在替代方案中把中國包括進去，”蓋瑞特說道。“特朗普說他擅長談判，中國人也是協定制定高手。我會支持特朗普與中國簽訂協定，實現中國和美國在貿易上的雙贏。”
為什麼與中國簽協定？
蓋瑞特說中國很有可能會被納入TPP。“很明顯，亞洲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引擎，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他說道，“但是涉及到中國事務時，所有美國人都必須接受兩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一是中國市場的中心地位和中國消費者對美國企業的重要意義。”他指出，雖然蘋果公司在中國組裝產品，但是中國在蘋果公司全球市場中佔據了四分之一的份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美國公司從中獲得巨額利益。”
第二個美國人必須承認的事實是中國在美國企業中的投資，蓋瑞特說道。過去20年間，中國對外投資已經進入了那些渴望獲得中國國內市場的美國企業，他補充道。
“往後我們將會遇到許多中國對外投資，”蓋瑞特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考慮到這一點。“當然這種景象我們以前也見過，”他補充道，例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美國人用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想明白這一點，但是許多在美國造的豐田車品質好又便宜，最終美國也從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我希望，也相信中國的投資也會是這樣，可能不能馬上實現，但是如果按照10年來算，這也將是關於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新事實。”
與TPP相比，特朗普也許不太可能從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一走了之。“從NAFTA中脫身將會非常困難，而且這樣做也非常不明智，”蓋瑞特說道。
蓋瑞特提到了國際經濟學中的“貿易引力模型”，這一模型解釋了雙邊貿易流量是如何根據交易夥伴的經濟規模和兩國之間的距離變化的。“跟離你更近的國家做更多的貿易，這種想法更加合理，”他說道。“事實上，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共有的陸地邊界面積非常大，三國互通貿易絕對合情合理。”他預測雖然特朗普在競選時有反對NAFTA的言論，但是這項貿易協定可能會繼續存在。
GDP增長挑戰
許多評論家認為在特朗普任內美國的GDP增長會達到4%。但是蓋瑞特認為這種增長率並不會持續下去。從歷史上看，二戰後美國GDP的增長率在3.25%到3.5%之間，他指出。“如果美國能夠達到這種增長速度，將會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而且不僅是在經濟上，還包括美國的政治，”他說道，“我認為GDP增長率不會保持4%。當然如果你採取一些短期刺激措施，增長率可能會提高。”
金融市場歡迎特朗普當政因為他們希望從經濟增長中挖一桶金。市場為特朗普歡呼有兩個原因，蓋瑞特說道。一是企業稅有可能會減，二是特朗普承諾投資改善基礎設計。“這些都會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他說道，“但更大的問題是長期增長，你能把增長率保持在3%以上嗎？”
這些問題將焦點引到了經濟增長的大推動因素上，蓋瑞特說道。“在過去20年間，科技和全球化是經濟增長的兩大推動因素，”他說道，“但問題是當涉及到收入分配時，這兩大因素都存在窄化效應，而不是展寬效應。如果增長引擎將會縮小收益的分佈，這就會帶來重大政治和社會挑戰，同時這也是一個經濟挑戰。”
特朗普怎樣做才能確保每個人都能從全球化中獲益呢？“首先佔據輿論高地非常重要，”蓋瑞特說道，“在我看來，要講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美國的每個人都能從全球化中獲益。我們獲益是因為我們每天消費的日常用品比以前便宜得多。‘美國製造’這個口號聽起來不錯，但如果我們什麼都在美國購買、生產、製造，我們所買的東西的價格就會高出許多。”
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兩個增長推動因素之間的相似性也是特朗普前行路上的一大挑戰。“一個相似點是兩者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都在減少，”蓋瑞特說道，“我們看到‘鐵銹地帶’（Rust Belt，也稱製造帶，位於美國東北部等地區）上的州從民主黨轉而支持特朗普。所以現在，當選總統特朗普真的要接下這個重擔了。”
是什麼幫助特朗普贏了選舉？
分析特朗普的勝利，“經濟是主要因素，而不是社會，”蓋瑞特說道。“唐納德·特朗普作為總統候選人具有獨特性，吸引人們關注這種獨特性的因素顯而易見。但事實上他所做的只是借了美國結構性變革浪潮的東風。”
“結構性浪潮”圍繞著不平等性和收入停滯波動，而“特朗普獨特的風格可能催化了這一浪潮，”蓋瑞特解釋道。“拿不平等性來說，比如我們可能會把它跟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聯繫在一起，但是美國的不平等性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開始急劇增長，在90年代比爾·克裡頓任內增長了許多。”同樣的，許多美國人在過去15年左右一直面臨著收入停滯的問題，蓋瑞特繼續說道。
現在是時候兌現競選時的宣傳了，特朗普必須“從競選向治理過渡，”蓋瑞特說道。“這也是特朗普的執政議程，提高經濟增長，同時也要將更多的人納入增長中。”
前100天
我們能否期待看到特朗普在成為總統的前100天裡針對這些問題採取一些政策措施？“100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象徵，”蓋瑞特說道，“我預計先會出現許多象徵性的方向調整事務。真正開始執政需要的時間要長得多。高層的政治表演註定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核心部分。當然特朗普已經證明自己在這方面是個老手。”
除了象徵性的活動外，蓋瑞特預測特朗普還將在執政100天內發出一些“大的國際信號”。這些信號可能包括美國將對恐怖主義採取強硬措施，美國不喜歡奧巴馬政府與伊朗簽署的核協定。蓋瑞特還預測特朗普會採取一些消極行動，例如拒絕簽署現在的TPP協定，但他希望在這一方面“也會出現一些正向信號”。
（本文的英文原文發表於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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