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正在破滅嗎？

收入和財富不均狀況已經嚴重惡化，美國夢背後的理念，即“富有才幹和努力工作的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從一個階級晉升到另一個階級也逐漸失真，” 普利茅斯岩石集團（Plymouth Rock）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詹姆斯•M.斯通(James M. Stone)在本篇專欄中如是說道。他是新書《五個簡單命題：美國最嚴重經濟挑戰的常識解決方案》(Five Easy Theses: Commonsense Solutions to America’s Greatest Economic Challenges)的作者。他認為這種不均狀況令人擔憂，因為如果無法“將多元化保持在一個健康的程度”，民主也會自身難保。

以下為斯通撰寫的專欄文章：

我一直都沒有完全認識到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正在逐漸惡化，直到20世紀70年代我當上了麻塞諸塞州的保險監理官。從小到大我都認為美國已經推動了人類可能的極限，並且堅定地朝著眾人敬仰的內在公平性的方向邁進。我們很幸運，我們的良心不必承受拉丁美洲那些香蕉共和國、歐洲世襲貴族體制，或者古老東方帝國的不平等的重負。我被教導我們的國家比所有歷史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擁有更高層次的分配公平和更大的社會流動性。

我們中有很多人都相信，只要我們克服了種族和性別歧視，我們的社會就會趨於完美。回首過去，顯然我們很多人心中關於完美的定義都是錯誤的，有些人追求純粹的不受約束的精英管理制度，另一些人則傾向於到達平等主義的邊界，然而在現實中這兩種都不是明智的目標。不管用哪種定義來界定完美的分配公平，更重要的是現在已經很明確這個國家不會趨於完美，而且事實上，如果我們曾經真的在這條道路上的話，我們已經錯過了轉彎的機會，我們現在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

在麻塞諸塞州保險部，我見識到了汽車保險的保險費是根據保單持有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設定的，美國大多數州都使用的是這種方法。用一個人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來預測索賠成本並沒有那麼糟糕，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它比大多數預測指標都更好，而且能夠容易地為它找到合適的定價指標。但是這種方法存在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它缺乏對負責任的駕駛行為的激勵因素，無法從整體上改善駕駛行為的結果和降低成本；其二，它通常會向來自貧困地區的守法駕駛員收取難以負擔的費率，而給予來自富裕區域卻記錄不良的駕駛員優惠價格，從而導致差距惡化。

在這一問題上鑽得越深，我對我們的收入和財富的大體分配也就瞭解得越多，我那些關於美國經濟平等的美好扭曲的憧憬也就消散得越快。我在麻塞諸塞州的政府工作很早之前就結束了，自那以後，不平等的問題始終盤踞在我的興趣列表的頂端。但是令人大感失望的是，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人，包括學術界人士少之又少。直到最近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使人們越來越難以忽略分配公平的問題。如果你還在疑惑為什麼2008年金融危機後興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即使根本沒有領導和焦點卻還是形成了氣候，不妨想一想，在經濟衰退之後的三年復蘇中，全部的收入幾乎都被頂層1%的人瓜分了。而且諷刺的是，這件事還給了“茶黨運動”更多的勢力。自2000年以來，70%或者更多的美國人實際上一直收入平平，甚至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略有下跌。

與此同時，自新千年以來，即使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那些居於社會頂層人士的收入卻增加了兩位數。在2009年經濟恢復初期到2011年，上層7%家庭的平均資產淨值增加了28%，其餘93%的家庭的資產淨值卻降低了4%。難怪那麼多人會覺得經濟衰退還沒有結束，而且一部分人覺得非常憤怒。唯一的一線光明是政界和學界終於將注意力放在了不斷加深的經濟不平等和我們長期以來令人羡慕，現在卻不斷衰退的流動性上。

然而從長遠來看卻毫無慰藉可言。按實值計算，美國的中間收入四十年來根本沒有任何提高。自從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出生以來，美國常規時期收穫的財富比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但是果實卻被越來越多地運到金字塔的頂尖。儘管在過去四十年中，中間人群的收入保持停滯，上層1%人群的收入卻增至三倍。就像20世紀中期，美國前10%的掙錢人拿走了全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如今這一資料更接近50%。在20世紀中期，處於財富尖端的前1%的家庭獲得了全國總收入的10%，如今，上層1%的家庭拿走了總收入的25%。如果你是其中一員的話，我希望你能心懷感激，不要認為一切理應如此。

同時，美國國會辦公室估計美國底層20%家庭的總收入降低了兩個百分點，他們在總收入中的占比從來沒有超過個位數。這意味著中產階級承擔了國民收入中向頂層階級財富轉移的15個百分點損失。另外一個廣泛引用的，被用來衡量不斷增長的差異性的指標是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和普通美國勞動者的薪酬比率，受其影響的主要是中產階級。當我還年輕的時候，這一比率是20比1，如今已經接近300比1。對這個國家來說，這些根本不是健康的趨勢。

我經常用一種簡略的方式來描述我們的社會經濟階級狀況。在這種分類中，非常重要的中層階級由這樣一群人——如果他們願意並且努力工作，他們可以生活得頗為舒適。而且如果他們工作更努力更出色的話，他們可以生活地更好。上層階級是這樣一群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即使不工作，他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下層社會又是另外一群人——即使他們願意賣力工作，也無法湊到足夠的錢過體面的生活。

中產階級是全體公民中的主力，但是我們的社會經濟理論對於中產階級已經不奏效了。即使他們願意也有能力工作，今天的中產階級仍然無法提升自身的財務狀況。這在21世紀越來越成為現實。美國夢已經種下了一種假設，即富有能力和賣力工作的公民可以自由地從一個階級上升到另一個階級，甚至可以跳出底層階級，進入高層位置，而懶惰或者無能則會導致階級地位下降。與過去相比，現在的美國夢已經不那麼真實了，如果頂尖的濃縮階層繼續吸幹下層空間中的機遇，以後的美國夢也不會成真。

此外，合理的擔憂應該遠遠不止於個人收入和財富不均。集團權力的日益集中化也同樣在威脅著大多數美國人所持有的價值觀。如果你擔心遊說者和超級富豪捐贈者對當今政治的方方面面影響過大，你並不是在危言聳聽。

在我們的共和國歷史上，企業財團在國會廳中的權力時起時落。然而自從大佬特威德（Boss Tweed）和馬克•哈納（Mark Hanna）開始國會的幕後統治以來，財團權力似乎比任何時候都大。統計資料顯示，大多數選舉的獲勝者都是籌集競選資金最多的人。我在參議院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現在美國的參議員一般都要花費三分之一的時間來籌集資金。對眾議院的成員來說，面對兩年一次的選舉，情況必定更加糟糕。

民主制度本身也受到了這一趨勢的危害。我們所珍視的政府體制並不是什麼理所當然的事物。你對世界各國的政府瞭解得越多，就越應該感謝我們的民主體制，就越能夠清晰地認識到它是一朵多麼嬌弱的花兒。民主不僅不會在任何地方任何時期輕易地出現，而且它在歷史上更是珍稀和脆弱的。從時空的範疇來看，民主發生和繁榮的情況太少了。儘管如此，美國和瑞士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兩個民主共和運行體制。我們政府中的某些人認為他們可以努力將我們的體制移植到其他地方，但是民主需要的不僅僅是大眾普選領導人的制度。真正的民主包括正當的法律程式、少數族群的權利、獨立的媒體、各種自由權利的保留，以及教會和國家的有效分離。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因素，多數票決只能是像一位明智的幽默大家所說的：一打狼和一隻羊投票決定午餐吃什麼。

在其本質核心上，民主需要一個先決條件：保持健康的多元化程度——即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廣泛分配。儘管民主和市場經濟是共生的，但兩者並不相同，而且民主絕不等同于繁榮。美國與市場經濟之間的依附關係相對強壯，只要我們能夠保持我們的挑戰和創新文化，美國的繁榮就可以保證。

但是危險在於，我們可能會發現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市場經濟中，有一小部分人和少數機構實際上拿走了所有的獎賞，他們在制定所有的社會經濟決策，而且很可能私心裡只服務於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樣的民主只是徒有虛名。真正的民主當然並不是適於人類的最自然的政府體制，可能它也只是與人類本性勉強共融，但是它卻可能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而我們國家目前日益上升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度卻威脅到了民主的持續性。如果我們的多元性遭到腐蝕，隨之消失的還有美國最瑰麗的寶石。

一些政治經濟學家會告訴你，財富和收入差距不會產生很大影響，因為一個流動社會中的巨大差異性會激發成功的雄心。但是隨著這種收入差距的增長，美國社會的流動性也在迅速減弱。更多的財富緊攥在少數家庭的手中，這意味著其餘那些人所付出的辛勞和誠懇工作所獲得的回報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