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應與中國開展更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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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財政部長和高盛集團前董事長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與中國的業務往來無人能比。保爾森在他出版的新書中,借鑒其以往經驗,為企業如何在中國運作以及企業在未來如何與中國合作提供了真知灼見。在新書出版之際,沃頓知識線上對此書進行瞭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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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保爾森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布希第二屆政府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短暫卻意義非凡的日子,尤其是他審慎地處理了2007年因次貸市場崩潰引發的金融危機。2006年,保爾森要求並被授權與中國展開一系列戰略對話,一直延續到奧巴馬政府時期。

此外,這些外交舉措與他在金融危機時發揮的作用並非沒有聯繫:中國在穩固資本市場方面悄無聲息地起著關鍵的支持作用,此次金融危機對兩國關係具有顯著影響。

然而,保爾森在擔任美國財政部長之前就已經對中國產生了興趣。在高盛任職期間,他幾乎毫無懸念地接手了公司的亞洲辦事處(保爾就職於芝加哥,比紐約的員工離亞洲“更近”)。保爾森很快對與中國這個難應付且神秘的國家合作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在離開美國財政部之後,與中國合作成為保爾森的重心。

除了關注環境保護,與中國各領域合作成為保爾森的畢生工作:在其書《與中國打交道:一位內部人士解讀這個新晉的超級經濟大國》(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中,保爾森詳述了他長達25年的中國之旅。

“你為何要幫助中國? 

保爾森曾在美國財政部和高盛集團任職,管理與其同名的非營利機構達三年,該機構致力於在中美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和環境合作。早在2014年,保爾森回答了一批美國金融高管的問題。其中一位問道:“漢克,你是一位真正的愛國人士,為何要幫助中國?” 

在某種意義上,《與中國打交道》通過長篇大論,從多個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保爾森作為一名效忠祖國、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共和黨人士,為何如此熱衷於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有意義的往來。用他的話說,中國“成為二戰以來我們最強大、最可怕的經濟競爭對手。”此外,他還承認,中國已經“開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發揮它新組建的軍事力量,”其表現與自由市場原則不符,人權和環境記錄也時好時壞。

直到1991年,保爾森才開始訪問中國大陸,此時正值他在高盛集團任職32年的中期。在接下來的15年,他到訪中國約70次:助力高盛趕上(並趕超)其競爭對手摩根士丹利等;與眾多中國公職人員和商界領袖建立夥伴關係和友好關係;最終,儘管存在巨大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中美兩國各自利益緊緊聯繫在了一起。為此,保爾森必須學會應對通常並不透明的決策過程,瞭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改革的局限。

在香港的早期立足點 

1990年末,保爾森被任命為高盛公司投資銀行部的聯合主管,並擔任公司在亞洲地區的主管,當時亞洲並非高盛的重心。在高盛內部,關於將賭注壓在中國還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的爭論不休。早些時候,保爾森認為,儘管中國不穩定且政治黑暗,但值得冒險:“我只是在腦子裡計算了一下,這些國家和地區儘管成功,其總人口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

在最初幾年,高盛決定將精力集中在香港。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的幾年,高盛的這種努力是明智的:中國極力討好香港殖民地的商界領袖,這些領袖反過來發展與大陸的關係,並向大陸投資。高盛的第一大手筆是在1993年,幫助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從香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商人手中收購了星空衛視,由此鞏固了商界關係,幫助高盛開展了眾多其他交易。

回顧過去,保爾森早年最重要的一項交易並未成功。中國當時極力想要滿足經濟快速發展所需的能源,高盛提供的解決方案(與改革派官員的觀念一致)是將一家發電廠的部分股份出售給眾多外國投資者,利用該收益建立新的發電廠。這筆交易雖失敗了,卻給保爾森及其同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使他們瞭解了在中國做生意的特點。這也成為高盛一系列交易的範本,説明高盛成為表現出色的在華西方金融企業,使中國的改革人士利用外商投資實現經濟自由化。 

通過上市(IPO)改革國有企業

在本書前半部分,保爾森重點強調了他與高盛在中國進行的三項重要交易。其中兩項交易是説明中國兩家重要的國有企業公開發行股票,這兩家龐大的企業既推動又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它們可能包括可盈利的創新部門,但同時也可能成為國家所青睞項目的工具,還要提供中國版的社會安全網:所謂的“鐵飯碗”,就是對員工的住房、食物和醫療服務等必需品提供終身保障。由於要維持這種難以為繼的雙重角色,國有企業幾乎都必須避免採取現代管理方法和透明的會計準則。

失敗的發電廠交易向保爾森表明,中國的改革人士欲利用公開發行股票涉及的責任和標準促使中國進行必要的改革。他們“想徹底改革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取消國有企業的特權和補貼,鼓勵發展職業經理人,從而振興國有部門。”

總之,他們極力進行根據自身情況推進私有化改革(他們自己喜歡稱之為“公司化”或“資本重組”)。這樣不僅能提升中國的競爭力,也為最終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該策略初步試驗於改革急需資本投資的電信業(截止20世紀80年代末,每200名市民還僅有一部電話)。1997年初,保爾森和高盛負責指導一家名為中國電信的新公司的IPO,這家公司是通過整合中國郵電部兩個省級部門的移動資產成立的。吸引投資者的是利用IPO獲得的收益收購其他省份的電信部門。香港回歸後僅數月,用保爾森的話來說,本次IPO呈現了“變革性”:新時期的中國在全球市場凸顯,其他國有企業也可以步其後塵發行股票。

徹底改革中國停滯不前的石油業將是更為艱巨的挑戰。20世紀70年代,全國上下齊心協力的能源獨立運動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九大能源生產國和淨出口國。然而,國內能源生產未能跟上20世紀80年代經濟的迅猛增長,至1994年,中國再次成為能源淨進口國。

重組龐大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成為當務之急。高盛提出的方法是分離其有利可圖的核心資產,並將這些資產整合為新成立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的IPO。問題各種各樣,保爾森寫道:“和其他眾多國有企業一樣,CNPC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公司,而是一個獨立的城邦。”

國內障礙已經夠多了,該交易還面臨來自國際環境和工會積極分子的阻撓,他們不僅反對該交易本身,還反對中國在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切在當年12月的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達到高潮。此次IPO在2000年初啟動,籌集到近29億美元。然而,重組導致成千上萬員工失業,在社會安全網不存在的情況下,中國電信的母公司不得不連續多年扶持失業工人及其家庭,從而維持安定。

中國奇跡的黑幕 

儘管艱難且具有爭議,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的此次交易至少滿足了成立新公司的需要,並將其帶入國際市場。高盛進行的第三項重要交易——重組廣東省一家控股公司——卻是野蠻且毫無風度。不過,保爾森將其形容為“在中國開展的最為重要的工作之一。”

即使在其繁榮時期,中國經濟也因缺乏現代資本市場和商業銀行,始終步履蹣跚。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勉強承認對外資的需求。其解決方案是成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ITIC),這是與外企成立合資企業的一種手段。急需的資本推動了保爾森所說的“經濟大規模突飛猛進”。然而,ITIC也成為當地官員的“蜜罐”,導致“大規模的浪費、管理不善、欺詐和腐敗。”

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導致了更大規模的浪費和風險投資。當廣東這家公司面臨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信貸緊縮時,中國改革人士決定“殺一儆百”,宣佈嚴肅對待市場改革:該公司及其債務將面臨重組或清算。

當保爾森與其團隊深查該公司帳本時,他們發現了一堆債務、子公司和無力清償的業務。他們再次選出該公司表現最佳的核心資產,希望以此安撫勢必遭受了該公司眾多債務重創的貸方,告知他們最終將得到賠償,即使利潤減少仍會獲利。這是一個里程碑事件。雖然自1986以來,中國已經實施了破產法,但廣東這家公司是第一個適用該法的大公司。這件事表明,在將來,難以避免倒閉的公司將接受破產和重組處理,而不是政府救助。 

私人企業 

這些年,保爾森在中國從事的最重要的兩個專案都是以個人名義進行的。1999年,朱鎔基總理邀請保爾森評估清華大學(又稱“中國的麻省理工”)的經濟管理學院,並提出建議。朱鎔基知道,缺乏受過良好訓練的高管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問題——1966年大學被關閉,直到1977年才完全重新開放。(文革帶來的長期陰影不動聲色地貫穿本書。保爾森在書中勾畫了眾多與其緊密合作過的官員和高管的形象,對多數人來說,文革時期是他們的成長階段:雖然負面阻礙了他們的教育和職業發展,但同時,用保爾森的話說,也為他們注入了巨大的“勇氣和智慧”。)

另一項舉措發生在保爾森擔任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亞太區委員會聯合主席期間。保爾森在伊利諾斯州一家農場長大,幼年時期曾夢想成為一名護林員。保爾森及其夫人溫蒂(Wendy)盡其一生熱情於環境保護。在改革派官員,包括廣東金融改革的領導者的幫助下,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與雲南省政府合作,開發了雲南大河流域國家公園專案,這是一項與國外非政府組織史無前例的合作。

這兩項舉措的開展得益於保爾森多年建立起來的深厚人際關係,也都使他更加堅信在中國進行改革的必然性,但改革的道路時而會崎嶇坎坷、令人受挫。保爾森所認為的這些年他所產生的影響和變化,在之後的歲月中促使他接受了一份他原本決定拒絕的內閣職位。

回歸公共服務 

2006年7月,當保爾森任職美國財政部長時,他面臨一系列國內問題要處理,其中包括津貼改革,不過,提出處理美中關係的新方法也是最初的一項重要問題。這位新上任的財長認為,自1972年尼克森提案以來,推動中美關係的主要是安全問題,但是中美可以在經濟領域達成更多共識。當時的布希總統授權保爾森發起戰略經濟對話,第一次對話于當年12月在北京舉行。此次對話取得了一些進展,包括宣佈中國將允許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在中國設立辦事處。

在首次戰略經濟對話前,保爾森不得不與國會上的日益高漲的反中國情緒作鬥爭,反中情緒在2006年11月的總統中期選舉期間更加強烈。擔憂集中在中國對貨幣的抑制,這將有利於中國出口,反過來擴大中美兩國貿易逆差,導致美國製造業失業人數增多。

保爾森認為,中國最終要允許人民幣隨著市場波動,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更為複雜。“對美國工人來說,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以及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和產品放寬市場准入比僅僅調整貨幣更有利。”在任期內,保爾森成功阻止了眾多旨在懲罰中國操縱貨幣的議案。

次年,保爾森逐漸集中精力應對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始於次貸市場,最終危及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金融巨頭,並要求聯邦政府接管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然而,保爾森堅持戰略經濟對話進程,在2007年舉行兩次峰會,2008年又舉行了兩次峰會。此外,他還稱讚中國——美國第二大境外投資國——抵住撤出關鍵資本基金的衝動,從而有助於穩定金融市場。 

“思考與行動並重”智囊團

直到保爾森離職後,此次金融危機仍一直困擾著他。“我用了數月時間與我的律師聚在一起:收到傳票、被免職、在國會面前作證。”他決定寫一本關於該經歷的回憶錄《峭壁邊緣》(On the Brink),但發現該書對於治癒金融危機作用微乎其微。2009年底,在不確定下一步何去何從的情況下,保爾森接到友好的中國大使的電話,邀請他參加次年春天在中國舉辦的經濟論壇。保爾森成為博鼇經濟論壇首位美國受託人。

經過數月協商,2011年6月,保爾森宣佈在芝加哥大學成立非營利性保爾森機構,該機構的使命是“通過加強中美合作,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環境更為清潔。”該機構最初僅由保爾森資助,現已擁有員工30名,海外合作專案涉及城市化、全球領導力、氣候變化和空氣品質、環境保護與跨境投資。

中國面臨的挑戰令人望而卻步。但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人均GDP世界排名第80位(飽受戰爭之苦的伊拉克排名第81位)。經濟增長已趨平穩。富有的中國人在海外投資的規模史無前例,許多人正考慮移民他國,或已經移民。過去二十年,因工作、福利和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的抗議和內亂急劇增加。城市時常面臨惡劣的空氣品質,隨著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的發展,這一問題只會繼續惡化。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美國僅9個,中國卻有174個。

然而,保爾森依然保持樂觀心態,在本書結尾,他堅持認為現在與中國往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如果世界最重要的兩大經濟強國能夠互補合作,從經濟和環境問題到食品和能源安全,再到核擴散和恐怖主義,我們所面臨的每一個重要全球挑戰都將更容易得到解決。不過,如果美國和中國背道而馳,將幾乎不可能解決這些挑戰。”

2015年8月,人民幣貶值帶來的連鎖反應使人們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之於全球市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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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何應與中國開展更深入的合作."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05 May, 2016]. Web. [21 September, 2017]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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