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翼空難帶給我們什麼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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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德國之翼(Germanwings)一個航班墜機事件被懷疑為自殺行為,這宗導致150人喪生的空難,引起了人們對航空公司如何更好地監控飛行員心理疾患的跡象、如何改善雇員與工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提高培訓水準等問題的關注。

德國之翼的這架飛機屬於德國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低成本航運子公司,在從西班牙巴賽隆納飛往德國杜塞爾多夫的途中,在阿爾卑斯山墜毀。對這起空難的早期調查顯示,這是一起飛機副駕駛安德里亞斯·盧比茨(Andreas Lubitz)的蓄意自殺事件,盧比茨有嚴重抑鬱症病史,之前曾因自殺傾向接受治療。

這起空難“從本質上來說是個恐怖主義行為”,“在我們獲得防範所有恐怖主義行為的足夠經驗之前”,這樣的行為是無法防範的,沃頓商學院法律研究和商業道德榮譽實踐教授斯圖爾特·戴蒙德(Stuart Diamond)談到。戴蒙德認為,在披露副駕駛有心理問題以及公司將採取補救措施方面,漢莎航空公司做得很好。“然而,我並不認為他們走得足夠遠。”他談到。“航空公司在防範恐怖主義行為方面應該更加小心。”

羅格斯大學肯頓分校法學院(Rutgers School of Law in Camden)講授航空法的客座教授羅傑·S.克拉克(Roger S. Clark)談到,漢莎航空公司是個歷史悠久的航空公司,而且是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令人遺憾的是,這類空難還是發生了,該公司應該‘在顯微鏡下’仔細觀察航空公司的所有行為。漢莎航空公司必須重新獲得乘客的信任,一個航班一個航班地贏得人們的信任。” 克拉克同時也是克拉克法律集團(Clark Law Group)的創始成員和管理者,該機構專注於空難案件及保險的相關事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次出現這類悲劇,悲劇同時也會成為彰顯人性的機會。”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客座教授、沃頓商學院麥克創新管理研究所(Ma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執行董事塞卡特·喬胡瑞(Saikat Chaudhuri)談到。他接著談到,漢莎航空公司在其品牌建設計畫中,一直試圖傳達出這樣的資訊:它關心的不只是網路和效率,還有“人情味”。“處理遇難者及其家屬的事務自然成了該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漢莎航空公司也需要把這一事件轉變成一個企業使命聲明——這是一家“關愛他人的航空公司”。

戴蒙德、克拉克和喬胡瑞在SiriusXM 111頻道沃頓商業廣播的沃頓知識線上節目中,討論了航空業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或許也是這次自殺墜毀事件的部分原因,並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

“問題的關鍵是:你怎麼應對安德里亞斯·盧比茨這樣的問題?”克拉克問道。他特別談到了其原因與德國之翼墜機事件類似的其他空難。一個是1997年勝安航空公司(SilkAir)一架從雅加達飛往新加坡的客機導致機上104人全部喪生的墜機事件。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簡稱NTSB)對該起事件的調查結論為“飛行員的故意行為”,他談到。1999年,埃及航空公司(EgyptAir)990航班在從洛杉磯飛往開羅途中在大西洋墜毀,這起事件造成機上204人全部喪生,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認為,墜機原因同樣是飛行員的故意行為。克拉克談到,飛行員的自殺行為也是2013年莫三比克航空公司(Mozambique Airlines)一架客機墜毀的原因。他還補充談到,去年,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alaysian Airlines)載有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370航班,在從吉隆玻飛往北京的途中失聯,原因同樣如此。

費力維繫的關係

喬胡瑞談到,漢莎航空公司應對其業務壓力以及那些壓力給飛行員的影響問題也需要仔細檢視。他談到,去年,漢莎航空公司的飛行員罷工了12次。他還談到,為了贏得價格競爭力,尤其是為了應對中東航空公司的競爭,這家航空公司創建了幾家德國之翼和歐洲之翼(Eurowings)這類的子公司。漢莎航空公司擁有至少15家全資或持有股份的航空業子公司。

“你給飛行員到底能施加多大壓力的問題,自然就成了人們的關注焦點。”喬胡瑞談到。“現在看來,(德國之翼這起空難)或許並不是給飛行員施壓的結果——這個事件有其特殊性——但該公司確實面臨著飛行員的幸福安康這一更大的問題,考慮到最近發生的事件,這個問題也必須得到解決。”

克拉克談到了“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為了滿足航空服務業迅速增長的需求——其中一半的需求來自亞洲市場,全球航空業需要建立一個有55萬名飛行員的人才池。“對航空公司來說,飛行員非常‘昂貴’,航空公司如何對待他們將會繼續經受很大的壓力。”

克拉克談到,遙控飛機等技術可以提供解決方案。他談到,美國每三個飛行器就有一個是遙控飛行器。“(可是,)乘客目前還不想走進一架沒人操控的飛機。”他接著談到。“……技術也有自身的問題,因為它的短暫故障就可能導致災難。”

人們現在關注的焦點問題還包括航空公司是否要讓至少兩位機組人員始終留在駕駛艙。“安德里亞斯·盧比茨這類事件在美國就不太可能發生,因為我們有兩人留在駕駛艙的規定。”克拉克談到。德國之翼墜機事件發生3天后,歐洲航空安全局(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臨時建議航空公司,在飛行途中,要讓至少兩位機組人員——其中至少有一位飛行員——留在駕駛艙。

跟蹤心理健康狀況

克拉克談到,德國之翼墜機事件發生後,航空公司必須更好地監控飛行員的心理疾病。他認為,有關這一問題的現有規章很可能要做出調整。“問題在於,現有的規章依靠飛行員的自我報告。大部分飛行員都不願意自我報告自己有嚴重的抑鬱問題或者自殺的念頭,因為他們可能為此丟了自己的工作。”他談到,雖然飛行員會定期接受體檢,但大部分檢查醫生都不是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他還補充談到,此外,與他們最初受聘不同的是,飛行員不會被要求接受精神狀況的全面評估。

克拉克認為,美國大部分州都規定,當精神病學家和其他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有合理的理由懷疑其病人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威脅時,他們必須向當局報告。“如果德國也有類似的規定,為盧比茨提供治療的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就會把他的問題報告給當局,而不是把檢查結果交給他,讓他自己交給雇主。”他談到。

生命的價值

克拉克談到,在決定空難事件的賠償額時,航空公司會與其保險公司和律師磋商,通常情況下,他們都能找到類似情況賠償額的參考例證。一個名為《蒙特利爾公約》(Montreal Convention)的國際公約列明瞭遇難者家屬“追償權”(right to recovery)的指導方針。克拉克補充談到,最終,賠償額可能要由各個國家的地方法庭做出裁決,德國之翼空難的乘客來自15個國家。

人們認為,在與遇難者家屬討論賠償方案時,漢莎航空公司會採用一種體貼的策略。“和金錢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漢莎航空公司怎麼醫治空難給這些人留下的永遠的傷痛。”戴蒙德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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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翼空難帶給我們什麼教訓?."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2 April, 2015]. Web. [21 May, 2018]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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