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中國:如何衡量新常態

在2014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的習近平主席一直在要求國家面對中國發展增速減緩的“新常態”要保持平常心。去年5月份,他曾經發表講話說:“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1月19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資料,中國201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7.4%——略高於預期的7.3%,但低於北京所制訂的7.5%的目標範圍。今年的GDP增長速度目標甚至更低,僅為7%。

統計局在1月19日宣佈GDP資料之後,中國股市也以上漲進行了回應。次日,市場出現了6年來的最大暴跌——跌幅達到了令人震驚的7.7%——這是打擊非法交易所產生的效應。

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和其他專家表示,在新常態下,中國的GDP增長速度不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標。如果政府可以在控制好經濟下行的同時避免出現大範圍的動盪,這點則尤甚。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2013年年底召開,會議上提出要深化基本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此前是以重工業投資和低成本製造業出口為基礎的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正在向以國內消費和高價值商品與服務為基礎的更為成熟的經濟體進行轉型。基於這種情況,深化基本經濟體制的改革更為至關重要。

消除經濟刺激力度過大的情況

“從某些方面來說,在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經濟增速放緩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邁耶(Marshall Meyer)說,“可以修建的鐵路和工廠只有那麼多,在全球需求放緩時尤為如此。但改變國家的經濟模式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事實上,“改革的進度要比預期慢很多,”沃頓商學院和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in London)金融學教授佛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說。如果中國推行改革失敗,“從長遠來看,風險在於增長速度和人們的福祉將會受到傷害。”難點就在於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國家受困於低增長率和中等國內生產總值,沒有能力與低收入國家或更為發達的經濟體進行競爭。

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採取了過大的經濟刺激手段,這點現在也進一步加大了對改革的需求。為了推動經濟的增長,北京通過地方政府投入了4萬億人民幣(5860億美元)來為國營企業、房地產和其他投資提供支援。這些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進一步加大了其經濟增長對工業投資、出口和存在泡沫的房地產業的依賴程度,而這些行業中眾多目前正面臨生產力過剩的情況。此外,本地政府投資者現在正債臺高築。“回頭來看,人們很容易會說:與其用錢來進行基建,不如將它們投入到勞動力大軍上,為社會保障體系提供支持,” 邁耶說,“最終,相比低成本的出口製造業而言,家庭經濟保障可以創造更多的紅利。看上去像是2008年至2009年的極度繁榮景象正在重演,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這點讓這個問題尤為具有難度。”

痛苦和希望

邁耶指出,現在,即使GDP增長速度從7.5%跌至7.4%,這很小的下跌也意味著落地會帶來痛苦。他說:“與購物廣場內的商人們交談,說生意比較清淡;北京的許多餐館已經關門,而且酒店似乎空房很多。”同樣受到嚴重衝擊的還有重工業,例如鋼鐵、水泥和化工——這對於不景氣的房地產行業來說相當重要——以及“低端製造業。低端製造業現在已經自動化,或者是向成本更低的內地或其他國家轉移,”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PNC金融服務集團(PNC Financial)高級國際經濟學家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指出,“另一方面,因為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目前勞動力大軍中的新人數量遠遠低於數年前……而且許多人在高中畢業後選擇去接受高等教育,而不是直接進入就業大軍。”

許多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目前則比較樂觀。2015年將會是困難比較大的一年,很大方面原因在於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但“我傾向於相信我們正在走向市場的底部,而且事情會出現好轉,比多數人預期的要更好,”華盛頓特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SAIS)高級副教授皮特·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說,“事實上,如果房地產價格和交易量已經到達穀底,即將反彈,那麼將帶來次生效應,進一步刺激全國範圍內的私人和公共投資。”

鮑泰利表示,但如果房地產市場的反彈不出現,那麼政府出臺刺激措施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這次,刺激措施將會直接由中央政府出臺,而不是由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出臺。根據今年的新聞報導,中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據稱已經擬定1萬億美元(7萬億人民幣)的政府基礎設施投資計畫。但鮑泰利說,整體而言,“2015年出現經濟或金融崩潰的可能性相當低,”農業和服務行業的表現相對而言比較強勁,其中又以後者為甚。它們的強勁表現有助於保證就業。

改革之年?

在改革前沿,人們的希望也相當高。專家們表示,一些跡象正在出現,顯示中國的轉型正慢慢站穩腳跟。今年1月9日,在華盛頓特區召開了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會議。會議上,北京經濟研究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研究負責人葛藝豪(Arthur Kroeber)指出,消費作為GDP的一部分正在增長,而且服務行業現在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經超過了製造業。他表示,2007年的年均投資增長了15%,而現在這個數字下降到了大概7%至7.5%,但消費在當時是增長了約8%至8.5%,現在的增長率是7.5%。他指出說,儘管消費在軟經濟中增長放緩,但其降幅大大小於投資的降幅。葛藝豪補充表示,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創新也在站穩腳跟,為此他引用了互聯網巨頭阿裡巴巴在全球的成功為例。

自習近平2年前擔任中國主席以來,他的反腐運動已經比實際的經濟改革更多地成為新聞報導的重點。這場運動旨在打擊威脅到新經濟轉型的舊經濟既得利益,為改革掃除路障,其中就包括了政府官員和國營企業高管之間的親密關係。“舞臺已經搭建好,以備在今年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步入下一個五年計劃(2016年至202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學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說,“他們是否會推行體制改革,在處理掉第一批政府官員以儆效尤之後,腐敗問題不再出現?這個問題尚無定論。”他指出,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計畫將重點放在對法律制度進行改革上,也許會讓法律制度能更為有效地遏制腐敗。

專家們指出,在反腐工作之外,一些經濟改革工作已經得到推進。去年6月份,北京批准了2016年即將實施的財政改革計畫,其中包括讓地方政府預算流程更加透明的一些舉措、對稅收制度進行重新設計、以及更好地匹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務資源和財務責任——增強北京的責任,因為國家收入的一半流入了中央政府,但目前只承擔了國家開支的1/3。去年夏天,中國同時也啟動了改革其城市戶口制度的第一步,中國1億農村人口將被允許到中小型城市落戶。此外,北京也加強了對精細石油產品、天然氣、水和電等定價的控制,以刺激投資,避免浪費。

讓市場起主導作用

專家們表示,在金融領域的改革更是當務之急,可是其推行時間之緩超過了人們的預期,儘管如果中國想要更為有效地配置投資資本,這種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政府可以制訂體制繼續開放資本市場,那麼其經濟的發展速度將會更快,”沃頓商學院的艾倫說。他表示,一個需要密切關注的領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否會允許繼續進行。該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開放金融市場的一種實驗。艾倫說,去年11月份,北京政府允許上海與香港股市進行互聯互通試點,這是邁出了開放資本市場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也會允許深圳和香港股市進行互聯互通。他預計說,隨著中國逐漸融入全球資本市場,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將會更加市場化,“我們將在2015年看到人民幣的雙向波動”。

去年11月份,中國人民銀行降低了存貸款基準利率,以幫助中小型企業獲取資金。中國央行同時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此外,北京發佈了存款保險條例的草案,為利率全面市場化奠定了基礎。中國目前的存款利率是負利率,降息將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開支能力,同時提高向銀行借款的成本,以進一步刺激以市場為基礎的借貸行為。現有體制是“對家庭徵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黃益平在今年1月份的布魯金斯學會會議上說,“實質上來說,它是剝奪了家庭消費的能力,將其重新分配給了企業。”

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鮑泰利表示,北京必須保持謹慎。“改革目前只完成了一半,如果在這種經濟體制內太快地完成金融領域市場化的工作,你將看到國有經濟領域內出現大範圍的破產現象,導致金融體系無力承受。金融改革不是你可以隨意去加快步伐的,它必須是一步一步來,但具體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速度,沒有人知道。我不太認同北京的基金經理們的觀點,因為他們的結論沒有什麼劇本可遵循。沒有人知道這個體制的容忍程度究竟有多大。”

落後的國營企業

許多專家也為北京在推動國營企業改革方面速度很慢而感到不安。沃頓商學院的邁耶表示,儘管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提出要針對國營企業積極發展國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引入更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但沒有什麼證據顯示,國家會對國企管理放權。一些國營企業的高管們“正努力管理企業,以誠實的方式為股東們賺錢,但政府正在對他們進行干涉,”他說,“他們的決策方式仍然不是企業化的方式。”

葛藝豪說,20世紀90年代,當時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將半數的國營企業私有化或關閉,讓2000到3000萬人下崗。“現在,國營領域已經萎縮。要解決國營領域的問題,你必須創造500萬到1000萬的就業機會,以安置下崗人員。我很困惑政府為什麼那麼不願意在國營領域改革上更為激進一點,因為改革的好處很明顯,而且此時勞動力隊伍相比15年前已經開始萎縮。”對此北京大學的黃益平表示贊同:“朱鎔基在1年內讓勞動力的數量增加到此前的8倍,而現在勞動力人數每年減少300萬人。如果朱鎔基在20世紀90年代就可以那樣去做的話,我們現在有更為有利的條件來推進工作,”他在布魯金斯學會會議上如是說。他補充道,理想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Temasek),其目的就是讓國有資產的回報最大化,同時政府規避了管理的細枝末節問題。

國有企業“也許是最後的改革對象,因為在這方面達成的共識相對較少,”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在布魯金斯學會會議上指出,“它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或意識形態問題,而不單純是一個經濟改革的問題——是國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的問題。擺在首位的社會主義,次之才是資本主義。” 博源基金會是香港一家著眼於研究中國政策的非政府組織。

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最終,衡量中國經濟成功與否的標準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對此專家們均表示贊同。不要將公共資本注入國營企業,“如果你將這些資本注入社會保障網路,它將會為公眾謀利,”博源基金會的秦曉說,“在20到30年裡,社會保障網路、醫療保健和環境方面將出現嚴重的赤字。現在還只是初現端倪。如果處理得太晚,成本就會更高。”

邁耶說:“在我看來,最至關重要的就是家庭消費,因為那是衡量人們生活水準的一個指標。中國可以將GDP的50%以上投入到這個方面嗎?除非這個數字開始大幅地增長,否則就不是在根本上實現了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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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中國:如何衡量新常態."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04 二月, 2015]. Web. [29 March, 2024]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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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中國:如何衡量新常態. China Knowledge@Wharton (2015, 二月 04). Retrieved from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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