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你即將有個寶寶了！懷胎十月很快就會過去，所以好好享受這段時間吧。恕我多事，給你一條建議，開始存錢吧。現在就開始。
鋼琴課、足球夏令營、矯正牙齒、然後還有上大學。很可能你已經開始研究哪個529理財計畫最好。你會有近20年的時間來為這些事情存錢。但你現在真正要存錢的是兒童保育：這方面的帳單很快就會潮水般湧來，而且在美國的大多數地方，每年在這方面的開支甚至比大學費用還高。
美國兒童保育意識組織（Child Care Aware America，兒童保育機構和仲介機構團體）去年發佈的調研結果顯示，在美國的31個州內，嬰幼兒日托的年開支已經超過了公立大學裡本州學生的平均學雜費。例如，在紐約州，日托成本達到每年近1.5萬美元，而本州學生的大學學費平均為6500美元。
在眾多發達國家內，兒童保育和早教的補貼相當高。但美國並沒有關於兒童保育方面的國家政策。“當我們對比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兒童保育方面所開展的工作，就會感到些許的尷尬和傷心，”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斯圖爾特·弗裡德曼（Stewart Friedman）說，“部分原因在於美國人的個人主義文化。大家都認為要自己靠自己。”
兒童保育的高成本不僅僅會影響到居民個人家庭的經濟情況，同時對經濟整體也會有所影響。一方面，家庭預算的大幅吃緊會抑制消費，從而拉經濟發展的後腿。其次，兒童保育方面的壓力（以及經濟壓力）會迫使女性退出職場。最後，兒童保育方面的重重困難也嚇退了部分人，讓他們不敢先考慮生孩子的問題。當然，真正的問題在於，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現在的孩子就是未來的勞動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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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保育的開支是導致年輕人選擇不要孩子的因素之一——這也是一個問題，”弗裡德曼說，“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進行思考，一是私營經濟部門可以做些什麼，二是政府可以從哪些方面來改善兒童保育的基礎設施，並且提供帶薪家務假。”
“一躍墜入黑暗的深淵”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當今全美的爭論話題中竟然沒有包括一個全民兒童保育計畫，這點實在讓人感覺有點奇怪。有眾多研究指出，兒童大腦發育的早期相當之重要。目前經濟復蘇腳步緩慢，而且政府在國家醫療體系上已經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因而也有理由認為，由聯邦政府提供資金資助的兒童保育網路可以改善眾多美國家庭的經濟條件。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已經承諾要為低收入家庭的4歲兒童提供幼稚園學前班教育，而且在奧克拉荷馬州和喬治亞州等州已經開始了或多或少的工作。但儘管如此，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兒童保育問題並沒有被當做國家大事來進行考慮。
兒童保育是經濟強有力的推動因素，不過也會大量消耗經濟。例如想想看，因為要看護孩子而導致的曠工問題每年讓美國企業背負上了30億美元的成本。“兒童保育是經濟中一塊無形的組成部分，”家庭和工作研究會（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會長兼聯合創始人艾倫·加林斯基（Ellen Galinsky）說，“經濟學家通常不會去關注兒童保育——他們一般不會去研究兒童保育機構的員工們，也不會去分析我們這個國家有多少員工要靠這些機構來看護孩子，便於自己安心工作。”據美國人口調查局（U.S. Census Bureau）最近的報告顯示，儘管在家庭收入中，兒童保育上的開支自1986年以來一直維持在7%左右，但兒童保育成本在過去25年裡面已經翻了近一番。兒童保育意識組織表示，在美國的21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對育有一個孩子的夫妻來說，4歲兒童在日托中心的看護開支每年超過了家庭收入中值的10%。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榮譽管理學教授洛特·貝林（Lotte Bailyn）說：“這點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她指出，送孩子去兒童保育機構的絕大部分家庭通常收入還都在起步階段。這也加大了他們的經濟壓力。“兒童保育成本高昂，這導致他們沒有太多可自由支配的金錢進行消費。這可能也是導致我們經濟復蘇緩慢的原因之一，也抑制了人們的需求。”
全民兒童保育機構曾經差一點就變為了現實。1971年時，國會兩黨聯合投票通過了《全面兒童發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該法案由兩位民主黨人——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沃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和印第安那州的眾議員約翰·勃萊德馬斯（John Brademas）——共同提出，在全美創立一個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的兒童保育中心系統。這些中心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並且為大童提供課後託管，同時也提供醫療和牙科服務。
收費根據家庭的收入水準來決定，多數中產階級家庭至少會有資格得到學費補貼。用蒙代爾的話來說，該法案“旨在確保每個孩子都有公平的機會來充分挖掘自己的潛力。”
但理查·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否決了該法案。尼克森稱該法案“讓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一躍墜入黑暗的深淵，”會“在育兒問題上從以家庭為中心轉變為社會集體的方式，從而讓國家政府背負上巨大的道德責任。”
40餘年之後，對該法案的否決也體現了社會福利改革的部分汙名。“社會福利並未被視作是一種安全保障，”貝林說，“人們沒有將社會福利視作是建設體面社會的一種方法，而是將它與懶人們聯繫在一起。人們沒有去思考該法案到底會如何影響到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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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資料顯示，低收入家庭有很大一部分收入被花在了兒童保育上面。例如2010年，對於每月收入低於1500美元且家中孩子不到5歲的家庭來說，每月收入中有過半被花在了兒童保育上（52.7%）。資料顯示，在使用中心式兒童保育機構的低收入家庭中，只有約30%的獲得了補貼。使用6歲以下兒童居家看護中心的低收入家庭中只有16%得到了補貼。
一些貧窮的職工家庭採用了其他方法來湊合。以今年初夏黛布拉·哈勒爾（Debra Harrell）被捕為例。哈勒爾是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母親。她在麥當勞上班時就將自己9歲大的女兒放在附近的公園裡待上幾個小時，並因而被捕。她被指控非法對待兒童，這種重罪最高可判入獄10年。她的被捕在全美上下引發了一場辯論。
“這些員工們相當貧困——單身母親或基本上都要輪班的速食行業工作人員——基本上一無所有，”貝林指出，“他們代表了一些需要工作來養育孩子們的人，可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幫助，讓他們能夠為孩子們提供高品質的看護。”
社會福利還是個人選擇？
在兒童保育方面，美國有哪些工作做得還是不錯的？“遺憾的是沒有太多工作做得不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南茜·羅斯巴德（Nancy Rothbard）說，“美國沒有由州政府提供補貼的兒童保育服務，而且美國的探親假和病假的數量仍然遠遠低於其他多數發達國家。”
“我們不能只是揮舞著權棒，然後僅僅只是糾正問題的一部分，”她補充說，“這個問題已經與我們的徵稅方式、我們的經商方法、我們的社區資源使用方式、以及我們所提供的保障網路類型等密不可分。”
美國的母親們可以享受到12周的產假，但國家並沒有要求雇主在這段期間支付她們薪水。相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法國的女性可以享受到16周的帶薪產假，德國女性的帶薪產假為14周，波蘭女性通過社保可以享受到26周的帶薪產假。國際勞工組織表示，其他為首次生育的母親們提供至少14周帶薪產假的國家還包括有中國、越南、辛巴威、剛果、巴西和哥斯大黎加。
羅斯巴德補充說，美國家庭的架構和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和老一輩同住是導致兒童保育方面“難度很大”的另兩個因素。“美國主要是一個注重個人主義的社會，”她說，“在其他的國家，則依靠家庭和社會的支持來集體撫養孩子。但在美國，我們並沒有這種文化。”
此外，在其他眾多的發達國家內，高品質的兒童保育和早教服務是國家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例如在歐洲，在公立小學體系裡，正式的學前教育通常是一種常態。但在美國，這就是一種例外情況。事實上，幾乎在兒童保育和早期教育的各個維度，美國都落後於經合組織的其他多數國家。
在經合組織的國家裡面，幼稚教育的學生中84%參加了公立學校或依賴於政府的私立機構的課程。在美國，55%的幼稚教育學生參加了公立學校的課程。例如經合組織的資料顯示，在墨西哥，各州有義務為3歲以上的兒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務，而且這個年齡的兒童必須參加這項義務學習。在美國，幼稚教育的起始年齡通常為4歲，而在其他21個經合組織國家裡，幼稚教育的起始年齡為3歲或者更小。
此外，眾多國家正對幼兒課程進行大力投入。根據國際教育標準中心組織Cent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ing）的資料，新西蘭和韓國正在推行早期教育課程規範；與此同時，芬蘭已經將重點放在提高幼稚教育專業人士的資質、加強培訓和改善工作環境上。不過在美國，兒童保育機構良莠不齊。大量縱向研究顯示，參加高品質早期教育課程的孩子們在學校表現更加出色，更可能繼續到大學深造，收入也可能更高，並且刑事犯罪的可能性更低。
也有必要指出，美國的兒童保育工作人員薪酬都相當地低。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報告，2011年，兒童保育工作人員的工資中值為19098美元，而1990年的工資中值（以2011年不變美元計算）為19680美元。在其他國家，兒童保育工作人員的待遇一般會相比要好一些。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經合組織的估計，從丹麥到哈薩克斯坦，公立幼稚教育工作者的薪水是小學教師薪水的85%至100%；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和新西蘭，公立幼稚園教育工作者的薪水與小學教師齊平。
“我想說的是，在美國，所照看的人年齡越小或越老，你在勞動力市場的價值就越低，”沃頓商學院的弗裡德曼說，“（兒童保育領域的工作人員）所照看的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而且這個時期，兒童的發展是最至關重要的。可事實上，他們的薪酬位於最底層，這其中存在問題。”他也指出，老年人護理人員的薪水也相當低廉。
麻省理工學院的貝林補充表示，問題的核心在於，在其他國家，兒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福利。“但孩子們在這個國家被視作是個人的選擇，”她說，“如果你選擇要孩子，你就必須去照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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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林斯基對上述觀點也表示了贊同。她同他人共同領導了一個名為“工作中”（When Work Works）的研究。該專案主要針對彈性工作制和其效力進行研究。“丹麥、法國和芬蘭等其他國家將為生育小孩的家庭提供支援視為是一種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她說，“兒童保育被視為是國家的基本責任。而在美國，兒童保育被當做是個人的責任。”
“女人的問題”
“個人的責任”可能會變成是母親的個人責任。而且通常就是這種情況。沃頓商學院的羅斯巴德指出，在美國，兒童保育是女性的社會經濟學課程。 “大量女性的經濟條件不允許她們不去上班賺錢。所以她們只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找家兒童保育機構湊合了事。這讓她們相當有壓力。而在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有些女性有能力來承擔高品質的兒童保育，但他們也是湊合了事。兒童保育費用高昂，而且壓力大，一些可以支付得起兒童保育的人決定放棄要孩子。不管是哪個群體，兒童保育都是難題。”
事實上，就算是在《向前一步》（Lean In）這本書所描繪的時代裡，當彈性工作制和國家支援在國家討論中佔據了很多的位置，兒童保育還是被視作是“女性的問題”。例如在眾多家庭中，母親負責來找臨時保姆，主要負責和保姆打交道，而且母親負責接送孩子去日托中心。
為了孩子而放棄自身職業發展的通常也是母親。這是因為許多專業人士認為，為兒童保育做出犧牲的應該是女性，而不是整個家庭。加林斯基說：“女性認為必須對比一下自己的工資收入和（在兒童保育上的）開支。”
結果就是因為女性一般收入會比其男性伴侶（本文中是她們的配偶）低，一些人會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留在家中照顧孩子，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兒童保育費用，還要處理由此帶來的種種麻煩。但加林斯基指出，這種計算會產生誤導，而且比較短視。“有大量的研究顯示，脫離職場會削弱以後的賺錢能力，但當人們持有一種稀缺心態時，就難以看到全域。”
一些專家認為全民兒童保育會提高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也會推動美國企業中高職位女性的數量增加。（有了品質更高的兒童保育服務，辭職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數量就會減少，由此也擴大了他們的職業發展機會。）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對今年年初發佈的全美人口普查資料進行了分析。分析顯示，全職媽媽的比例在過去15年內有所上升，2012年達到了29%。2010年人口普查報告將重點放在已婚的全職媽媽身上。皮尤研究中心的這份研究引用該報告說，兒童保育成本的上升也推動了這種發展趨勢。研究稱：“尤其是對那些有2到4個孩子的母親而言，兒童保育的成本可能超過了她的承受能力，除非她自己有相當可觀的收入。”
“美國缺乏制度化的支持，這點妨礙了女性的發展，”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的教授、《消除性別差距》（Bridging the Gender Gap）一書的作者林·羅斯伯裡（Lynn Roseberry）說，“我們仍然有一種落伍的思想，認為孩子們應該是由他們的母親撫養長大。這種思想是源於人們認為女性是最好的看護人選。”
她補充說，即使女性在生育後重返職場，管理兒童保育情況的成本和壓力也常常會破壞他們的職場發展前景。“由於兒童保育問題，她們在晉升問題上常常原地踏步。在美國，女性常常必須要自己來處理兒童保育問題。這個問題難度大，耗時，而且相當消耗精力。”
此外，美國並沒有什麼職場母親團體。“美國女性——甚至是教育水準較高的女性——傾向於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羅斯伯裡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其他女性也有著共同的難題。這讓他們樂於接受説明較少的情況，也讓他們傾向於降低自己的抱負。”
未來的勞動力大軍
與兒童保育相關的難點和成本可能也會影響到一些人是否先要孩子的決定。以弗裡德曼的工作為例。他是沃頓工作/生活整合專案（Wharton Work/Life Integration Project）創始人和負責人。他針對沃頓商學院的在校和已畢業學生的生活、職業發展和家庭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縱向調查。
1992年，他對450餘名沃頓商學院畢業的本科生進行了調查，調查內容是他們是否打算生育或收養孩子。2012年，他針對最新一屆沃頓商學院畢業的本科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1992年，79%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未來會要孩子。但到2012年，這個比例只有42%。
“這個數字跌幅巨大，”弗裡德曼說，“我一再聽到人們提到（為什麼不打算要孩子的）原因就是兒童保育的成本太高。年輕人會對我說，‘我不知道自己要怎麼來出這些錢。’” 最近，弗裡德曼根據這份研究撰寫了一本書，名為《嬰兒荒：職場內外人們的新選擇》（Baby Bust: New Choices for Men and Women in Work and Family）。來自美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NCHS）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的出生率在2013年達到了新低：15至44歲的女性中每1000名有62.9名生育了孩子。本次研究發現，自2007年開始，生育率一直在穩步下降。當然，兒童保育的高昂成本並非導致生育率下滑的惟一原因，但弗裡德曼表示，它是“一個很大的抑制因素”。
但弗裡德曼認為未來也有一定的改善希望，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要求美國針對過時的兒童保育政策採取行動。2012年，美國婦女家庭聯盟（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進行了一場民意調查。調查發現，人們大力支持為家庭提供幫助的政策，例如帶薪探親假。年輕人對此的支持尤其強烈。這次調查顯示，69%的女性和68% 30歲以下的年輕人認為這些政策“相當重要”。
紐約市覆蓋範圍很廣的幼稚園學前班課程是樂觀的另一個原因。該課程今年招收了5.1萬余名學生，而且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將明年的招生目標定在7萬人。州政府為擴招提供了3億美元的資金，擴招工作在短短6個月內得到了完成。
“現在的年輕人更傾向于得到資金投入和支持政策，讓孩子們的看護問題成為國家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弗裡德曼說，“他們希望有政策能夠讓人們不論男女都可以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注釋：
插圖1：在美國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營養政策與推廣中心2013年家庭在兒童上的開支調查（綜合出版物No.1528-2013。）2014年8月份。
插圖2：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營養政策與推廣中心2013年家庭在兒童上的開支調查（綜合出版物No.1528-2013。）2014年8月份。
插圖3：
1）土耳其註腳：本圖中賽普勒斯指該島南部。土族賽普勒斯和希臘族賽普勒斯並未成立統一的政府。土耳其認可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TRNC）。在聯合國內就賽普勒斯問題達成公正持久的解決方案之前，土耳其應保持其對賽普勒斯問題的立場。
2）經合組織所有歐盟成員和歐盟委員會註腳：賽普勒斯共和國得到了除土耳其之外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的認可。本圖與該地區相關的資訊由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有效控制。
3）以色列的資料由相關以色列政府機構提供和負責。經合組織對這些資料的使用不影響到戈蘭高地、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點在國際法中的地位。
資料來源：2012年社會支出資料庫，2012年經合組織教育資料庫，非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歐盟國家資料來源於歐盟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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