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以色列的新技術帶到非洲

斯萬·布洛維奇·亞雷（Sivan Borowich-Ya’ari）的父親是阿爾及利亞人，母親是突尼斯人。斯萬曾經在非洲的一家跨國服裝公司工作，後來又供職于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非洲辦事處，這一經歷讓他切身體會到了非洲窮人所面臨的種種問題。2008年，斯萬創立了非洲技術援助組織（Innovation: Africa），一個旨在將以色列新技術帶到非洲鄉村的非營利性組織。在隨後五年中，非洲技術援助組織為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馬拉維、烏干達等國超過45萬居民帶來了電力、清潔的水、食物和醫療服務。在與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和沃頓社會影響力專案（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副主任凱薩琳·克萊因（Katherine Klein）的對話中，斯萬表示：“能源匱乏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能源需求，尤其是最基本的電力需求，能夠得到滿足的話，很多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克萊因：您為何會想要創立非洲技術援助組織？這個想法是怎樣萌生的？

斯萬：當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就有了這個想法。我的碩士學位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當我在哥大讀碩士一年級時，曾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實習。開發署想要招募學生去塞內加爾的鄉村工作，聯合國在這些地區安裝了發電機，而我們的工作是確保這些發電機都在正常工作。然而，我們發現大部分的發電機都沒有正常工作，一是那裡的居民沒有錢去購買足夠的燃料，二是不少發電機出了故障。

從那時起，我就萌生了創立非洲技術援助組織的想法。我意識到在非洲推廣太陽能電池板的可行性，太陽能電池板沒有運營成本，它通過吸收太陽光發電，比起燃料，陽光更加可靠。我希望先建一個試點專案，從坦桑尼亞的鄉村開始，推廣太陽能電池板。 

克萊因：能否請您簡要介紹一下你們這個組織的指導原則，或者說理念呢？

斯萬：非洲技術援助組織所做的就是説明貧困地區進行最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太陽能，我們就能保證學校、孤兒院、診所和水泵系統的電力需求。不管是在坦桑尼亞、烏干達，還是在馬拉維、埃塞俄比亞，每個地區對電能的需求都非常迫切，因此選擇合適的村莊進行援助並不容易。我們必須與當地政府、地區官員、酋長或者社區領導進行溝通，瞭解當地人民的需求。他們真正需求的是什麼？水、疫苗、還是藥品？怎麼才能幫助他們？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我們與各級官員溝通，要求他們建立一個我們稱之為太陽能委員會（solar committee）的機構，以便瞭解這些村莊的需求，這是合作的第一步。 

克萊因：您提到過在不同社區之間進行選擇非常困難，那麼您是怎麼選擇要援助哪些村莊的？

斯萬：的確很困難。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與所在國駐聯合國大使會面。以馬拉維為例，我們首先要與馬拉維駐聯合國大使會面，他會把我們介紹給馬拉維各部部長，比如能源部部長、衛生部部長、農業部部長等。通過和他們的交流，我們可以瞭解馬拉維，並知道哪裡才是最需要幫助的地區。在我們看來，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遠離首都和輸電網絡的地區，這些地區在未來20年內都無法通電。因此，我們會選擇那些正在遭受旱災或者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確定無法通電的地區。當我們去了那裡後，我們會與當地的酋長見面並深入社區。

克萊因：當面對兩個同樣需求援助的地區時，什麼因素會促使你覺得“我們應該選這個地區，在這裡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

斯萬：我們會要求當地建立一個太陽能委員會，選出一個包括主席、財務主管和秘書在內的領導小組，並開立銀行帳戶。我們會根據領導小組的能力和決心判斷這個村莊適不適合開展工作，如果合適的話，我們會提供他們所需的太陽能發電設備和技術支援。

克萊因：您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相關背景，説明我們理解這些非洲地區的電力和太陽能需求？

斯萬：我認為能源匱乏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沒有能源，就很難有任何發展，不管是人類發展、教育發展還是經濟發展。舉例來說，當我們來到鄉村診所時，我們通常看到的只有一個護士和等待的病人。因為這裡沒有能源，無法發電，溫控設備無法工作，診所無法儲存疫苗和藥品。

為此，我們帶來了240瓦太陽能電池板。我們在每個診所內外裝上了12個至18個燈泡，並提供小型冰箱，現在這些診所可以用上電燈、疫苗和藥品。非洲的很多學校和家庭都沒有通電，我們去過的許多地區甚至缺乏足夠的水。非洲水資源豐富，但水資源一般儲存在地下20到30米深的含水層，因此我們需要電能來抽取地下水。在非洲，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每天花費兩到三個小時尋找木材和水。如果這些人能夠使用電能，就能抽取埋藏在他們腳下的水。因此，要想取得任何發展，能源是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克萊因：人們常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您是怎麼“授之以漁”的呢？

斯萬：讓我用過去五年半的經歷來回答這個問題吧。五年半前非洲技術援助組織剛剛起步，在我們將為這些診所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燈泡、變頻器、充電控制器和電池之前，我考慮到一個問題：在未來四年裡，誰來負責更換這些電池？這些電池很貴，每個售價200美元，而當地居民和護士都沒有錢，地方政府也沒有參與其中。誰來承擔這些電池的費用呢？

然而，我們逐漸發現，這裡的人們沒有食物，沒有鞋，但是他們有手機，而且找不到為手機充電的地方。解決方案應運而生：我們可以靠提供充電場所做生意。診所周邊的人們來到診所給手機充電，每次繳納10到15美分。在一些我們援助的診所中，我們還通過教授人們，尤其是婦女，記帳、收支計算和開立銀行帳戶獲利。這些錢被收集起來存入銀行，主要用於購買燈泡和更換電池。這樣，我們不僅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太陽能，還為他們找到了獲得維持相關設備運行資金的方法。 

克萊因：這些生意的擁有者是誰呢？ 

斯萬：是學校教職工、診所員工或者孤兒院員工。太陽能委員會負責管理這些生意，所得的錢用於維持太陽能發電設備。有一個好消息，因為我們援助的機構通常是當地唯一可以充電的地方，現在這些生意已經開始盈利了，這證明了這種援助模式是可持續的。

克萊因：您提到去診所學習記帳和開立銀行帳戶的大部分是婦女，這是為什麼呢？

斯萬：婦女必須照看家庭，特別是非洲婦女。她們承擔了尋找水源、照看孩子的重任，當孩子生病時，她們要帶孩子去診所。我們相信為這些地區提供電能有助於提高婦女的地位。用電能抽取地下水後，婦女和孩子就不用再四處找水了。孩子有時間去學校，婦女也可以用水灌溉農作物，他們的食品安全有了保障，身體更加健康。一旦他們有了電的説明，一切都會大不相同。診所通電後，婦女可以更好地照顧孩子，給孩子們接種疫苗、開藥。我們試圖用這種方式説明當地居民，男人、婦女和兒童，但是這些地區通電後，婦女獲益最多。 

克萊因：這些新技術來自哪裡？誰在發展太陽能技術？您又是怎麼決定應該把哪些新技術帶到非洲的呢？

斯萬：我出生於以色列。以色列多年前就開始利用太陽能。以色列的農業技術也和其他地方不同，現在我們把這些農業技術也帶到了非洲的鄉村。不過，以色列技術中讓非洲技術援助組織受益最多的還是遠端監控技術。我們從以色列帶來了一種小盒子，把它裝在太陽能電池板頂部之後，這個盒子就能向伺服器發送資訊，以便我們和這個專案的捐贈者瞭解太陽能電池板的工作情況。我們能在電腦上看到能源的生產和使用情況，如果設備發生故障，我們也能及時察覺。

如今，我們已在非洲的烏干達、坦桑尼亞、馬拉維等國開展了68個專案。通過遠端監控系統，我們能夠保證各個項目的正常運行，這對於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和專案規模的擴大很有用處。

克萊因：您是怎麼評價您的影響力呢？您想得到什麼樣的成果？到目前為止，您怎樣評價自己做的這些事情？ 

斯萬：我們現在每月都會收到一份報告，告訴我們在過去五年中我們所援助過的學校的情況。在這些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旦我們向學校提供電力，就會有更多的學生順利畢業，因為以前學生晚上回家後，家裡沒有電，蠟燭又很貴，他們要麼一直待在學校學習，要麼晚上再回到學校學習。因此，我們可以從年底畢業的學生人數上看到非洲技術援助組織對學校的影響。

非洲技術援助組織對診所的影響則體現在接種疫苗的人口比例上面。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孕婦願意去診所待產，診所可以給她們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診所安裝了太陽能發電設備後，醫生就願意去鄉村看病。我們還為護士和醫生的家裡提供電能，鼓勵他們留在鄉村工作。鄉村診所有了電，就可以保存疫苗和藥品，護士和醫生就會來到鄉村，並且留下工作。 

克萊因：我在你們的官網上看到，這個組織的捐贈者平均年齡只有23歲，非常年輕，您覺得這是因為什麼？

斯萬：我們非常幸運。我們有很多志願者和實習生，他們都非常年輕。我們的捐款很多都來自網路，每筆捐款金額通常為10美元、15美元、20美元或者100美元。從非洲技術援助組織成立之初，我們就決定把收到的每一筆捐款都用在援助非洲上面。員工的工資則是由我們自己承擔。

克萊因：我們現在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校園裡進行這個採訪的。如果這裡的學生和教職員能為你們解決一些問題，您希望他們怎樣幫忙？

斯萬：我認為對我們最大的幫助就是幫我們開展一個項目。現在有至少38個村莊亟待能源供應，我們希望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對他們的援助。願意幫助的學生可以分為若干小組，每一小組負責一個學校、孤兒院或者診所，和這些孩子直接交流，弄清楚他們最需要什麼。我們可以提供能源，但是這還遠遠不夠。他們還需要電腦和網路，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此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們歡迎學生們參與進來，幫助我們進行更多調查，為下一步援助工作做好充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