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帶來了鳥語花香，也帶來了很多公司的委託書以及首席執行官的薪酬資訊。這意味著商業媒體又要開始對首席執行官的全套薪酬福利進行報道。
沃頓商學院的會計學教授維尼·格威（Wayne Guay）和約翰·科爾（John Core），以及斯坦福大學的會計學教授戴維•拉克爾(David Larcker)也對執行官的薪酬進行了研究。他們最新的研究結論顯示最重要的資訊不一定是那些新聞頭條。他們還發現，通常媒體對超額薪酬的報道並不會對企業在薪酬方面的行爲産生重大的影響。
“大數目”對“小數目”
格威說：“我們使用經濟模型對執行官薪酬進行了研究，選擇公司大小、企業運營的競爭環境相似的公司，對其首席執行官的薪酬進行比較。在進行這一比較之後，我們試著預測誰的薪酬過高，誰的過低；哪家公司管理有問題或有股權問題等等。媒體可能使用某些同樣的模型，從而將薪酬放到大環境中進行比較，或者刻意尋求人們感興趣的話題編故事。人們感興趣的題材可能是一位人盡皆知的人物，即使他（或她）的薪酬並沒有過高。”
格威說他理解媒體試圖在其作爲監督者的身份和滿足公衆好奇心的需要之間獲得平衡。比如，他認爲公司董事會的組成與能力是媒體需要報道的重要內容，而事實上公衆也非常關心這些話題。但是，“這些話題沒有執行官薪酬那麽有吸引力。每個人都拿工錢，因此很容易把他們自己的薪酬福利與很多首席執行官的高薪進行比較。”
格威和他的同事們在最近一篇題爲“媒體的力量和執行官薪酬（The Power of the Pen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的論文中提出了這些問題。媒體使用什麽模式“來選擇執行官並對他們的薪酬進行負面報道？公司和公司經理是否認爲這類媒體關注對他們有很大的影響，以至於他們必須對此做出回應，改變薪酬政策？”
格威等人通過對1994年到2002年期間，共計15,000篇媒體關於首席執行官薪酬報道的研究發現“各種證據證明媒體在選擇公司，進行負面報道時的標準非常模糊。雖然這類媒體曝光更多的是評價他們的超額年收入而不是其全年毛收入，但同時也會報道首席執行官期權執行情況、股票總額以及所持期權。”他們所指的年毛收入是指個人得到的年收入總數。超額年收入是指那些超過標準收入水平的薪酬。這一標準收入水平是通過各種決定性因素，包括公司規模、産業內同僚薪酬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而決定的。
另外，格威指出媒體還經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多年薪酬計劃的大筆支出上，並且將執行的股權作爲年薪的一部分，而不是計算股權轉讓時的價值。他認爲這種做法顯示了“媒體沒有商業知識或不夠成熟。如果我每年給某人1百萬美元的股權，而這位執行官決定一次執行所有的股權，那麽你就會看到一大筆錢。而如果媒體把該首席執行官執行股權所得的這筆數目作爲其一年所得，我認爲這就是炒作新聞了。這不是一年的收入，而是五年、六年甚或七年的期權一次性兌現。我想媒體是懂得這個道理的，但他們的讀者喜歡看到大數目而不是小數目。”
格威等還發現規模較大而業績較差的公司薪酬情況會受到更多負面宣傳。他們認爲這顯示了媒體誇大這類新聞從而盡可能多地吸引讀者群的動機。
他們還發現，不同證據顯示對首席執行官薪酬的負面報道所産生的長期影響，不一定會促使企業大幅改變薪酬執行方法。他們指出，通常負面報道不會促使公司大幅削減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因爲這些決定對負面宣傳“非常不敏感”。
雖然沒有大的影響，他們還是發現了一些小變化：在受到負面報道之後，首席執行官會減少行使股權，而公司也會減少現金在總薪酬中的比例。他們說：“我們的結論與最近一些證據指出的媒體對公司管理方法有重要影響的結論不一致。”
“獲得（gaining）”百萬VS.“侵吞（pocketing）”百萬
格威等人定義負面媒體報道的方法是科學的但也是主觀的。爲了決定負面字眼和辭彙的“搜索條件”，他們閱讀了大約200篇關乎首席執行官薪酬的報道，其中有隨意選擇的公司，還有一些衆所周知受到負面宣傳的公司（包括泰科Tyco、花旗集團Citigroup、惠普Hewlett Packard、電子交易集團eTrade、貴士Quest以及迪斯尼Disney）。
搜索條件幫助他們把中性和負面報道區分開。但他們還對另外50篇報道進行評估，用評估結果進一步改進了搜索條件。格威聲明說：“我們在決定一篇報道是否爲負面的時候是比較主觀的。我們不希望讀者以爲這是完全科學的。”
他們以兩篇報道爲例，說明了報道中的細微差別。這兩篇針對電子交易集團首席財務官克裏斯托·科薩科斯（Christos Cotsakos）2001年薪酬福利的報道均發表於2002年5月1日。
第一篇報道發表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報道了工資、紅利、股份以及科薩科斯薪酬福利中的其他部分。文章沒有對薪酬是否過高或合理做出評論。格威等把這篇文章歸類爲中性報道。第二篇報道來自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同樣報道了科薩科斯的薪酬福利的各部分，但格威等將這篇文章歸類爲負面報道，因爲其將薪酬稱爲“超大號套餐”，並把科薩科斯稱爲“華爾街上工資最高的首席執行官。”
關鍵字“超大號”與“工資”以及/或“紅利”等詞語相距不遠。而關鍵字“最高”與“薪水”也連在一起。這兩點均是搜索負面報道的關鍵字。報紙對動詞的選擇也能反映出對科薩科斯更爲微妙的負面攻擊。在紐約時報裏，科薩科斯“通過行使股權而獲得1100萬美元。”而在日報裏，變成他“侵吞（pocketing）了1100萬美元。”
基於格威等提出的衡量方法，電子交易集團的科薩科斯是2001年首席執行官超額薪酬排名前五位之一，薪酬福利總額達到9390萬美元，針對他的負面文章共有3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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