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曾說過，在離去時留下那麼多錢，他的去世將“無人哀悼，是不光彩的，也不值得稱頌。” 隨著大慈善家們紛紛在晚年將大筆財富捐贈給圖書館、博物館、醫院以及其他專注於公益事業的機構，這一慈善哲學在最近幾十年已經深入人心。
但是，今天的捐贈者並未放棄新嘗試。與前輩相比，他們在更年輕的時候就成了大展身手的慈善群體。在很多頂級商學院，學生們很早就將慈善實踐整合到了接受教育的過程中，而且捐贈者往往遠在完成積累全部財富之前，就已開始與人分享可觀的財富了。
《慈善紀事》（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雜誌報導，2012年五宗最大慈善捐贈的三宗都來自年齡不到40歲的夫婦。本月早些時候，在紐約為來自特朗普和克林頓家族的慈善英雄們舉辦了一個慶祝晚會，他們是：埃裡克·特朗普（Eric Trump）（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伊萬卡·特朗普（Ivana Trump）的第三個孩子）和切爾西·克林頓（Chelsea Clinton）（比爾·克林頓和希拉蕊·克林頓的女兒），他們也是《紐約觀察家報》（New York Observer）“首屆年輕慈善家年度活動”（First Annual Young Philanthropy Event）中年齡不到40歲的20位捐贈者中的兩位。
企業和慈善事業比以往更早形成合力，是因為通過科技手段在人們年輕時就將參與社會事業的理念灌輸給他們了嗎？還是因為華爾街近年來的罪孽迫使企業擺出更多的利他主義姿態，以便向客戶——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證明，企業在盈利的同時也能多多行善呢？
“企業幾乎都在努力重塑自己。”沃頓商學院市場行銷學教授亞美利卡斯·裡德（Americus Reed）談到。“在我看來，從機構的價值觀以及學生個人抱持的總體價值觀來看，華爾街的危機讓商學院重新評價了自己優先考慮的事情的順序，並得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結論。掙錢當然很好——但是，也要回饋社會。你不能跑到沃頓商學院學成之後，就去華爾街找份工作，然後在某個對沖基金工作到40歲退休。人們已經不再看重這樣的套路。
洛克菲勒慈善顧問組織（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梅麗莎·伯曼（Melissa Berman）談到，他們在工作中看到，“捐贈者不再等到退休的年齡才開始考慮慈善問題，而是比前幾代人更早地將其當做自己生活中一個更有意義的組成部分。”對年輕的捐贈者來說，慈善也不再只是捐贈金錢。“我認為，人們日益增強的一個意識是，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來自積極地參與非盈利性活動——來自貢獻自己的專業能力、學識和人際網路。人們面對的問題是：除了開支票或者開一張你死後兌現的支票以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邁克爾·尤西姆（Michael Useem）看到了回饋社會這一趨勢背後的很多因素，其中包括投資家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將巨額財富——數十億美元——轉入其基金會的垂範作用。“這兩個人的行為簡直就是一記驚雷，給從未想過以這樣的規模捐贈金錢的慈善世界帶來了強烈的震動。”他談到。“這兩人的捐贈規模和影響力確實都很大。所以，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你怎麼才能像他們一樣，同樣付出與自己的能力相應的努力呢？”
伯曼認為，捐助慈善事業領域發生的更廣泛的社會變化，已在商學院更清楚地顯現出來。“我想，最近這場金融危機和‘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提出了收入不平等的議題。很多人——也包括（那些）並不激進的人——都開始思考這對自由企業意味著什麼的問題。”
有人認為，無論驅動力何在，捐贈的理念確實已成了人們的共同核心價值。裡德談到：“學生們說，‘我的確想成為一家企業的首領，但我可不想只是在那裡追求物質目標。我還需要更深層次的東西。除了在企業裡取得通常意義上的成功之外，我還需要完成自我實現。”
慈善走進學校
近來，有很多機構讓學生們參與了社會影響和慈善事業的實踐。“做中學”是最好的教學方式，201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個城市研究班的學生就在一個真正的專業項目中初試身手，當時，他們受託要將10萬美元——真正的金錢——捐贈出去。這些資金來自德克薩斯州沃思堡（Ft. Worth）的往事基金會（Once Upon A Time Foundation），該基金會還為另外12所大學提供了類似的撥款。這個基金會讓這個班的學生進行某些盡職調查，這也是基金會和公司捐贈負責人捐贈時的例行過程，並讓他們對自身的責任和使命等議題展開實際辯論。
2011年，巴菲特的姐姐桃莉絲·巴菲特（Doris Buffett）創建了學習施惠基金會（Learning by Giving Foundation），該基金會為美國的本科課程提供了用於轉贈的1萬美元撥款。這一計畫的受益人始終是兩個群體——通過經歷捐贈的全程而得到慈善事業教育的學生，以及慈善捐贈的最終使用者。
現在，已有數十個MBA和本科的商業專業提供慈善研究（philanthropy studies）課程，這些課程可能是課程作業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獨立的學位課程。阿斯彭商業教育研究中心（Aspen Institute Center for Business Education）的資料顯示，美國現提供35個涉及到慈善研究的課程。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學的“戰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耶魯大學的“慈善基金會”（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等課程，還有很多市場行銷學、倫理學和組織動態學的課程也將慈善研究內容整合進來，從而形成了一套用以研究公共政策和其他公共部門的多學科方法。
教育部門剛剛成立了首個獨立的慈善學院。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現可授予慈善研究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首批文憑將在下月頒發。這所慈善學院雖然始建於2012年，但它是根據1987年開始制訂的一項計畫建設的，該學院已更名為印第安那大學禮來家族慈善學院（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以向這個製藥企業家族對慈善研究的長期贊助表達敬意。
“如果校方的心態始終停留在‘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讓人們掙錢’上，那麼，商學院就會忽略學生們完成學業走向社會後會從事的另一部分工作。”全國慈善信託（the National Philanthropic Trust）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愛琳·R.海斯曼（Eileen R. Heisman）談到，全國慈善信託是設在費城郊外的一個慈善機構和捐贈人指導性基金（donor-advised fund），管理著17億美元的捐贈資金。舉例來說，畢業生可能會去一家銀行的企業捐贈部門工作，如果是這樣，他就必須瞭解這些部門過去十年來發生的變化的歷程——從只是為當地交響樂團或博物館捐贈資金，到使捐贈與公司的目標保持一致的變化歷程，比如說，為使捐贈與公司的目標保持一致，銀行會對某個商業素質計畫提供支持。
“公司捐贈已經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戰略職能，這就意味著它越來越多地受公司利益而不是高管層個人偏好的引導。”尤西姆談到。“就這一點而言，公司捐贈已日益成為一項制度性的工作。所以，為學生從事這類工作提供某些課程上的準備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有些校內戰略的創新性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談到了唐納德·特朗普的電視節目《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中的一集，這集節目表現的是通過一系列慈善專家研討會，向MBA學生、本科生和法學院學生發起為許願基金會（Make-A-Wish Foundation）募集資金的挑戰，學生們募集資金的途徑為抽獎銷售、運動員簽名物品的拍賣、從餐廳及其他地方募捐等。這種浸入式體驗已經擴展到了其他大學，並已募集到了數十萬美元的資金，《予和求：取得成功的革命性方法》（Give and Take: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uccess）一書的作者格蘭特談到，那是他職業生涯中最令人滿意的時刻。
“從‘積極組織學術研究’（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簡稱POS）的角度來看，類似於許願基金會的挑戰這樣的體驗型活動，能讓學生塑造、表現和保持樂善好施、關愛他人、幫助他人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親社會個性。”他在論述這一專案的一篇論文中寫道。“這樣的活動開闢了（慈善活動）與急需幫助的潛在受益人建立聯繫的途徑，並能動員集體的力量對這些受益人給予幫助，同時，在一個引起公眾注意的特定領域開展的這類活動，還扮演了將關愛他人、同情他人的抽象概念，轉變成更生動、更具體的行動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給力。”21歲的蓋伊·瓦伊納（Guy Viner）談到，這位沃頓商學院大三學生所在的團隊去年春季募集到了1.2萬美元，並用這些錢將一個17歲的霍奇金氏淋巴瘤患者送到了倫敦觀看奧運會。“我們以實地行動完成了這個活動。我們努力把（這個病人的）故事講給盡可能多的人聽。他很喜歡吃波特芬格（Butterfingers）黃油餅乾，所以，我們就在（當地餐館）“冒煙的喬”（Smokey Joe's）外面賣波特芬格黃油餅乾。”
同時在沃頓領導能力研究碩士生計畫（Wharton's Graduate Leadership Program）中擔任講師的海斯曼談到，學生們非常擅長將創業理念引進到慈善活動中。但是，即便是那些在課堂上準備充分的學生，也會對實地情況深感吃驚。“有時候，他們會深受震動，因為他們過去並不經常看到手頭沒有任何資源的組織。”她談到。“在B2B和B2C層面，你可以借錢；他們很熟悉資金流動的過程。而非營利性組織卻不生產任何東西；你提供的是社會公益，而需要這些福利的人卻沒錢購買。也就是說社會資本與私人資本大不相同。這一點讓學生們頗感吃驚。”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慈善組織都是傳統的非營利性慈善機構。賓夕法尼亞大學高影響力慈善中心（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的創始執行董事凱薩琳·羅斯基塔（Katherina M. Rosqueta）就談到了混合模式——比如，懷有社會目標（social purpose）的營利性公司——的光明前景，這些模式是“金融、資本市場所能提供的最佳選擇，它們用來推動社會變化的不只是資金捐助。”
其他人也對此表示贊同。學校現在所能做的最好工作之一，就是向學生們清楚說明從事慈善活動的所有途徑——“你可以告訴他們，‘你們很多人都應該利用自己的工作機會實現社會目標，都應該為社會目標做出貢獻。以下就是幾種可供選擇的方式。’”管理學教授、沃頓商學院“社會影響計畫”（Wharton's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副主任凱薩琳·克萊恩（Katherine Klein）談到。“比如說，如果你從事的是一個傳統性工作，那麼，你可以在非營利性組織的董事會任職，可以在特定的企業選擇一份非傳統性的工作，或者你可以對人們的投資施加影響，你還可以在某個沒有承擔社會使命的知名大型公司中成為一個創新者。你們有很多途徑可以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我認為，學生們應該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認識慈善事業。”沃頓商學院法律研究與商業倫理教授戴安娜·羅伯遜（Diana C. Robertson）談到。“慈善事業就是回饋社會，就是做個好公民，就是知道自己在社區、在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工作場所、在鄰里之間的聲譽。我們的學生對這一點非常感興趣。”
慈善活動在增長嗎？
慈善事業從這些混合模式中表現出的多元化，使人們評估它的全面影響變得更加困難了。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和來自其他機構的資料顯示，慈善事業的規模一直徘徊在國內生產總值1.8%到2.3%之間。這就意味著蓋茨和巴菲特的巨額捐贈，並沒有引發能改變慈善事業規模和影響力的慷慨捐贈浪潮。
“中產階級捐助了大量的金錢，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感謝他們。”海斯曼談到。“如果有五套房產而且在法國擁有一座城堡的電影明星對慈善事業一毛不拔，那麼，他的財產這對我而言就毫無意義。”
斯坦福大學慈善與民間社團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nd Civil Society）的執行董事金姆·馬里帝茲（Kim Meredith）談到，慈善事業的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一直沒有增加並不奇怪，因為大部分捐贈——71%——都來自個人。“我想，你們已經看到了捐贈額一直保持平穩的現實，這是因為對美國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來說，他們的收入也一直沒有提高，而捐助者正是他們。”她談到。
此外，洛克菲勒慈善顧問組織的伯曼還補充談到，“不妨想一想人們在最近這場經濟衰退中損失的財富額，（再加上）一直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可人們的捐贈額並沒有出現急劇減少，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自從巴菲特和蓋茨2010年首次公佈其“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之後，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裡，就已有105位億萬富翁也簽署了捐贈誓言。彭博社（Bloomberg LP）的創始人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的聯合創始人拉裡·埃裡森（Larry Ellison）、亨斯邁公司（Huntsman Corp.）的創始人喬恩·亨茨曼（Jon Huntsman）和妻子凱倫（Karen）、電影企業家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投資家羅奈爾得·O.佩雷爾曼（Ronald O. Perelman）、臉譜（Facebook）董事會主席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其他人紛紛承諾，將把自己的大部分財富在生前或身後捐贈出來，所以，這些慈善行動的影響力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
其中的有些億萬富翁選擇將自己的捐贈資金劃入自己的基金會或者社區基金會，這就意味著，這些捐贈的真正影響力需要等到這些慈善資金投入到社會事業之後才能顯現出來。安德魯·卡內基應該對此表示認同吧。他捐贈的財富規模遠遠超過了慷慨大度的程度。在他1919年去世之前，他已捐贈了3.5億美元——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相當於今天的47億美元。而蓋茨和巴菲特兩人的捐贈額則是卡內基的10倍，現已超過了450億美元。
新一代慈善家想要證據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慈善事業的規模一直沒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2.5%呢？原因並不在於人們的意識日趨淡薄。社交媒體讓人們能比以往更快捷地瞭解災難和饑荒——同樣能空前便捷地瞭解到母校的捐贈基金和學校建設的狀況。本月，富達投資集團（Fidelity）在其網站上發佈了一個小外掛程式，用戶能通過捐贈人指導性基金直接向紅十字會（Red Cross）、波士頓交響樂團（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和其他捐助接受者捐贈。就慈善活動的最佳實踐以及潛在受助者的財務狀況而言，人們現已可以獲取數量空前的資訊。
但即便如此，依然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個人和機構捐贈者“現在關心的依然是市場中缺少的有關效能的資訊，因為沒人想浪費自己的金錢。”羅斯基塔談到。“你需要對自己的金錢將會帶來的積極影響充滿信心（才會捐贈）。解決這個問題也正是我們這個中心成立的初衷。在人們對自己的金錢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充滿信心之前，你不會看到人們所希望的慈善捐助規模的增長。”
下一代人可能會把對效能的熱忱帶到捐助活動中。急流城（Grand Rapids）的詹森慈善中心弗雷主席家庭慈善計畫（the Frey Chair for Family Philanthropy program at the Johnson Center for Philanthropy）與諮詢顧問機構21/64在201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與前幾代人相比，測評捐贈的影響對年齡介於21歲到40歲之間的捐贈者來說更加重要。“賭注”是巨大的：這項研究指出，在21世紀的前半葉，預計將有41萬億美元的遺產轉移到後“嬰兒潮”（post-Baby Boom）世代手中。
所以，商學院的學生們對慈善問題的熱絡討論日漸升溫就不足為奇了。“你和他們交流時會發現，他們對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及希望學校做的事情有各種想法。”羅伯遜談到。“我傾向於認為，我們的學生已經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並立志使其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我想，我們已經有了無與倫比的行家裡手。”海斯曼談到。“我對（慈善事業的）未來走向一點兒都不擔心。年輕人非常聰明，他們已經參與進來了，而且充滿熱情。我認為，他們必須參與進來，必須讓他們從實施自己想法的過程中獲取經驗。”
克萊恩談到：“有一點讓我深受觸動，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多少英雄般的商業領袖——那時候沒有人們熟知的蓋茨或者約伯斯式的人物。當我20多歲時，那些想獲得專業學位，想改變這個世界但不得其門而入的人會去法學院求學。而現在，如果你想改變這個世界但不知道從何入手，那麼，你很可能會考慮去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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