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效益債券：市場處方能否治癒社會病？

儘管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領導人準備放手一試，作為專注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新型金融工具—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簡稱SIBs）仍面臨著種種困難。

社會效益債券向外部投資者籌資，資助社會專案—例如減少無家可歸人的數量—項目成功後，投資人可得到回報。儘管社會效益債券將在紐約和麻塞諸塞州上市，但因各種原因，這款債券產品銷售將會異常艱難。

找出適合社會效益債券的項目類型以及如何衡量此類社會項目成功與否的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另外，與直接投入社會服務相比，社會效益債券成本較高—例如，包括協力廠商評估項目成效的費用。

儘管困難重重，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凱斯·魏格特（Keith Weigelt）認為社會效益債券前景樂觀。“如果社會投資持續增長，必須將其與業績掛鉤起來，”魏格特教授表示，並指出社會效益債券可能改變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方式。“非營利組織效率非常低，”他強調道。社會效益債券將給這個領域引入“市場機制”。

社會效益債券，又稱“基於績效給付的債券”（pay for success bonds）首次試水是在英國。2010年，非盈利諮詢組織社會金融有限公司(Social Finance, Ltd.)和英國司法部簽訂了旨在減少英國劍橋郡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監獄重返率的社會效益債券協議。這裡服短刑的人員，出獄後60%一年內會再次觸犯法律。

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內的17家投資者，提供了500萬英鎊資金，贊助非營利性組織向服刑人員及其家庭提供相關服務，降低服刑人員重新犯罪行為及重返鐵窗的幾率。如果項目能將監獄重返率降低7.5%，投資者便可以收到回報。如果監獄重返率控制得更低的話，投資者可以根據業績相應獲得更高的收益—總收益最高可達13%。收益是政府因重複犯罪下降而節省下來的錢。

儘管現在就對彼得伯勒監獄計畫的成效下定論還為時尚早，美國政府的領導人已經決定跟進並嘗試社會效益債券。麻塞諸塞州正在研究通過社會效益債券，來解決年輕人的監獄重返率以及長期無家可歸的問題。高盛集團在紐約市，斥資960萬美元成立社會效益債券，來降低派克斯島（Rikers Island）監獄年輕服刑人員重複犯罪率。

部分社會效益債券投資結構中，投資者本金存在風險—如果項目失敗，投資者不但拿不到收益，還會損失掉他們投入項目中的本金—但是紐約市的社會效益債券卻不同。如果該專案遭遇困難，紐約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個人基金承諾償付960萬投資的大部分。

社會效益債券的支持者認為，無論債券結構怎樣，高盛在紐約市交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駕馭這些項目以及成功運用債券解決不同社會問題的能力，讓人矚目，”在紐約市從事社區發展的金融機構非盈利金融基金（Nonprofit Finance Fund）的副總裁克裡斯丁.吉安特麗絲（Kristin Giantris）說道。“我們不應該低估商業投資人進軍美國第一筆此類交易的意義。可能帶來跨越式的發展。”

針對社會項目的資本市場

社會效益債券市場尚處起步期，這一領域會有多大空間很難預測。可以明確的是，這類方案對於解決特定人群（服刑人員和無家可歸者）的社會問題效果顯著。麥肯錫諮詢公司近期發表的一篇題為《從潛力到行動：將社會效益債券帶到美國來》（From Potential to Action: Bringing Social Impact Bonds to the US）的文章中指出，美國現有大約11萬人長期無家可歸者，美國政府每年在無家可歸者方面花費60至70億美元。在行為矯正方面，現有5萬服刑年輕人屬於非暴力違法者，160萬服刑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藥物濫用問題。社會效益債券資助的預防性專案可以解決這兩類人面臨的問題。

沃頓商學院法學和和商業倫理學教授謝乃何（Nien-he Hsieh）指出，社會效益債券的新意在於創造出一個資本市場來資助社會項目。謝教授指出，這個市場可以為“將社會項目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供寶貴的資金支持。另外，他強調道，“可能政府會另尋出路，因為市場帶來的金融風險已經顯現出來。”

政府領導人青睞社會效益債券的理由顯而易見。一方面，州和地方政府的預算—眾多社會專案的主要資金來源—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州稅收走出經濟衰退陰影舉步維艱，根據尼爾森·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Nelson A.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統計，2012年第一季度州稅收總收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與2008年同期相比還下降了1.6%。2012年第一季度州稅收總收入實際上也下降了不少，過去12個月中，州稅收總收入下降了1.8%。

社會效益債券不但為社會專案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而且還給政府提供了確保社會專案投資收到實效的途徑。“政府在那些無業績證據的社會專案大把撒錢，卻對有實際業績的項目投資不足，” 麻塞諸塞州劍橋市金融諮詢公司第三行業資本合夥公司（Third Sector Capital Partners）首席執行官喬治.歐威豪瑟（George Overholser）指出。“這會促使政府對開支重新評估，將用於那些無用專案的錢轉投有實效的項目。”

這些基於績效給付的債券還引發了社會公眾對效益投資的興趣—例如，投資營造良好社會或周邊環境的同時，還能產生回報。三藩市的希望諮詢公司（Hope Consulting）2010年5月公佈的富人調查報告顯示，大約50%受訪富人對效益投資感興趣，大約能影響到1200億美元的潛在市場。“社會效益投資方面還有更大的社會關注度，”沃頓商學院管理學魏格特教授表示。“如果社會投資持續增長，就必須將其與業績掛鉤。社會效益債券可以讓社會投資者更多的參與其中。”

賓夕法尼亞大學高影響力慈善中心（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的創辦執行理事卡凱薩琳娜·羅斯凱塔（Katherina Rosqueta）認為，社會效益債券是組織及個人要求對其投資及贊助更準確的衡量把握以及掌握專案執行情況大趨勢的一部分。“我們生活在資訊豐富的年代，有更多接觸正在執行以及什麼可行等資訊的途徑，”羅斯凱塔指出。“經濟環境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去瞭解，有限的資金到底能得到何種的績效。”

當然，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到社會效益債券的長遠發展。一則，並非所有社會專案都適用社會效益債券。魏格特指出，社會業績債券適合那種能在幾年內評估效果的專案。“起步階段，最好關注那些能在短期內分析結果的專案，”魏格特建議道。“如果需要等10年才能看出來目標是否實現，那對於社會效益債券來說就不是個好專案。”

高端的社會效益債券項目稍有閃失，會影響到整個行業的成長。“為了保證社會效益債券能實現其潛力，最初的幾個項目不能是‘一錘子買賣’，這樣會影響到整個模式，必須是能為廣闊市場打下堅實基礎的優良專案，”波士頓非盈利組織社會金融公司（Social Finance, Inc.）助理瑞貝卡.列文塔爾（Rebecca Leventhal）指出。波士頓的社會金融公司（Social Finance, Inc.）與社會金融有限公司（Social Finance, Ltd）是姐妹組織。“經過一段時間，投資者會越來越接受這個投資工具，其他領域—例如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顯現成果或成效不明顯的領域—也會採用社會效益債券方式進行融資。”

除了上述挑戰之外，社會效益債券還有附加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幫助政府策劃債券的顧問以及分析專案是否達到業績標準的獨立評估師的費用。麥肯錫的報告強調這些附加費用意味著“社會效益債券作為大規模預防性專案的融資管道，成本昂貴。如果常規辦法辦不到，或者社會效益債券能將政府、慈善機構或其他社會領域組織的工作目標統一起來，並讓他們各盡其職，那麼社會效益債券這些附加成本就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確定專案執行情況的標準也是一大問題。對於無家可歸或服刑人員的項目來說，跟蹤判定專案業績完成情況相對較容易些。對於其他社會服務來說，衡量專案執行情況就有些雲裡霧裡。

“你可以跟蹤服刑人員，看他們會否再次入獄，” 高影響力慈善中心的羅斯凱塔說。“但是如果涉及到提升教師品質、減除饑餓或治療精神疾患，到目前為止，人們還不知道該從何下手跟蹤。成功到底是什麼？即便對成功有一個大體的理解，但是明確判斷專案是否成功仍然是無法操作。”沃頓商學院的謝教授強調，“將社會關懷的政策目標與債券的業績衡量聯繫起來，會引發混淆的。”

謝教授還指出，對於此類債券，市場還需要進行某種水準上的標準化。“我們需要一套標準和資料，這樣投資者就能比較不同債券間的收益了”，他說道。“但是，眼下卻缺少這樣做的標準方式。”由於當下此類債券都是針對特定政府以及當地問題的，建立起這種標準化方式恐怕要比預計的要慢。

無論前面還有多少挑戰，社會效益債券的支持者們已經看到這一新工具的美好前景。他們還有急於解決問題的政府作為搭檔。“我的電話響個不停，” 第三行業資本合夥公司（Third Sector Capital Partners）的歐威豪瑟表示。“金融危機促使這些政府官員嘗試一些先前沒有興趣的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