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高速飆升的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步伐，幾乎所有人都認同，中國兩位數增長的經濟繁榮時期已經接近尾聲。在前幾輪的繁榮和蕭條週期，人們對中國所謂的“硬著陸”就有過種種預測，但每次隨著中國經濟的逆勢上漲，這些預測都落空了。然而，這一次，包括全球環境、國內政治和金融趨勢在內的外部和內部因素都在加劇下行週期。許多專家警告說，如果不進行一些痛苦的改革，中國將遭遇更大的麻煩。
不過，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放緩多少，經濟學家的觀點很不一致。此外，直到現在為止，中國一直被視為一個幾乎不可阻擋的經濟強國，什麼才算是中國的“硬著陸”？分析人士的看法各不相同，不過大部分人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指出：“人們給的定義都不一樣，但我的定義是低於5%的經濟增長率。”
面對高企的通脹，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限制銀行貸款、加息和大幅提升銀行準備金率加以遏制，幾個月後在去年的最後一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8.9%。中國政府此前就已經表示預計經濟增長將放緩：在3月5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12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目標設定為7.5%，這是官方增長目標基準設置首次低於8%，而8%一向被視為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和確保社會穩定所需的最低水準。在當前的五年計劃中，政府已將年增長率設定為7%。
儘管事實上，中國是經常超過經濟增長預測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但這一次，政府的目標可能更加接近現實。法國興業銀行跨資產研究駐香港的經濟學家姚偉（音譯，Wei Yao）預測，中國經濟在2012年的增長速度將為8.1%，2013年為7.7%，2016年將放緩到7%。“我認為中國今年不會出現硬著陸，但2014年會出現什麼狀況其實取決於政府在未來幾年怎麼做，”她表示。鑒於中國領導層要同時處理很多問題，包括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貧富差距以及猖獗的腐敗行為，“避免硬著陸將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艱巨任務”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認為，中國正面臨“顛簸的著陸”，未來幾年將經歷起起伏伏。他表示，中國的領導人正忙於新一代共產黨領導人的換屆，並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干擾，所以很多艱難的、但至關重要的結構性改革遭到拖延。這些改革包括匯率和利率的自由化，改善財富分配，進行稅制改革，改變國有行業在經濟中日益增加的主導地位。程致宇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表示，中國最不應該做的是再次推出大量的刺激方案，以促進疲軟的出口和投資。程致宇指出：“這相當於……把問題向後再拖延一年（假設可以拖延）。其結果是中國經濟未來的硬著陸將更加嚴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需要調整，中國需要更廣泛的經濟增長，需要將重點放在能帶來真正回報的領域。這個問題拖的越久，解決起來就越痛苦。”
中國對這些挑戰的處理方式將帶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響。世界銀行二月下旬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保持政治穩定將取決於經濟的調整，以確保經濟增長更加可持續、更加公平。該報告在北京發佈，在新聞發佈會上，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表示：“現在不是得過且過的時候。我們應該具有超前性，要順應世界和國家經濟的重大變化。“正如中國領導人所知道的，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靠不住的統計 ？
在某些方面，中國向低增長時代的過渡類似於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突然轉變。在這兩個國家，便宜的、往往受到政治影響的信貸導致了房地產行業的巨大泡沫。但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梅耶（Marshall W. Meyer）指出，中日兩國有一個關鍵的差異，它可能導致中國在硬著陸之後出現嚴重的後果。他表示：“中國仍然有大量的貧困人口，遠遠超過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貧困人口。日本當時基本上是中產階級，有全民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而這恰恰是政治難題。” 如果支撐共產黨統治的經濟增長出現停滯，人民對於收入增長緩慢和社會服務不足的不滿情緒就會不斷增加：“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不願在中國出現【我們看到的】在中東發生的動盪。”
世界銀行的主要建議之一是，呼籲中國將經濟增長的驅動引擎轉變為消費需求。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對建築和資本設備的大量投資。即使中國實施報告中所列舉的結構性變革，世界銀行表示，中國的增長也必將放緩，2011-2015年約為年均8.6%，2016-2020年約為7%，2021至2025年約為5.9%，2026至2030年約為5%。
程致宇指出，在過去，增長依靠的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由國有銀行提供貸款，但現在這一招已經不管用了。“現實表明，推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大頭—固定資產投資正在持平。”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2月較11月回落了0.14%，11月又較十月回落了0.4%。他補充說，如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下滑，GDP將急劇下降。“我不能確定現在官方的GDP數字是否反映了這一點。在中國，GDP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意義的資料。”
經濟學家不信任通常的統計數字，他們費盡腦汁，希望找出其他的方式來驗證趨勢，例如建築設備的訂單、水泥和發電的需求。其實並沒有屢試不爽、絕對正確的方法，不過幾乎所有人都不信任中國的統計資料。雖然中國的統計資料較幾十年前有所改善，出於政績和仕途考慮，對於誇大或扭曲統計數字，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有著強烈的衝動。常駐上海的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中國各地進行了大量的考察，他認為，和統計資料相比，真實情況更加接近硬著陸。他表示：“沒有可靠的資料來驗證是否會出現硬著陸。GDP統計資料沒有意義，他們不但不正確，而且差得很遠。”
即使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情況也不樂觀。其資料顯示，2011年GDP增長了9.2%，5個百分點的GDP增長來自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在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FAI）同比增長了23.8%，低於2010年24.5%的增長。但其實這一年中，投資增速在不斷放緩，12月的同比增長為18.5%，11月為21.2%，十月為25%。程致宇指出：“如果一切保持不變，固定資產投資【今年】僅僅達到去年的絕對量【即零增長】…中國的GDP增長將為4.2%”。雖然市場預期認為自去年12月開始同比增長將放緩，但今年到目前為止，前兩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21.5%。
最薄弱的 環節
雖然由於各種基礎設施項目資金短缺，建築進展也已放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教授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認為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風險主要還不是類似於近年來美國和歐洲出現的住宅市場崩盤的風險，因為中國購房者對借貸的依賴程度遠遠低於歐美的購房者。更大的威脅是房地產開發商大規模、不可持續的借貸，因為由於價格低迷，它們的項目不可能獲得原先預期的回報。“如果大城市的房價突然下跌10至20%，那麼我們將出現一個非常危險的新情況，”鮑泰利說。中國有超過10,000個房地產開發商，它們的杠杆率都很高，如果價格大幅下跌，它們可能出現銀行貸款違約。
除了銀行會受到危害（其實銀行在必要的時候還能獲得國家支持），建築、建築材料和其他相關部門也會遭到殃及。建築行業占到中國GDP的15%左右，而且還為農村無技能勞動力提供了大部分的就業機會。“建築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這可能會導致硬著陸，鮑泰利警告說。
到目前為止，房價僅略有下降，雖然有傳聞說最大城市和省會城市的某些樓盤出現了兩位數降幅。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的資料顯示，總體而言，中國最大的100個城市的房價在2月份出現連續第六個月下降，環比下跌了0.3%。2月份，72個城市的房價環比下降，27個城市環比上升，一個城市持平。謝國忠認為，房地產泡沫已經破滅，但其後果不如其他主要經濟體那麼嚴重。其部分原因是中國的銀行受到政治影響，通常不會對不良貸款進行止贖。他表示：“相反，你會看到很多的空樓。中國建的樓太多了。”
鮑泰利指出，房地產行業增長的開關還掌握在政府手中，願意的話，政府仍可以開閘放水，讓房地產行業加快增長，但它必須謹慎行事。“你必須要小心，因為如果你放得太快，泡沫又會回來。”但是，中國領導人堅持表示，他們打算堅決遏制房價，直到房價下降到一個更可接受、政治風險更小的水準。
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和歐洲經濟依然疲軟，中國的出口製造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已不如以前。中國的出口增長從2010年的31.4%回落至2011年的20.4%。經濟學家預測今年的出口增長可能為零至10%。飽受危機困擾的歐洲占中國出口總額的20%。沃頓商學院的艾倫認為，除非歐洲出現崩盤，否則中國硬著陸的幾率僅為五分之一。“如果美國和歐洲維持現狀，中國硬著陸的可能性就更小，”他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歐洲債務危機的深化可能導致中國GDP增長下降至4%。
必要的轉型
儘管中國領導人面臨著各種內部和外部束縛，中國政府可以採取多種措施，説明經濟從投資驅動模式轉型到消費需求驅動模式。
首先，中國需要改善其資源配置，以更好地平衡經濟。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先進行利率和其它價格機制改革。法國興業銀行的姚偉表示：“中國價格機制都是錯誤的，包括匯率、利率、汽油價格和土地價格。這些價格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如果你的價格不對，配置肯定也不對。”信貸定價的錯誤，導致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成本過低，鼓勵了對某些項目的過度建設和浪費，這些項目回報率很低甚至無回報，而且也未必能提高生產率或公共服務。
中國對10.7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處理就體現了這種經濟失衡。2月初，中央政府要求中國的銀行將地方政府在2009年刺激經濟期間積累的大規模債務滾動到下一期，這等於是將這些債務拖到未來再處理。這些貸款超過一半將在未來三年到期。
需要進行的最大的轉變是資源的再分配，這將充分釋放中國公眾的潛在購買力。駐香港的野村證劵亞洲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蘇巴拉曼（Robert Subbaraman）表示：“中國需要提升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建立一個更加市場化的貨幣政策，減少國有企業的過度特權，緩解收入不平等，促進更多高效、環保的產業以提升總要素生產力”。邁向一個更加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建立更靈活的匯率制度，放鬆利率管制，將提升銀行存款利率，有助於減少儲蓄的需求，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使中國家庭不過度依賴房地產來實現資產增長。同時，政府需要做出困難的政治選擇，減少對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它們現在包括優先獲得銀行信貸，政府對土地、勞動力和電力的補貼。其目的是“讓收入從企業向家庭進行再分配，”他表示。
蘇巴拉曼認為硬著陸的可能性是三分之一，並認為中國可以採取額外的刺激措施，以避免這種最壞的情況。但是，他表示，如果沒有必要的調整，刺激資金將被浪費掉。“未來財政刺激政策的關鍵是將其更有效用於刺激消費和效率更高領域的投資。”
除了整體經濟結構外，中國人癡迷于節衣縮食、大量儲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嚴重缺乏。教育也是大多數家庭的一項巨大成本。姚偉認為：“現在，稅收負擔對中國家庭和私營部門來說非常沉重，中國在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和教育上支出很少。這方面的空間還很大。”
梅耶同意這種說法。“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的空間是存在的。由於中國沒有恰當的醫療保障及社會保障，中國人覺得他們收入的40%至50%必須存起來。如果他們覺得老有所依，他們就不會這麼傾向於儲蓄了。” 梅耶表示，隨著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老年人的服務需求將日益增多，只要有足夠的供給以滿足需求，這方面的支出將上升。“如果客戶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消費就上去了。”
事實上，鮑泰利認為中國的服務業是經濟增長最強大的潛在引擎之一，其潛力尚未完全實現。鮑泰利表示：“即使增長率維持在較低的6%或7%，只要服務業對經濟貢獻的增長速度超過建築業或製造業，中國仍然可以保持充分就業。就投資效率而言，服務業能獲得更多的增長。”他認為這種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他說：“未來幾年內，中國必須做出這方面的調整。如果他們再次推遲這些改革，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
總體而言，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共識是，中國現在是時候硬著頭皮推進政治上艱難且痛苦的改革了，因為這些改革能為未來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基礎。這也不是第一次：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了國有企業的第一次大改革，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下崗。住房制度改革，從無到有創建了商業房地產行業，雖然經歷了跌宕起伏，但卻促進了中產階級的日益壯大。程致宇指出，鑒於巨大的既得利益，特別是在地方一級，這種變革是困難的。但是，為了實現整體經濟的重新平衡，它們是必要的。
程致宇表示：“我對政府的意見是，不要過度關注總體GDP增長。依賴投資驅動實現8％至9％的GDP增長可能會得不償失，而且不利於中國經濟體中任何人的長期利益。接受較低的增長率是中國在可持續增長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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