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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夢的衰落:你的父母是誰在今天的美國更重要

在美國,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經引起了廣泛爭議,自由派對中產階級數量的減少表示譴責,而保守派則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必須對艱苦的努力、事業心和冒險給予報償。但是,在經濟流動性(economic mobility)這一問題上,也就是在個人在提升自己收入的能力上,大多數人則都贊同:社會具有向上流動性是好事。

的確,保守派經常將經濟流動性作為無需為收入不平衡的擴大感到擔心的理由。只要人們有能力上升,那麼有人非常富有,其他人處於底層是無關緊要的:經濟流動性意味著人們不會被苑囿于人生的起點。

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美國,經濟流動性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可實現。此外,各種研究也表明,經濟流動性會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而降低,這預示著,在未來,人們要想從貧窮向中產階級移動,或者從中產階級向頂層移動,會變得更加艱難。

一個名為“經濟流動性專案”(The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研究總結說:“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國,經濟流動性比人們長期以來的想像要低。”這項研究由美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美國企業研究院(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合作完成。“在最近30年中,中位數家庭的收入增長與之前的數代人比較起來,出現了顯著的下降。此外,根據某些指標來衡量,實際上,我們是比很多國家——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以及大部分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等——流動性更低的國家。這對美國是機會之鄉這一觀念發起了挑戰。”

驅動經濟流動性的因素是什麼呢?“我認為,美國擁有的一個最大歷史性優勢,一直是美國勞動大軍引人注目的流動。”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理查·賀林(Richard J. Herring)說,為了更好的生活,人們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地追求工作、教育和其他機會,這種地理上的遷移使得經濟的運轉更高效。他認為,那種能夠讓自己向上發展的能力是驅動人們遷移的關鍵動力。

“從歷史上來說,這樣的遷移可能源于我們出身于移民國家,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和機會,移民來到了美國。如果東部的經濟狀況堪憂時,人們便會遷移到西部。”賀林補充道。“此外,人們的遷居也與公共教育的支出密切相關……但出於各種原因,近年來,這個傳統優勢已日漸式微。”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尼克萊·羅薩諾夫(Nikolai Roussanov)指出,經濟流動性涉及到兩個衡量指標。第一個是“絕對”流動性,即孩子們的財富與其父母相比如何。另一個是“相對”流動性,也就是孩子們上升到比其父母所在社會階層更高地位的能力,比如,貧窮家庭的孩子上升到中產階級。

儘管兩種流動性都很重要,但是相對流動性更有意義,因為它表明了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會被限制在自己的出生環境中,或者說,人們在多上程度上可以上升到更高的經濟地位。經濟流動性項目的研究結果表明,相對流動性決定了一個國家是個“精英”(meritocratic)社會——人們靠努力來提高地位,還是個“幸運餅乾”(fortune cookie)社會——人們的經濟地位取決於運氣,亦或是個“階級分化”(class-stratified)的社會——即孩子們的經濟地位最終往往與其父母的經濟地位相當。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人一直將自己視為精英社會,但資料卻顯示,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經濟流動性專案的研究結論是:“大多數研究都發現,在美國,高收入父母擁有的有利地位大約有一半會傳給下一代。”該項研究指出:“這就意味著一個孩子未來的最有效預測指標就是他出身於什麼樣的家庭,而這並非孩子能夠掌控的。”

很顯然,成功的父母能為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以及低收入階層的父母通常無法給自己孩子提供的其他優勢。普通家庭的孩子雖然可能因為懶惰、缺乏天資或者運氣不好而失敗,不過一般人都會從最初的説明中獲益。

通過比較孩子與父母的收入狀況可以衡量跨代經濟流動性,經濟流動性專案在研究中發現,美國人比英國人的經濟流動性稍高,但低於法國、德國、瑞典、加拿大、芬蘭、挪威和丹麥等國居民。在後四個國家中,人們的經濟流動性是美國的四倍。

經濟流動性專案進行的第二項研究發現,“在父母處於收入最低的20%階層的家庭中,42%的孩子依然處在社會底層,而在父母處於收入最高的20%階層的家庭中,有39%的孩子依然處於最高收入階層。”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被列為“向上流動”之列,即他們的經濟收入絕對值比父母要高,同時能夠登上更高一級的階層。

婦女財富的增長

另一項研究通過回溯1937年的稅收資料發現,雖然所有美國人的經濟流動性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相對穩定,但依然發生了深層次的重要變化。在最近幾十年中,男性的經濟流動性有所下降,而女性的財富則有所增長。不過女性的資料也可能是受到了女性離家外出工作增加的影響。

另外,經濟流動性專案還發現,好萊塢電影中常見的“白手起家”的故事在真實社會中並不多見。“在父母處於收入最底層的孩子中,只有6%的人上升到了最上層。”

造成經濟流動性提高或降低的原因何在呢?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越顯著,經濟流動性越低。羅薩諾夫指出,收入金字塔越扁平,從收入最低的20%階層上升到上一個階層所需的額外收入也越少,如果收入金字塔更陡峭,那麼,同樣的上升就需要更多的額外收入。這個觀點有助於為歐洲和加拿大更高的經濟流動性提供解釋。“歐洲社會是否真的更具經濟流動性尚不肯定……因為他們的收入分配結構更扁平。”羅薩諾夫談到。

大部分專家都認為,雖然其他因素也發揮作用,但很顯然,美國的收入差距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1月12日,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經濟學家、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艾倫·克魯格(Alan B. Krueger)在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發表演講時引述的資料表明,收入差距的增大與缺乏經濟流動性之間存在著強相關性。在該項研究涉及的十個發達國家中,按孩子上升到高於父母層次的成功率來衡量,美國的收入不平衡程度最高,同時經濟流動性最低。收入不平衡程度最低的國家——瑞典、芬蘭、挪威和丹麥——同時也擁有最高的經濟流動性。

從1947年到1979年,美國所有收入階層的實際收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增長率大體相同,克魯格引述的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收入最低的20%階層的年收入增長率為2.5%,收入最高的20%階層的年收入增長率為2.2%。而從1979年到2010年,收入最低的20%階層的收入年增長率降低了0.4%,而收入最高的20%階層的年收入年增長率則上升了1.2%。1970年,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占所有家庭的比例大約50%,而到了2010年,這一比例則僅為42.2%。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資料顯示,從1979年到2004年,收入最低的20%階層的實際稅後收入增長了9%,收入最高的20%階層的實際稅後收入增長了69%,而最富有的1%階層的實際稅後收入則增長了176%。

克魯格在引述一項對經濟學家的民意調查的結果時說,科學技術的進步是收入不平衡愈演愈烈的最大因素,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減少了對沒有使用電腦的技能和其他高水準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其他因素還包括:國際貿易、以通貨膨脹調整後最低工資的降低、工會力量的減少和移民的增長。此外,布希時代削減收入稅、資本利得稅和房地產稅收的政策,也使最富有的美國人更加富有。克魯格指出,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有比美國更多的累進稅制度,這些制度有助於讓收入金字塔更趨扁平。

賀林和羅薩諾夫談到,美國人的收入流動性也受到了教育減少的損害。賀林談到,“在教育成就的幾乎所有方面,美國都已經遠遠落後於同等國家……教育的標準已經顯著下滑。完成大學學業的學生越來越少,即便是大學畢業生,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或者有意願攻讀科學和工程學學位。”

羅薩諾夫補充談到,這種情形的背景是“教育溢價(education premium)已經提高了”,這意味著沒有得到良好教育的人獲得薪酬較好工作的機會更少了。“毫無疑問,人們有這樣一種感覺,教育制度,尤其是初等教育制度,已經日益惡化了。”賀林補充談到,過去幾年來,金融危機及其後果為經濟流動性的降低問題雪上加霜。不但有數百萬人失業,或者比危機發生前掙錢更少,而且很多人還因為無法賣掉自己的住房而被困住了。

“美國的經濟衰退之所以比其他大部分國家都短的原因在於,有證據表明,當美國工人失業時,他們有遷移到有工作機會的地方的強烈意願。”賀林談到。“房地產市場的低迷意味著很多本想遷移到有更好工作機會地方的人,現在則被困在了他們無法賣掉的住房中。據推測,這種狀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退,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克魯格在演講中談到,因為美國的收入差距一直在增長,所以,將來的經濟流動性會進一步降低。“換句話說,最近25年來,美國收入差距增長的結果就是,收入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從父母傳給孩子的情況增加了四分之一。”他指出。“看到這些資料,我們對收入差距的不斷增長將危及機會均等感到擔心。一個人的父母是誰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性似乎在不斷增加。”

坍塌的基礎?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向上移動是核心價值觀,也是“美國夢”的基礎。但是,收入不平衡和漸趨降低的經濟流動性糾纏在一起,也會對經濟產生影響。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未來感到悲觀,並對下一代人在經濟比上一代人是否能更成功感到懷疑。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指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07年3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3%的受訪者同意這種表述,這一比例比2002年增長了8個百分點,‘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則越來越窮,現在確實如此。’”

如果人們認為自己無法取得成功,那麼,這種心態會如何影響他們在工作以及獲取其他致富能力——比如,技能訓練和上大學等——上所付出的努力呢?人們被束縛在收入階梯的底層意味著他們的才能會荒廢——革新者、研究人員、創業企業家、教育家、藝術家和商業及政治領導者會被忽視。有些研究人員認為,不斷增長的收入差距和經濟流動性水準的不斷下降,會促使消費者借貸更多,以維持他們希望的消費水準,從而助推了房地產泡沫這類事件的發生。不過也有人認為,當中產階級的數量越來越少,而貧窮階層的人數越來越多時,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消費者需求則會減少。

克魯格“粗略”計算的結果表明,從1979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的1%群體占比國民收入增長了13.5%,在2007年達到了大約1.1萬億美元。與全部人口10%的儲蓄率相比,富人會把增加的財富的大約50%用於儲蓄,從而使得年消費量減少4,400億美元。雖然他承認這個資料尚可質疑,不過他認為,“這些計算很清楚地表明,如果沒有不斷上升的收入差距造成中產階級規模的萎縮,那麼,經濟就會以更好的狀況運行,總需求也會更強勁。”

不斷增加的收入差距和經濟流動性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政治上存在爭議。保守派認為,削減稅收和減少監管能刺激經濟的增長,從而讓窮人和中產階級以及富人都能從中獲益。自由派人士則指出,布希的削減稅收政策並沒有帶來這樣的效應,20世紀90年代的稅收更高,可經濟增長更快,經濟不平等的水準也更低。歐洲人認為,他們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的教育、醫療保健和其他福利,有助於人們經濟地位的提升,即便他們的父母身處經濟最底層。

賀林和羅薩諾夫建議說,美國應該加倍對教育的投入。“受教育更少的勞動力流動性必然更低,因為他們缺乏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的靈活性。”賀林談到,“勞動力流動性的降低,會造成社會流動性的降低,會形成一個沒有多少人喜歡的社會形態。

“儘管如此,美國是擁有特殊流動性的機會之鄉這一觀念已被美國和全球廣泛接受。”他說道。“這是激勵人們努力做到最好的重要價值觀,但是,如果沒有可靠的證據為其提供支援,這一價值觀就不能長久延續。這一價值觀能否延續下去,取決於對教育制度的修復,但似乎沒人願意也沒人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羅薩諾夫補充說:“我們不希望人們只是因為不夠走運的出身就被困在貧窮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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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夢的衰落:你的父母是誰在今天的美國更重要."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01 二月, 2012]. Web. [29 March, 2024]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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