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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勵人們成為器官捐獻者

對於有些人而言,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的決定似乎非常容易:簽署一份捐獻協定,在你去世之後,將你的心臟、腎臟、肝臟、胰臟等器官捐獻出來,讓接受者的生命更加完整和健康。

但是對於其他人而言,這是一個較為艱難的決定。有人擔心,醫生可能不會全力拯救他們的生命,因為他或她想讓你把器官捐獻給其他患者,或者過早地移植你的器官(儘管沒有證據表明上述兩種擔心是存在的)。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心理成本,在你的身體還相對健康的時候就得考慮自己的生死問題。還有些人直接忽視這類計畫,因為這個計畫對他們沒有直接的好處。

基於這個背景,沃頓商學院商業和公共政策學教授裘蒂·凱斯勒(Judd Kessler)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埃爾文·羅茨(Alvin Roth)開始進行一項研究,他們想瞭解的是,如果對器官捐獻候選名單的管理進行變革,是否會增加器官捐獻者的數量。

毫無疑問,器官銀行對於此種變革的需求是完全認同的。在符合捐獻條件的美國人當中,只有40%簽署協議後成了器官捐獻者,儘管事實上,美國有超過11萬的患者正在等待器官移植。德克薩斯州和紐約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兩個州,這兩個州的器官捐獻率分別只有7%和15%。

未登記的器官捐獻者的死亡,意味著醫護人員必須詢問患者近親並獲得許可將其器官用於移植,尤其是在患者的情緒低落時期。在新英格蘭,器官移植專家從50%的未登記、但符合條件的器官捐獻候選人那裡回收器官。由於只有登記後才被視為合法,因此,當死者已是登記捐獻者的情況下,回收器官才是可行的。

凱斯勒和羅茨在研究中決定進行一項實驗,他們想要瞭解,如果器官分配政策優先考慮候選名單上的已登記器官捐獻者,是否會大幅改變登記人數。“這種做法背後的經濟原理在於,”凱斯勒說道,“通過優先考慮候選名單,就能激勵人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新加坡已經制定了類似的優先體系,目前正在以色列得到實施。

研究人員在題為《器官分配政策及器官捐獻的決定》的論文中展示了他們的研究結論。

一個大腦,兩個腎臟

由於凱斯勒和羅茨很難對真正的器官捐獻者進行實驗,他們發明了一個由學生在實驗室完成的遊戲,這個遊戲模擬了捐獻者決定登記時的場景。“我們決定不把這個遊戲稱為器官捐獻,但是我們保留了器官捐獻的相同特點,”凱斯勒指出。例如,為每個參與者配上代表大腦的“A”器官,以及兩個代表腎臟的“B”器官,但是不會在遊戲中出現“大腦”和“腎臟”字眼。

實驗將受試者按12人一組進行劃分,然後開始器官捐獻的遊戲。在每一輪遊戲中,只要他們有健康器官A和至少一個健康器官B,他們就能從中賺錢(即,他們在配有一個健康大腦和腎臟的每個輪次內)。在每個輪次裡,他們的A器官可能會衰竭(即,他們將會死於顱腦損傷,他們的器官可用於移植),或者他們的兩個B器官會衰竭(即,他們會患上腎功能衰竭)。

當受試者獲知他們的A和B器官會在那一輪發生什麼情況之前,他們將會得到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的機會,這樣做的目的是,如果A器官在B器官衰竭之前衰竭,他們可以將兩個B器官捐獻給小組的其他成員。同意成為器官捐獻者會讓受試者損失一小筆收入,無論受試者的A器官是否在他或她的B器官衰竭之前衰竭。“我們不知道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的確切成本,因此我們在試驗中,對他們進行建模成為簡單的開支,正如我們為了存活而對效用流建模一樣,”凱斯勒說道。

該輪實驗中,如果受試者的A器官衰竭,他們就會被淘汰出局並且停止賺錢(即,已經死亡)。同時,擁有健康的A器官、但是B器官衰竭的受試者可以在缺少一個活躍B器官的情況下,繼續生存多至五輪。期間,他們不會賺到一分錢,就像處在生病和腎透析狀態。如果他們沒有在這些輪次內獲得一個B器官,他們就會被淘汰出該輪遊戲。但是,如果在這五輪遊戲當中,這些受試者從小組其他人那裡獲得B器官,他們還可以開始繼續賺錢。

器官分配規則決定了B器官是如何在小組內進行分配的,這個規則是凱斯勒和羅茨在實驗中操控的利益變數。

在受控條件下,B器官是通過候選名單來分配的,正如美國今天所用的標準。在名單中等待時間最長(最接近第五輪遊戲截止時間)的人,將會最先得到B器官。剩下的B器官將提供給等待時間略長的人,以此類推。

在優先順序條件下,B器官將首先提供給在第一輪就同意成為器官捐獻者的主體。實質上,器官分配規則的優先小組是由這樣一些人組成的,他們已經支付了登記成為捐獻者的成本。在該小組中,主體按照先到先得的規則獲得B器官。但是只有在所有登記捐獻者獲得B器官之後,未登記捐獻者才能獲得B器官,即便這意味著未登記捐獻者可能在下一輪會被終止。

當凱斯勒和羅茨推出這種優先順序政策的時候,在遊戲開始或期間,願意支付捐獻費用的意願度激增至100%以上,70%至80%的主體願意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

研究人員介紹了其他兩種情況,為捐獻行為提供折扣或返點,目的是瞭解優先規則行之有效的原因。折扣和返點為器官捐獻者提供了金錢激勵,激勵的力度等同于優先規則帶來的好處。在主體參與了這場遊戲之後,這些經濟激勵的效果不遜於為器官捐獻者提供優先順序的效果,這表明,在對捐獻者提供全新激勵措施方面,優先規則特別有效。“我們在實驗室能夠重複大量的增長,因為搭配其他優惠條件的優先規則同時等量降低了捐獻成本,”凱斯勒指出。目前,美國法律禁止對實驗室之外的捐獻提供付款和返點,“但是改變死者捐獻器官的分配,這一做法是切實可行的。”

系統博弈

凱斯勒和羅茨希望從他們的研究中獲得什麼結果?“隨著研究這個課題的人士越來越多,我們希望這個課題能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得到更加廣泛的討論。提高捐獻率將成為很大的成就,可能是因為我們制定的優先規則,或者因為其他的政策變革,”凱斯勒說道,“我們感興趣的是激勵機制以及這些機制是如何產生效果的。我們沒有現成的政策提案。”

在他們的論文中,沒有涉及到的是圍繞著優先方案實施的規則,具體來說,是如何避免系統博弈。“舉一個博弈的例子,如果你的醫生對你說,‘你患了腎病,不如去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明天我們就把你列入候選名單。’這是很真實的博弈,”凱斯勒說道,“必須制定規則來杜絕這種情況。例如,以色列制定了三年等待期,你只有在登記成為捐獻者滿三年之後,才能夠享受優先權。”

公平實施規則也很重要,凱斯勒補充道。“如果有些人無法登記,或者未被告知政策的變動,這就會影響人們對此種方法的認可度。我們不想對不知道規則的人進行處罰。”

目前,已經針對許多捐獻交易制定了某些保障措施。例如,接受器官捐獻者必須是身體健康的,並且可以從器官移植中獲益。此外,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器官移植的孩童將獲得優先對待。最後,負責評審器官移植體系的委員會已經在研究為等待腎臟移植的年輕健康的患者提供優先順序,而不是給老人和重病患者,此舉明顯會引發道德問題。

“但是這些並不是我們在處理的問題,”凱斯勒說道,“我們發現,器官捐獻者認為他們的器官能夠造福他人,這似乎是他們的動力所在。因此,未來研究方向將是,提供人們特定的資訊是否能引起捐獻者數量的變化,比如,捐獻者登記系統可以改善多少人的生活。”

凱斯勒還指出,諸如腎臟、肝臟和心臟等主要器官通常是與移植相關聯的,其他器官和組織也可以回收和移植,包括眼角膜、骨骼、韌帶、軟骨和肌腱。

現金購買器官

凱斯勒和羅茨對除了他們自己研究之外的其他方法進行了闡述,這些方法都可以增加器官捐獻率。但是,其中一種觀點是推出購買器官,正如他們在論文中所寫的,“推出購買提案受到限制,因為有人擔心此種做法有悖道德倫理。”結果是,“對器官的金錢交易市場的抵觸限制了這些做法的可行性。”

另一項提議受到了大量關注,這項提議將美國通行的“選擇進入”式登記方法改變為“選擇退出”式體系,新的體系“假設每個人都是器官捐獻者,除非他或她主動表示自己不是器官捐獻者,”凱斯勒說道。第三種方法名為“強制選擇”,這種方法要求每個人必須明確表示他們是否願意成為器官捐獻者,這種方法類似申請駕照。

但是,凱斯勒和羅茨繼續在他們的論文中指出,“通過改變預設的器官登記狀態(以及採用‘選擇退出’政策)來增加器官捐獻率,這種做法肯定能夠增加器官捐獻者的登記數量,因為沒有採取明確行動的人將會被自動登記成為捐獻者。但是,此種政策會削弱登記決策和潛在捐獻者遺願的法律明確性之間的關聯。根據美國當前的贈與法,改變預設狀態可能會引起法律糾紛,可能會不利於器官摘取。”

新加坡、西班牙(死者器官回收率最高)及很多歐洲國家(多數國家的器官回收率和移植率均低於美國)都已制定了退出機制。

如果從廣義應用角度來看他們的研究結果,凱斯勒和羅茨考慮的問題是,人們在什麼時候可以提供激勵措施來讓大家支援公眾福利。“我們把登記的器官捐獻者集群視作一種公眾福利,”凱斯勒說道,“在公眾福利的背景下,我們不能夠將人們拒之門外。另一個例子是國家公共電臺,這是一種公眾福利,因為大家都有機會去享用它。在公眾福利背景下,往往很難讓個人來做出捐獻,這也是我們向大眾徵稅的原因。”

凱斯勒指出,優先規則所做的,是將“偽公眾福利轉變成為一種貌似俱樂部福利的東西。我們將給同意捐獻的人以優惠待遇。因此,就像社區游泳池一樣,可能會為資助泳池建設的人提供專用時間。對於器官捐獻者而言,對於同意登記的人士可以提供優惠待遇。前提是,這些激勵措施會促進對公眾福利的優先使用,而且可以提高捐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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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勵人們成為器官捐獻者."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6 十月, 2011]. Web. [29 March, 2024]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zh-hant/article/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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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勵人們成為器官捐獻者" China Knowledge@Wharton, [十月 2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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