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稅收體系是否公平？
這類問題有點奧妙，因為公平性和不公平性通常存在于旁觀者的眼中。通常情況下，公平性歸根結底是自身利益的問題。由於這個主題沒有定論，因而這類爭論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在本輪辯論中，奧巴馬總統呼籲採用“巴菲特規則”，確保富人也能承擔“公平比例”的稅率，這部分收入所得稅應至少和中產階級承擔的相等，“巴菲特規則”在華盛頓引發了爭論。這項規則是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領導者、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命名的，奧巴馬表示，這項規則將通過增加收入來説明減少聯邦預算赤字，今年的聯邦預算赤字預計為1.3萬億美元。“任何法案，如果改變了依賴於醫療保險的人們的福利而沒有大幅增加收入，我將堅決予以否決。我將要求最富有的美國人或最大的企業來承擔公平的稅率，”奧巴馬說道。
包括很多共和黨人在內的反對人士指出，提高對富人的徵稅是不公平的，理由是，不管富人所得稅比例是多少，他們承擔的實際稅費已經遠遠超過其他納稅人。據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統計，最富有的前十個家族繳納的稅費已經超過聯邦所得稅的一半以上。
反對人士還指出，對富人的賦稅增加將會弄巧成拙，因為這樣會對創造就業機會產生影響，妨礙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賺錢。“如果對就業機會創造者徵收更多稅費，那麼就業機會就會減少。如果對投資徵收更多稅費，投資就會減少，”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保羅·瑞恩(Paul Ryan)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道。
但是，什麼是公平呢？
“從歷史上來看，這個話題之所以變得如此有爭議性，而且人們大聲呼籲和爭論不休的原因在於，我們經過反思後發現，公平性的關鍵因素不止一個，”沃頓商學院法學與商業倫理學教授湯瑪斯·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說道。他還補充道，正直的人們應當贊同一項基本原則：所有關於公平性的觀念應該能讓所有人獲益，即便這些益處沒有均等地傳播。因此，公平性的概念必須始終考慮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
在這個關於稅收公平性的爭論背後存在一個實際問題：聯邦政府能否在不提高稅率的基礎上使財政機構恢復秩序？許多共和黨人傾向於削減開支、反對增加賦稅，但是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增加賦稅必須發揮一定作用。“我非常清楚，必須對開支和稅收進行調整，作為大幅度讓步的一部分，”沃頓金融學教授理查·馬斯頓(Richard Marston)說道。“布希政府的減稅措施給收入帶來了很大的漏洞，”他補充道。他指的是喬治·W·布希總統在2001年和2003年期間的減稅政策。
穆迪(MOODY'S)旗下媒體Economy.com首席經濟學家及聯合創始人馬克·贊迪(Mark Zandi)指出，可以透過削減開支來解決三個季度的赤字問題，例如對醫保經費問題的長期解決方案。但是其餘問題可能需要依靠增稅來解決，例如減少或免除那些減稅措施，此種措施通常對富人最有利。“我們都普遍認為，在未來十年裡，我們需要減少4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
正當關於稅收公平性的爭論持續不斷的時候，巴菲特在《紐約時報》的“814嘉賓欄目”引發了新一輪的討論，他在欄目中表示，他和他的富豪朋友在談論減少政府不斷飆升的赤字時，被主張“共同犧牲”的國家首腦寬恕了。
“當窮人和中產階級為我們在阿富汗浴血奮戰，以及多數美國人疲于生計之時，我們這些超級富豪卻享受著非比尋常的減免稅優惠，”巴菲特寫道，“去年，我上交的聯邦所得稅，以及由本人及代表本人上交的工資稅為6,938,744美元。聽上去是很大一筆錢。但是這筆錢只占到我的應徵稅收入的17.4%，而且和我所在辦公室的其他20個人相比，這個比例實際要低很多。他們承擔的稅費從33%到41%不等，平均為36%。”
為什麼富人交得少？
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美國的“漸增式”稅收體系對不同層級的收入及不同類型的收入，其徵稅的方式是不同的。以一對夫妻合報所得稅為例，頭17,000美元的應稅收入按10%的稅率納稅。17,001美元到69,000美元按15%的稅率，從69,001美元到139,350美元按25%的稅率，從139,351美元到212,300美元按28%的稅率，從212,301美元到379,150美元按33%的稅率。379,151美元以上的，則按35%的稅率納稅。這些“個稅稅級”對於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不管每個人的收入情況如何。億萬富翁的頭17,000美元也只是按10%的稅率納稅。
雖然收入達到379,151美元時需要繳付35%的最高稅率，但是，應稅收入達到400,000美元的夫妻，他們的總體稅率將低於35%，因為其中的多數收入將按照10%至33%的稅率納稅。35%的稅率只適用于夫妻倆收入中超出379,151美元的20,840美元那部分。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話，這樣的體系仍然會使富人繳付的總體稅率(或“有效稅率”)比收入較少的人群更高。
例如，所有納稅人都有權享受標準抵稅額，或不徵收任何所得稅的收入。2011年，個人標準抵稅額為5,800美元，夫妻合報標準抵稅額為11,600美元。對於在報稅表中逐項抵稅而非採用標準抵稅額的人士而言，這些抵稅項目包括子女抵扣稅、銀行貸款利息、已交付地方稅以及慈善捐贈等。因此，40%以上的家庭完全不需要繳納所得稅。
但是，只要有收入，即便無需繳納所得稅，所有人也必須繳納6.2%的工資稅作為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為了刺激經濟，今年將該稅率減少至4.2%)。但是，工資稅僅適用於收入的頭106,800美元。巴菲特所述事例中，他的辦公室同事如果收入少於106,800美元，則還需另外繳納6.2%的所得稅。由於富有的納稅人收入遠遠超過該數額，因此他的總交稅和收入比例要遠遠低於6.2%，這也解釋了為何低收入員工承擔的總稅率在比例上會高於富有的人群。
但是，諸如巴菲特這樣的人士之所以其有效稅率較低，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收入多數是來自股利和資本收益或投資獲利。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僅為15%。巴菲特的例子是否能夠代表多數富有的納稅人，這仍然是很多爭議的主題，因為許多依靠豐厚俸金而非投資收入的富有人群，他們也在承擔較高稅率的所得稅。
撇開巴菲特的特例不說，奧巴馬和很多民主黨人認為，富人應當支付更多，僅此而已。他們指出，富人們是布希政府減稅政策的主要受益者，這項政策説明將聯邦預算扭虧為盈。現在面臨艱難時期，因此，富人應當承擔更多稅率來幫助解決當下的問題。在布希政策下，最高稅級從39.6%下降至35%，資本利得率從20%減少至15%。奧巴馬和國會的多數民主黨人認為，應當允許減稅方案按預期在2012年底到期。(最初2010年的到期計畫已獲延期)
奧巴馬提議將巴菲特規則作為指導原則，國會委員會到11月下旬制定細則，該委員會由六名民主黨人和六名共和黨人組成，要求在未來十年裡將財政赤字減少1.2萬億美元。奧巴馬的目標是在未來十年內，將財政赤字總共減少3.6萬億美元，其中60%來自削減開支，40%來自增加稅收收入。
在增加稅收收入的方案當中，包括恢復布希政府之前的所得稅稅率，提高股息和資本收益稅率，免除部分信貸和減免稅額，可能包含常見的貸款利息減免稅額。奧巴馬表示，他不想增加年收入在250,000美元以下的夫妻或200,000美元以下的個人的稅率。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認為，這項方案必須伴隨大幅度的開支削減，但是他們爭論的是，有多少將是來自國防、醫療保險、醫護和社會保險，因為這是聯邦政府的四大開支項目。雙方至今仍未就什麼是“公平的”達成共識。
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相反利益方可以輕易提出關於公平性的合理定義，而且是非常不同的定義，唐納德森說道。這是對困境的典型詮釋，他指出，好比是一群孤立無援的士兵瀕臨渴死的場景。一支小分隊冒著危險穿過敵軍封鎖線，然後帶回來很少量的清水。接下來就是關於公平性的討論。身體最弱的士兵提出，他們應該獲得這些水，因為他們最需要這些水。其他人指出，每個人都是小分隊的成員，應當平分才對。取水的士兵提出，他們應該得到更多的水，因為是他們冒險把水取來的。軍官說，他們應當得到更多的水，因為他們是軍官。
關於稅收的爭論也大抵如此。有人認為，每個人的年稅費應當均等，這樣才是公平的。另外有人認為，所有人承擔同等稅率是公平的。對於第三個人而言，公平的稅收體系應當是前兩個的組合，同時免除某幾類所得稅，可能會其他人徵收附加稅。
唐納德森表示，巴菲特吸引了人們的注意，部分是因為他推行的體系是以利他為目的的。“財富不均等是正常的，但是財富不均等應當[從某種程度]有利於生活在底層的人群”及頂層的人群，唐納德森說道。他還補充道，只要工人能夠從醫保獲益，醫生賺的比工人多就可以是公平的。
基於上述理論，如果不富有的人們從某種意義上獲益，富人們從布希的減稅方案中獲得最大利益，也可以是公平的。保守派人士認為，對富人的減稅將對所有人有利，因為這樣可以刺激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例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提出將企業稅從35%減少至25%時採用了傳統的保守路線，將布希的減稅政策作為永久性政策，同時免除年收入低於200,000美元的人群的股利、利息和資本收益的稅費。
“對於美國而言，正確的發展路線是相信增長，”羅姆尼在9月初宣佈他的稅收方案時說道。
稅收讓我們變懶了嗎？
雖然有很多方法來對資料進行分析，但是很難對稅率、經濟增長及創造就業機會之間的關係做出定義性結論。布希的減稅政策針對的是富人，並未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事實上，經濟和金融市場在20世紀90年代也逐漸轉好，當時的稅率比較高。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並未發生如同在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
贊迪指出，在較高層級，稅收可以減少就業機會，但是“並不按在此討論的速度減少。”例如，允許布希減稅政策到期將會使最高所得稅稅率增加4.6%，達到39.6%，20世紀50年代為90%，1986年為50%。
保守人士還指出，提高稅率會讓人們不再努力工作來賺取更多收入及產生更多稅收收入。對此種觀點持批判態度的人士認為，如果金融激勵措施如此重要，就不會有極其富有的人繼續工作，因為金錢對他們已經不再是問題了。許多人選擇的職業並非是高薪職業。而且，即使薪酬較高的人士因承擔較高稅率而減少工作，其他人將會前來補缺並做完那些未做的工作。
巴菲特指出，增加稅費不會對投資產生不利影響，因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我與投資者共事了60年，我從未見過有誰因為對潛在收益徵收的稅率而減少敏感性投資的，即便在1976-1977年間也是如此，當時的資本收益率為39.9%，”他在《紐約時報》中寫道。“人們為了賺錢而投資，潛在的稅率從未把他們嚇跑過。對於那些認為增加稅率會有損就業機會的人們，我需要指出的是，在1980年至2000年期間，新增的就業機會將近4000萬個。你們知道之後發生了什麼嗎：稅率降低和更少的就業機會。”
低稅率能夠讓雇主們有更多的錢來招工，目前的用工荒似乎並不是因為缺錢造成的。美國大企業的現金儲備完全足以支撐招工狂潮。許多經濟學家指出，雇主們不是因為有了很多現金才去招工的，而是他們需要更多的工人來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歸根結底，新員工的工資來自銷售額及企業收入的增加。
最近的辯論焦點主要是圍繞富人納稅而展開的，但是財政赤字的解決方案必須同時解決不富有人群的稅率問題，馬斯頓說道。“財政赤字之所以提高是因為兩個原因……布希時期對所有人的稅費都一律降低[以及]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開支猛增，布希政府發動了沒有資金援助的戰爭，提供了處方[藥物]的福利。”
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政府開支猛增至35%左右，超過了長期平均值，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就已達到如此水準，低於二戰期間的50%。與此同時，和國內生產總值相關聯的稅收收入相對較低。例如，2010年，個人所得稅收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2%，這是自1950年以來的最低點，同時低於2000年的10.2%，2000年布希政府開始實施減稅。目前稅率較低的原因是因為削減開支、收入增幅低迷和較高的失業率所致。
“我認為，在所有人的所得稅收入未獲大幅增加，也沒有實施消費稅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解決財政赤字問題的，”馬斯頓指出，“但是坦率地說，我並不認為共和黨人會很快接受上述兩種方式。”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佛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也認為，美國最終需要出臺全國範圍的銷售稅或增值稅，雖然還未對此進行深入討論。“他們必須增加收入，擺脫財政赤字，”他說道，並警告說，持續增長的債務迫使聯邦收入的大部分用於償還債務及政府日常開支。“必須有人為[減少赤字]買單，讓富人來承擔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有道理的，”艾倫指出。
在過去十年裡，雖然富人從降低稅率中獲益，他們目前也在承受痛苦，因為他們擔心美國的政府債務及歐洲金融市場的惡化，艾倫指出。有效解決債務問題可以幫助市場，讓富有的投資者更加富有，即便他們必須承擔較高稅率，他補充道，“如果國家經濟崩潰，他們會損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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