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中國的競爭優勢還一直基於一個重要因素：大量唾手可得的廉價低技能勞動力。但這個優勢很快就將捉襟見肘。令人尷尬的勞動力過剩和勞工短缺已在這個經濟體中同時顯現。願意前往中國工業化地區打工的低技能農民工越來越少；與此同時，數百萬大學畢業生則在為稀缺的白領工作職位拼命競爭，他們接受的薪水和福利待遇水準，已經低於比他們學歷更低的人在幾年前的平均水準。
中國的13億人口曾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源泉。但是，今年4月28日中央政府公佈的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口在十年間只增長了5.8%，是10年前人口普查時人口增速的一半。此外，這個國家的工作人口數量也在萎縮。15歲及以下年齡的人口比例降低到了6.3%（超過2.22億），同時，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則增長到了2.93%（超過1.77億）。專家告誡說，中國在2013年就可能出現勞動力的大範圍短缺。
而同時，年輕的大學生——這一曾經被視為天之驕子的龐大群體卻面臨前所未有的尷尬境遇。中國勞動力市場訊息網監測中心的資料顯示，2010年，有近700萬人從大學畢業，其中有大約五分之一的人無法找到工作。與此同時，中國對數億藍領工人的需求在10年中首次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與這些統計數字同時出現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有專家認為，求職者的技能與公司需求之間的錯位正在不斷惡化。對北京來說，這是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在中國經濟努力向更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業轉型的時候，解決勞動力市場的錯位是個艱難的挑戰，尤其是在當前條件下，中國的新一代勞動力對未來的期望與社會對他們的實際需求之間存在著愈來愈大的不平衡。
提高工資標準
人們的大部分關注都投向了這個國家藍領工人的數量，有報導稱，這一數位在逐漸減少。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就業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Employment and Social Protection Research Center）主任袁志剛談到：“自去年春節之後，很多回家休假的工人不再回到工廠工作了。”他認為原因之一在於，在這個國家的經濟日漸繁榮的時候，農民工越來越不能接受以前確定的低工資標準了。
他還談到，隨著中西部地區的農村開始工業化進程，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開始趕上其他地區，很多工人都可以在家鄉附近找到工作。這是一種很有吸引力的選擇，尤其是現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生活成本在不斷上升。因為選擇在不斷增加，所以工人會要求在東部發達地區能拿到更高的工資，以便讓遠走他鄉是劃得來的選擇。儘管這一現實的大背景是，從2009年到2010年，全國最低工資增長了22%以上，上海以每月最低工資1，120元（173美元）的水準領先全國。
但是，年輕一代的工人認為，工資標準還應該提升到更高的水準。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人，“對生活的期望完全不同於他們的父輩。他們希望留在自己移居的城市，還希望得到更好的待遇。”袁志剛表示。
因為認識到工人的不滿對社會穩定是個威脅，所以中國政府出臺了要求公司越來越多地承擔員工成本的法規。其中包括社會保險，在某些城市，社會保險甚至已經從每個員工每月200元提高到了占其工資50%以上的水準。
對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這些變化是相當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力資源管理諮詢機構翰威特諮詢公司（Aon Hewitt Associates）認為，這種緊張狀態最顯著的信號已在東南沿海地區——出口製造業的傳統核心地帶——出現，很多工廠已經關閉，或者在虧本運營。
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聯副主席王新奎指出，不斷上升的成本，讓其成員企業，特別是地方私營企業深表憂慮。“過去，勞動力之所以便宜，是因為農民沒有工資；只要能掙到錢，他們就很高興。企業對勞動力極低的價格已經習以為常了，但這種光景已不復存在。而企業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接受新現實。”
他談到，有些公司，比如，臺灣的高科技產品製造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Foxconn）採用的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遷往內陸地區，在這些地區，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而且價格便宜。然而，它們雖然通過遷移至內地從更便宜的新勞動力資源獲得了收益，但更高的運輸成本以及缺乏周圍的配套企業也讓它們遭受了損失。“很少有企業把產業鏈全部搬遷到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的製造業只占全部製造業的4%。”王新奎談到，“實際上，企業面臨的並不是勞動力數量的短缺問題。如果工資水準能夠提升得足夠高，依然有很多工人願意前往這些城市打工。”
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
但是，對很多公司來說，深表憂慮的主要問題並只是勞動力的成本，而是他們所擁有的技能。目前，最短缺的是有一定技術能力的熟練技術工。中國勞動力市場訊息網監測中心的資料顯示，2010年，各種水準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供需缺口為60%到90%。
看起來，這是一個金錢無法解決的問題。翰威特上海分公司發現，高級工程師的月收入可達4，000元，技術工人的平均月收入也在3，000元左右，均高於很多大學畢業生的入門工資水準。然而，技術專科學校依然在為招生犯愁。
導致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最貧窮的體力勞動者沒錢在進修上投資，王新奎談到，“我曾參與過一個培訓保姆和護士的政府培訓專案。我們在培訓課程上花了很多錢，以便讓工人能夠免費參加培訓。但是即便如此，也沒人來。因為對農民工來說，在學校度過的每一天，都意味著損失一天的工資。最後，我們不得不付錢給學員，讓他們來接受培訓。”
復旦大學的袁志剛談到，與此同時，很多職業技術學校都要求申請人擁有本地戶口，而農民工大都沒有城市戶口。另一個障礙是文化的問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比起大學學位來，職業技術學校只是二流的選擇，是離家開創更好生活的失敗之選。而城市居民對專科學校更是低看一眼。
與此同時，隨著國家高等教育擴招政策的實施，中國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已經超過了20世紀90年代每年畢業生數量的8倍之多。去年，每1000人中有8.9位大學生，而10年前則只有3.6人。“大學已經從精英教育機構變成了大眾教育生產線。”袁志剛表示。
“文化和經濟因素導致了中國教育的兩極分化。”王新奎認為，“在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底層和高層都聚集了大量的人群，而中間層的人數則很少。”
然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而言，藍領工人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更重要。“農民工的工資上漲有助於促進消費，並進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袁志剛說道，“但是，雖然工人獲得更強的討價還價能力是好事，不過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依賴於讓工資無限上漲的政策。更重要的問題是提高生產力。我們應該通過培訓來提高每位工人的生產率。”
王新奎對此表示贊同。“我們目前的發展模式是無法持續的。工資雖然在不斷上漲，但工資的提高與每位工人生產率的提高並不匹配。在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時候，我們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準，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譯者注）的危險。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比如墨西哥和巴西，已經有很多這種先例了。”
需求和供給的嚴重錯位
中國向第三產業經濟的轉型既緩慢又艱難。袁志剛認為，中國周邊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比如，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等，已經在服務業上佔據優勢地位。而在中國國內，服務部門則幾乎悉數被國有壟斷企業把持，而這些企業競爭力很差，比起地方企業來，它們對變革也更加抵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進行一系列痛苦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袁志剛談到。
中國勞動力市場訊息網監測中心的資料顯示，第三產業職位空缺的數量一直在持續下降，過去10年來，這些職位空缺從72%已經下降到了59%。另一方面，得益於製造業的發展和出口的興旺，第二產業的職位空缺則從25%上升到了38.7%。
但是，無論哪個部門，員工都存在著一個共同問題：這個國家的求職者——也包括最近畢業的大量大學生——沒有應有的技能。翰威特諮詢公司中國區負責薪酬管理工作的張宏談到，國內消費行業，比如，製藥、快速消費品以及汽車等行業，面臨著尤為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求職者很少擁有雇主能拿來即用的出色技能。”為此，公司以強加內部培訓來應對這種狀況，但是這一措施也有風險——在中國，“跳槽”很普遍，在很多公司，新員工在入職前6個月的流失率會高達19%。
袁志剛認為，這個國家的教育工作者難咎其責。雖然中國的經濟一直在迅速發展，但是中國的大學教育並沒有同步趕上，沒能讓畢業生為進入勞動力市場做好準備。“大學教育體系提供課程的基礎是教師的想法，而不是市場需求。這與西方大學的觀念完全不同，後者根據市場需求來確定課程。”所以，儘管中國大學畢業生總體而言已經過剩，但供需缺口依然顯而易見，比如土木工程以及高端財務分析等領域存在大量供需缺口。
人們的期望也需要引導。“在接受教育以及對待工作的態度方面，大學畢業生存在嚴重的問題。”張宏表示，“大學畢業生的能力，與他們希望從公司得到的回報——工資以及升職等——之間的落差，是員工流失率高企的最重要因素。”今天的現實是，只有名校畢業生中的佼佼者才有機會得到傳統上需要大學學歷的“精英職位”。
中國的國有銀行建設銀行屬於那種最受年輕求職者歡迎的雇主，該銀行上海分行的一位人力資源總監談到，每年有1萬多名求職者競爭該企業大約500到600個職位。“我們根本不會考慮那些沒有上海戶口的求職者。這種方式很殘忍，但也是縮小選擇範圍的最便捷方法，”她談到。
即便同為當地的大學畢業生，招聘程式也會向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嚴重傾斜。在該銀行，大約400個每月起薪5，500元的職位，會在每年進行的第一輪校園招聘中，分配給全國17所頂級大學的畢業生。在其他大學隨後進行的幾輪招聘中，只能提供大約600個工資更低的更低職位。
袁志剛認為，就像農民工問題一樣，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在於教育改革。“政府應該做的最重要工作是培育人力資本，是專注于勞動力的培養方式，而不只是關注人口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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