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以世界上最富有的兩位大亨為主角的聚會，都會在媒體上掀起一輪熱潮。但是，9月底由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北京舉行的晚宴還引發了預料之外的爭議——在北京郊區一個17世紀法國城堡的複製品中，當他們兩位與這個國家最富有的商界人士談到公益事業的時候，有人表現得興趣盎然，有人則感到煩惱厭倦。
在活動之前的數天時間裡，全國的媒體對這個活動的推測眾說紛紜。蓋茨和巴菲特是否會勸誘中國的財富新貴簽訂一個類似他們在美國發起的新計畫那樣的協議？他們在美國呼籲，億萬富翁將至少一半的財富捐助給慈善事業。在第二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蓋茨和巴菲特稱讚，這是一個成功的晚宴，儘管中國很多財富精英回避了這次萬眾矚目的聚會。這是一個很能說明中國慈善捐助和社會福利矛盾狀態的一個插曲。
然而，中國的慈善活動確實在改變。部分原因在於，慈善團體正在被迫學習如何管理數額屢創紀錄的捐助資金。中民慈善捐助資訊中心（China Charity and Donation Information Center）的資料顯示，去年，人們捐助資金的總額近50億美元，這一水準雖然比2008年減少了68%（因為四川大地震，該年度的捐助資金數額出現了突發性的巨額增長。），不過，仍然比2007年增長了8.2%。在該中心監測的2009年度13.2億美元的捐助總額中，教育以41.1%的比例佔有最大份額，以下依次為：賑災（占捐助總額的25.5%）、扶貧（12.1%）、衛生保健（9.2%）、環境保護（2.3%）和科學和藝術（1.5%）
設在北京的胡潤研究院（Hurun Research Institute）表示，就在慈善團體正在改變的同時，向它們提供捐助的人同樣也在改變。該研究院在一個題為《中國最慷慨的50人》（China’s 50 Most Generous）的報告中指出，去年，列入該機構排行榜的捐助者的捐助資金總額達12億美元，平均每人的捐助額為2，500萬美元，其數額超過了2004年首次推出公益事業排行榜時每人平均捐助額的8倍。胡潤還談到，現在，中國有87.5萬人的個人財富超過了1，000萬人民幣（合150萬美元），5.5萬人的個人財富超過了1億人民幣。但是，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比，這個國家（的慈善捐助）還有一定的距離。《中國日報》的報導稱，2009年，中國的私人捐助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1%，低於巴西（私人捐助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3%）、印度（0.6%）、英國（1.3%）和美國（2.2%）等國家。
有專家認為，消除這一差距的一種方式是，徹底檢查中國運轉不靈的對慈善業的法律和監管基礎設施。對這個國家來說，另一種方式，就是增加慈善團體、公共基金會（public foundation）和私人基金會（private foundation）的數量，並增設數千個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組織，以提高運作透明度和管理水準。就目前來看，很多捐助者和潛在捐助者對自己的捐贈是否能真的如他們所願進入慈善事業，是否會被不誠實的人侵吞，以及是否會被用作組織的經費等問題，懷有強烈的不信任感。除此之外，促進捐贈的第三種方式是，引導中國人對慈善捐助形成更廣闊的視野，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要想讓中國人將慈善捐助擴展到“大家庭”以外的範圍尚需更多的引導工作。
“他們內部的圈子”
今天，中國很多有關慈善捐助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繁榮的國民經濟帶來的個人財富的增長。這個國家最大的住房開發公司中國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談到，他在出席蓋茨和巴菲特舉辦的晚宴時，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公益事業和家庭之間的關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有30年了，第一代企業家面臨著如何將他們的企業傳給第二代的問題，也面臨著尋找將他們的財富轉交給社會的途徑問題。”他談到。“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將金錢回饋給社會，而不是傳給我們的子女，對下一代人來說，給他們太多的財產可能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
胡潤認為，在這個國家資產淨值最高的群體中，只有1%的人的財富是通過繼承得到的。上海一家專注于社會福利發展的諮詢顧問機構“集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最近在一篇博文中指出：“這個群體依然在專注于財富創造以及‘自我保存’（self preservation）。他們是‘中國的嬰兒潮’一代，他們對艱難的歲月（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艱難歲月）記憶猶新，所以，他們首先關注的問題是，要確保自己‘內部圈子’的未來需要。”
這種心理還有一些“變種”。今年年初，在接受美國脫口秀主持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的訪談時，大獲成功的淘寶網和阿裡巴巴網的聯合創始人馬雲談到：“中國需要的是兩億個工作機會……我瞭解中國的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但是，人們希望我們更好地利用資源……到我80歲的時候再把錢捐贈出去會讓我感到遺憾的。我應該現在就用這些錢創造工作機會。”
然而，可能進入這個精英群體的其他“蓋茨”或者“巴菲特”不應該被忽略。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One Foundation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王振耀就希望培養出一些“蓋茨”或者“巴菲特”，他呼籲，中國所有的億萬富翁每年都向慈善機構捐贈100萬元人民幣。這位民政部前官員以其幫助2008年四川地震災民的行動在中國聲名鵲起。王振耀談到，雖然政府應該在幫助中國的窮人和老人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不過，他也希望找到在這個國家培育更多專業私人公益團體的途徑。
對王振耀的行動給予支持的是一個由國內著名慈善家構成的小團體，不過，有些人認為，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其中包括江蘇省的企業巨頭、慈善家陳游標，他的財富最初來源於一個拆除公司，最近，他成了第一個宣佈在亡故後將其所有財富都捐助給慈善事業而不是留給家人的億萬富翁。“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獨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你可以存放在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條河，你就要學會與他人分享。”這位42歲的慈善家10月在接受英國《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採訪時對記者談到。
在中國，增加慈善捐助的高調宣傳並不僅限於這個國家的超級富豪。中國人的平均年工資尚不到4，000美元。據報導，在巴菲特和蓋茨來訪期間，一位名叫“老吳”（音）的網站設計師帶著一個寫有“平民慈善挑戰蓋茨和巴菲特的盛宴”的條幅在首都驅車巡遊，地方報紙引述他的話說，為了在全國提高人們對公益事業的興趣，他也將舉辦自己的晚宴。
艱苦的努力
不過，中國的慈善事業還面臨艱巨的任務。嚴格的新規定和遲遲未能實施的法律，讓人們在這個國家運營慈善團體變得越來越困難了。設在上海的一家公益事業顧問機構社會企業集團（Social Venture Group，簡稱SVG）在其網站的一篇博文中指出，管理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接受外國捐贈的政府新規定是個沉重的負擔。現在，除了其他要求之外，為了重新得到外國的捐助基金，非政府組織必須向當地銀行提交一長串檔。“這些規定意在追蹤進入中國的所有外國捐贈資金的來源，毫無疑問，此舉的目標指向試圖在中國境內贏得影響力的政治敏感團體。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法規同時也造成了數千個小型‘草根’慈善團體的運作舉步維艱。”
11月初，中國的官方媒體報導稱，為了要“更深入的研究”，最新的慈善法草案被再一次推遲出臺。這個自2007年就開始修訂的法律何時能通過政府的核准程式尚不清楚。不過，慈善團體預計，如果該法律獲准通過，將會給它們帶來更有利的稅收政策，能使政府的角色更清楚，同時，註冊慈善團體的過程也會變得更容易。
最後一點很重要，因為相關規定的繁文縟節讓它們倍感挫折，所以，很多組織是以企業的名義運作的，這就使對它們的監管困難重重。“我理解，制訂讓非政府組織變得更專業化的規定是必要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中國草根非政府組織專家肖恩·謝（Shawn Shieh，音譯）談到。“但是，達到這個目標的第一步，應該是讓註冊非政府組織變得更容易。在目前的情況下，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是以企業的名義註冊的，因為它們很難以非營利性組織的名義註冊。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企業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就無法受到監管和監督。這可不是讓非政府組織變得更專業化的途徑。”
至於說延遲推出的慈善法，“我認為，關於延遲出臺法律的理由，更多的在於非政府組織缺乏專業素養，而不是為了讓法律更完善。”肖恩·謝談到。“有人曾告訴我們，針對非政府組織的監管規章經過五六年的修訂之後會使這類組織的運作更容易，但是，截止到目前，什麼都沒有發生……我的推測是，延遲法律的實施是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想讓法規更完善。我希望自己的推測是錯誤的。”
雖然國家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在深思熟慮，不過，某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則在“各行其是”，以改善慈善機構的運作方式。舉例來說，江蘇省推出的一項新規章要求，基金會的支出至少要達到前一年得到的捐贈的70%。這些舉措的目的之一還在於引入一個更正規的自行監管體系。
與此同時，設在北京的首都慈善公益組織聯合會（Capital Philanthropy Federation，簡稱CPF）明年將面向其43個會員組織推出行為準則。從全國範圍來說，中國基金會中心（China Foundation Center，簡稱CFC）也有望推出自己的行為準則，並力促慈善機構在其網站上披露財務資訊。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法學教授、中國非政府組織專家卡拉·西蒙（Karla Simon）認為，這些行動都是雖然相對較小但很堅實的步伐。“對任何非營利性組織而言，自我監管一直都是至關重要的。”她談到，“人們希望，監管者會善意地看待所有這些行動，並與這些施行自我監管的組織達成協作。”
但是，中國很多慈善機構的“蠻荒特色”，讓潛在的捐贈者產生了高度不信任感。2006年，也就是SVG創建的那一年，該機構研究發現，在中國，非營利性組織是公眾信任度最低的領域之一。
這也是中國的巨富談到的被迫自行設立基金會的原由之一。基金會已經成了非營利性組織中增長最快的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新一期《中國慈善藍皮書》（China Philanthropy Blue Book）顯示，截止到2009年年底，中國已擁有997個公共慈善基金會，846個非公共慈善基金會（non-public foundation），也就是私人慈善基金會。該藍皮書預測，到今年年底，私人慈善基金會的數量將會超過公共慈善基金會。
“我對富豪與基金會成長之間的關係非常樂觀。”南都公益基金會（Narada Foundation）秘書長劉周鴻（音）談到。設立基金會管理自己的慈善活動的大型企業數量在不斷增長，南都公益基金會就是其中之一，該基金會是一個為草根非政府組織提供支援的“經費捐助”（grant-making）組織，由徐永光于2007年創立，利用自己與企業集團南都集團（Narada Group）的緊密聯繫，這位前政府官員轉變成了一位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社會企業家指利用商業方式成立和經營專門從事以社會服務為目的的公司的人士。——譯者注），此前，他擁有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修建學校的經歷。
“中國的富豪對自己的捐助將會被如何使用表示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就如何使用捐助的問題，如何募集資金的問題，以及這些捐助投入到哪些特定計劃的問題，基金會尚沒有披露足夠的資訊。”他談到。“某些基金會和其他慈善組織發佈的報告很難理解，甚至連專業人士也難以理解，能利用這些資訊的公民和媒體人士非常少。中國的基金會應該付出自覺的努力，以提高其組織的透明度。”
此外，這些私人慈善基金會還面臨著很多障礙，特別是不允許它們公開募集捐助的問題。“政策正在變得更加寬鬆。”劉周鴻談到。“但是，政府仍然不允許人們創建（尋求公共捐助的）公共慈善基金會，這種局面從短期來看不會有什麼改變。”南都公益基金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稅收。根據目前的規定，該基金會每年收到的捐贈中有25%最後會成為稅款。“因為我們的稅賦水準很高，所以，我們不能為員工支付理想的薪酬，也無法吸引到專業人才。”劉周鴻談到。
臨界點
對中國的基金會和其他慈善組織來說，2008年的四川地震為它們開啟了一個展示自己公眾形象的全新時代。那一年，中國的捐贈額達到了1，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大約有760億元用於抗震救災，不過，捐贈資金主要流入了由政府運作的慈善團體，比如，中國紅十字會等。
萬科集團為抗震救災捐助了1，000萬元，董事長王石談到，這場地震“對中國的公益事業來說是個轉捩點”，並在這個國家提高了人們的捐助意識。“人們越來越熱心於捐助金錢，這表明，人們越來越富裕了，而且願意在這樣的災難面前展現出對他人更多的愛心和仁慈。”他談到。但是，王石也坦承，人們依然對捐助的利用效率，以及捐助資金的去向缺乏透明度表示擔心，從而，導致了人們的捐助熱情“逐漸降低”。
“信任確實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西蒙談到。信任對名氣較響的非政府組織——這些大都是政府參與管理的組織——説明很大，不過，缺乏信任感同樣也會讓數百個甚至數千個小型的慈善機構遭受冷遇。正如她談到的，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還沒有能為慈善機構提供“正式認證”的評級機構。
王石談到，巴菲特和蓋茨在來訪期間談到的很多公益事業理念都與明智地使用捐贈資金密切相關。“捐贈金錢是一回事，確保這些捐贈抵達預期的目標並產生預期的效果則是另一回事。”王石也承認，近年來，政府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政府應該更信任非政府組織，應該把它們視為中國穩定和發展的一支積極力量。非政府組織和政府之間應該建立一種更加獨立的關係……不過，這也應該是一種富有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劉周鴻表示，雖然很難判斷蓋茨和巴菲特來訪對普通公眾造成的影響，不過，他認為，他們的到訪至少對“改變中國富豪對待財富的觀點，以及向他們展示一個全新的領域——公益事業”是有所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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