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私人企業的發展在頗為現代的中國還只是一個相對新興的現象，這一點簡直令人難以置信。1988年，中國政府開始放寬政策，國有企業的領導權下放，但仍掌握控股權。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一些私人企業開始逐漸形成規模，不過直到1993年，中國政府才通過了第一個允許成立私人企業的綜合性法規。
近年以來，這些中國企業從整體上已經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登上世界經濟舞臺的單個企業卻為數不多。“但它們已經來了。”約翰·王（音譯，John Wong）說。這位波士頓諮詢集團香港分部的高級副總裁主要和制藥企業以及耐用消費品企業打交道。約翰·王表示，在未來的幾年中，他相信會有數家中國企業從中國國內市場脫穎而出。他用“市場競爭的大熔爐”來形容中國國內市場，一個競爭激烈、高度細分的市場。
什麼樣的中國企業會脫穎而出？“任何從中國市場成功突圍的企業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約翰·王說。在這些企業內，西方企業的參與度到底有多高還是個未知數，而約翰·王和其他一些來自波士頓諮詢集團和沃頓商學院的專家們已經指出：這些從中國市場突圍的企業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許多西方企業很難應對。這些優勢包括——勞動力成本和安全保障投入極低，普遍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相關條例。
但是，專家們也提到，要將自身的實力提高到應對全球市場競爭的層面上，中國企業還有不少功課要做。孔子曾經說過，個人可以通過三種方式積累智慧：“第一種為自省（最高明的方式），第二種為模仿（最容易的方式），第三種為經驗（最痛苦的方式）。”這一思想不僅適用於個人，也可以套用到企業身上，特別是中國企業，它們在進軍全球市場的過程中尤需深諳此道。
在艱難中學習
對典型的中國企業而言，在經驗教訓中學習成長已經成為最好的老師。按照孔子的觀點，這種學習經驗可能也是最為痛苦的。在中國，一家企業想要成長起來需要應對全方位的挑戰，包括薄弱的基礎建設理論以及競爭中的潛規則。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元化國家，有很多地處偏僻的區域。一家企業想要立足就要面對這樣的挑戰——在全國範圍內先混個臉熟。可見，要完成這一任務並不容易。” 波士頓諮詢集團北京辦公室的高級副總裁麥維德（David Michael）說，“許多國內企業確實從某個省或區域‘殺’了出來，可是他們還必須應對更大的挑戰——在全國範圍內提高知名度，制定覆蓋整個中國的產品銷售和流通方案。”
豎立一個品牌需要完善的產品生產和流通的市場細分，但要完成好這一流程十分困難。約翰·王表示，在中國，許多經銷商還屬於國有企業，他們可能也需要養活手下的其他企業。因此，想讓他們開放自身所處的這個省或市的市場就會變得很難。他說，夫妻老婆店佔據中國市場七成的零售額，通常認為的現代零售業則只占剩餘的三成。即使是這可憐的三成零售額，還往往被那些由地方審批經營的規模較大的商店所“霸佔”。
現在，消費者已經不希望看到企業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品牌了。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邁爾（Marshall Meyer）表示，過去，產品低劣的品質會對品牌間的公平競爭產生負面影響。“你給某種產品貼上標籤，但它們品質很差。於是到了第二年，你索性就把標籤換了，沒人知道他們買的東西是好是壞。現在，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但還是有許多企業在運營過程中顯得目光短淺，而一些製造商對於每年更換產品品牌倒也樂此不疲。”邁爾說。
失去品牌影響力，企業不得不依靠壓成本的方式來和對手競爭。生存的壓力逼迫著它們採取一些在西方業界看來十分離譜的做法。奧戴德·申卡爾（Oded Shenkar）指出，這種惡性競爭最終導致——安全生產幾乎不作投入、員工收入只有60至75美分/小時。申卡爾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費舍爾商學院（Fisher College of Business）國際商務系的教授，《中國世紀》（The Chinese Century ，沃頓商學院出版）就是他的著作。
除了地域壁壘之外，邁爾還指出，外省市的企業想要開拓市場往往十分艱難。因為地方政府經常會採取措施，扶植當地企業的產品，這些企業的董事會通常就是由這些地方省市的政府官員組成的。邁爾舉例說：“幾年前，上海對‘國外汽車商’徵收關稅。所謂的‘國外汽車商’就是非上海汽車商。”
“這就是地方保護主義。”邁爾解釋道，“這一整套‘制度特色’其實是在倒退，就好像共產黨執政之前的中國——傲慢、難以溝通。任何一項傳統的政府體系都好像存在著這樣的影子。如果回到16世紀的英國，你會發現同樣的情況——地方貴族操控一切。伊莉莎白女皇一世可以掌控全局，但必須得到議會的認可。而後者正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女皇不可能一直得到支持。如今的中國就存在著類似的局面，傳統的管理體系難以改變。”
外在優勢
私人企業所面臨的另一個主要的挑戰還來自國有企業。後者的優勢在於長期形成的穩定的“計畫機制”：國企不用擔心盈利問題，因為他們有政府這座靠山，國家是不會讓這些企業倒閉的，麥維德指出。
和國有企業不同的是，中小私營企業還經常面臨著財政危機。“在過去的10至15年中……主要銀行的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國有企業和上市企業（大多數都曾是國企），相對而言，剩餘的經濟實體，也就是其他小公司，能分到的貸款就很有限了。”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佛蘭克林·阿倫（Franklin Allen）說道。
麥維德則指出，現實絕對要比理論上的“公私二分法”複雜。很多公司依靠公私兼營的方式生存。比如，一些企業在當地享受著一些優待，部分經營權掌握在當地或地方所屬省份的政府手中。然後一旦進入其他市場，這些企業便失去了這些優勢。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都需要面對同一個挑戰——管理。對國有公司來說，他們需要解決這樣一個課題：學會怎樣進行盈利驅動性的管理操作。約翰·王指出，在一些國有企業內部，不少陋習還很普遍。“會議冗長、工作交接不清，以及職責不明等問題還普遍存在。”
邁爾認為，國有企業遍佈各地的子單位往往半獨立地運營，遊歷於母公司的控制範圍之外。這種現象可能會導致雙方互相扳手腕，爭奪公司經營權。這種局面在西方公司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就拿民航業來說。”邁爾繼續講道，“我們這裏，系統聯網軟體是全國統一運行的，同時還有管理軟體。但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公司總部在上海，但在其他省市還有子公司。於是，航班每到一處都是當地人說了算——‘航班時刻表應該這樣排；給我們的領導或他們的朋友留幾個座位……’所以和我們這裏相比，中國的航空公司的運營成本要高得多。”
邁爾談到，為了讓主體企業掌握更大的控制力，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叫停銀行向地方項目發放貸款。但地方沙文主義仍然是一個不小的障礙。地方項目經常會受到當地領導的庇護，因為這些項目可以推動當地的發展。於是，各類不同的產業紛紛要對這些項目予以照顧，分給他們一定的市場。以下一個實例可以說明問題：當今全球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已經減少到有限的幾個，但中國卻不一樣。邁爾指出，仍有超過150家汽車製造商分佈在中國各地。
一邊是國有企業，他們正在極力爭奪更多的控制權，壓倒那些“地頭蛇”。另一邊則是私營企業以及創業者，他們或許正面臨著相反的挑戰——如何建立一個弱化“中央集權”的機構，擺脫那些發號施令的“靠山”的領導。麥克表示，創業者開辦的公司內就有可能存在高度“中央集權”式的決策勢力，但隨著企業的翅膀慢慢變硬，這一局面就很難再維繫。
通過模仿取得成功——僅限於發展初期
孔子的“三元成功模式”中的第二種就是“通過模仿積累智慧”。對於許多中國企業來說，“模仿”是一柄雙刃劍（如果“模仿”被定義為抄襲知識產權的話就更可以那麼說了）。
模仿能帶來不少好處。在這樣一個知識產權法規制定或執行近乎缺失的環境下，許多企業因此得益。既然產品的專利和商標都得不到保護，幹嘛不“你抄我，我抄你”呢？其他所謂的經營戰略能比這個風險更低嗎？有選擇性的抄襲還會帶來特別的競爭優勢。比如，某家西方公司買來了一系列設計準備用於生產，結果被某家中國汽車製造商抄襲了，後者可能因此省下不少成本，申卡爾表示。
然而，眼前的便宜也可能在日後造成損失。因為，企業可以從對手那裏竊得成果，同樣，自己的心血也有可能流失到對手那裏。情況不容樂觀。已經有一些中國金融界的專家提出：盜版的存在正在傷害者中國的企業——不斷打擊著他們的積極性，致使產品創新投入減少，更加削弱了他們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除了還能勝任“低價物品供應者”的角色）。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知識產權法規及其執行的缺失很不利於中國企業的發展。但申卡爾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我認為這些經濟學家大錯特錯。就目前而言，相關法規的空白恰好對這些企業發展有推動作用。”他說。
目前，一些地方經濟就是依靠“仿冒產業”支撐的。因此，政府至少短期內還不太可能開展嚴打，即使美國方面在不斷施加壓力。“一方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另一方是處理得不好就會影響社會穩定的內部壓力，你說政府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申卡爾反問道，“……如果覺得有利可圖了，中國人自然會選擇進行某項改革。現在看來，他們還沒到改革的時候。”
申卡爾表示，說到知識產權，西方企業需要徹底改變原有的觀念。“現在，許多公司一發現自己的產品遭到抄襲了，就追在竊取者身後猛打猛衝。但我會勸他們‘回辦公室重新來過吧’。”他說，企業必須重新梳理對於知識產權的認知。“與其指望中國對於這方面不足進行改革，還不如就說服自己：你的產品根本享受不到知識產權的保護（至少現在如此）。”
一些西方企業已經開始“化敵為友”——與抄襲自己的企業聯手合作。本田就是一個例子，它已經與一家中國企業建立了一家合資公司，那個中方夥伴過去就是生產“仿本田”摩托車的。申卡爾並不看好這樣的經營之道。他的觀點是，來自發達國家經濟實體的企業應該減少對合作夥伴的依賴，而是去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發更難被拷貝的產品。
波士頓諮詢集團的麥維德預測，由於知識產權遲遲得不到保護，短期內，中國國內企業自身也面臨著戰略上的“二選一”：要麼把精力放在製造低成本產品上而不是放在研發產品創新上；要麼就是抱定“你可能很快就會被拷貝”的思路，嘗試著產品創新。
關於長期發展，麥維德的期待則是，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理念可以和發達國家接軌。他表示，隨著中國企業不斷向海外擴張，他們必須深入瞭解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理念，並豎立這樣的觀念——發展自主的知識產權才能讓企業贏得真真切切的競爭優勢。
麥維德指出，發展中的經濟實體往往會經歷這一階段。“18世紀早期，美國的知識產權體系就落後于歐美。”麥克說道。最近則是日韓，他們也是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後才學會了知識產權的戰略運用。例如，日本直到2003年，才嘗到了甜頭。當年，該國知識產權版稅收入超過了進口知識產權的付出。
中國政府也的確在暗示，他們已經開始認真考慮改進這方面的不足。最近發佈的“十一五”規劃中有兩條施政要點涉及知識產權以及企業創新的必要性。“我認為這一決策意義非凡。”麥維德說道，“中國政府看來是動真格的了，這點很值得尊重。他們對公眾許下了承諾，公開表達了推動知識產權建設的迫切性。他們同時還向西方國家允諾，知識產權體系會得到完善。”
麥維德雖然看好中國企業的發展遠景，但他並沒有低估它們短期內所要面對的挑戰。他認為，隨著中國知識產權體系的逐步完善，其間，中國企業將會經歷不小的陣痛。“如果中國企業不願付版權費，也沒有能力開發自主知識產權，他們很有可能會遭到西方市場的封殺。”麥維德說。
單單學習一個專利法，就夠中國企業忙上好一陣了，麥維德如此估計。例如，當今許多中國企業都沒有意識到，在中國申請到的專利在國外無法得到承認，他們也沒有處理這類事務的理論和政治經驗。
花大力氣開發了自主知識產權，中國企業進軍全新的海外市場也有了談判的籌碼。“企業如果想變得更有競爭力，最好在自己的經營範圍內開發出幾項知識產權，不然一定會出局。”麥維德建議道。
新一代管理者
孔子認為，“自省”是最高明的積累智慧的方式。這也正在成為中國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一種越來越重要的手段。中國企業已經擁有了一批受教育程度更高、更精明、更富有經驗的管理者。
波士頓諮詢集團的約翰·王表示，現在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擁有一干得力幹將。這些管理者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而這些人員結構的更新換代也就是近幾年才完成的。他指出，中國前50強中，管理層人員的平均年齡從5年前的55歲降到了現在的45歲。約翰·王說，上一代管理者中的許多人遇上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學業；現在的這批年輕人則擁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他們有足夠的機會不斷學習新事物，還有更多出國的可能。
中國網通CEO田溯寧就是典型的新一代中國企業管理者。他今年42歲，眼界開闊，在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拿到了資源管理的博士學位，此後在亞信公司掘到了第一桶金。當時，亞信是一家在美國特拉華州註冊的公司，提供電信軟體和安全類產品。1999年，田溯寧的亞信在納斯達克上市。
約翰·王表示，過去，想要在國企做上一官半職需要“紅大於專”，如今，各家企業的管理者之間的業務水準和自身素質已經沒有多大的差別，除非在一些“極端的行業”如銀行業，許多銀行的控制權目前還牢牢地攥在國家的手裏。
對於那些擁有西方教育背景和管理經驗的管理者來說，在一家國企裏當家作主需要應對很多挑戰。這和經營一家私人企業是完全不同的。田溯寧最近接受了一次《商業週刊》的採訪。他領導的中國網通有一半的股權屬於國有。田溯寧坦言，要在一家大型的國有企業生存下去，“50％搞生意，50％玩政治”。
國企經常遇到的情況就是：為了增加公司的競爭力往往需要裁員，但這又很難落實。此外，企業也很難認准一項戰略發展重點，只因為過去常常漫無目的地四處投資。田溯寧在接受《商業週刊》採訪時表示，他的公司僅在北京就擁有2,000幢樓宇，甚至還坐擁一家五星級賓館。
在約翰·王的眼中，這批新興管理者（不管是國有企業的還是私營企業的）已經對國內市場瞭若指掌，對全球市場的認識卻還遠遠不夠。但將來情況一定會好起來的。約翰·王表示，在如今的“年輕一代企業掌門人俱樂部”中，很多成員都是“不知疲倦的空中飛人”，他們不放過任何一次汲取新鮮知識的機會，借此不斷瞭解全球市場。然而，根據約翰·王的估計，要想站上國際舞臺和國外對手競爭，這些“好學生”還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更新理念。“但現在問題還不大。” 約翰·王指出，“大多數企業還正在忙於征服國內市場，一塊巨大的還在不斷變大的蛋糕。”
獲取新知識
不過許多企業倒還沒有懶惰的想法。他們認為，現在自有的競爭優勢並不能成為企業慢慢成長成熟的藉口和資本。相反，他們正在想盡一切辦法快速地學習新知識——或是通過聘請擁有各類技能的管理者；或是通過購並其他企業。波士頓諮詢集團對此做出分析：中國企業暫時還很難吸引足夠多的西方管理者，於是，許多企業將購並其他企業作為一種快速吸納西方管理經驗的方式。此外，收購行為可能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擴大企業規模。
麥維德提出，一旦企業得到知識產權後，往往就會產生吞併對手的欲望。“發達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能取得成功，離不開對於知識產權的重視。就拿日本來說，該國一直以來都能把‘知識產權效應’發揮到極至。在完善知識產權體系的過程中，日本至少收購了450家美國企業，其四處吞併的資本就是在各行各業所取得的價值連城的知識產權，包括電腦、生物技術、先進材料、化工、電子、半導體和其他高科技產業。”麥維德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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