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可能是这场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的“震中”，但是，与其他全球性市场一道，欧洲也在2009年以深度经济衰退经受了“余震”。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欧洲国家能企望的只能是经济的疲弱增长了，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和其他专家们认为。

“欧洲在2010年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应对这场危机，这场危机给某些国家的打击比其他国家更大，但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莫罗·吉兰（Mauro Guillen）谈到。“我想，每个人都满怀希望地认为，局面将会出现逆转。可问题是，局势如何逆转尚不清楚。”

除了经济复苏乏力以外，欧洲还会面对很多重要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决定2010年的商业环境和经济环境，其中包括对经济一体化的担忧、主权债务（sovereign debt）违约、监管改革以及欧盟（European Union）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等问题。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预测，欧洲经济在2010年和2011年的总体增长率分别只有0.75%和1.5%，而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增长率则为2.6%。2009年末，欧洲经济出现了反弹，但是，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前所未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欧洲委员会预测说，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恶化、金融领域的大规模“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去杠杆化”是指公司或者个人减少使用金融杠杆，减少借贷比例的一个潮流。——译者注）、需求低迷、 盈利乏力以及信用的增长乏善可陈，所以，2010年的经济增长会比以往更加疲弱。

吉兰指出，失业严重拖累了欧洲的经济。欧盟估计，从2009年到2010年年末，雇主会裁减750万名员工，2011年，也就是就业增长有望再度出现正数的时候，失业率将会稳定在10%左右的水平。

吉兰还补充谈到，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障碍，不过，随着统一措施的实施，随着欧盟经济重要性的提升，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依然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但是，就现在而言，欧洲各国还在“各自为政”，吉兰认为，欧洲各国还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发力”。“欧洲必须在全球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过去的20年到30年中，他们一直在为此努力。”举例来说，随着西方各国向中国示好的竞争日趋激烈，“看看欧洲将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会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既与美国达成了很多贸易和商业协议，也与中国展开了重要的对话。”

“欧猪四国”的债务违约

沃顿管理学教授、在法国运作的沃顿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项目（Wharton/INSEAD Alliance）执行董事约翰·金伯利（John Kimberly）谈到，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和法国的状况最有可能在2010年取得增长，其中，德国经济的状况强于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危机爆发之前采用的更为保守的借贷政策，使它们遭受的衰退痛苦比其他国家要更少些。

而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一个重大问题是，主权债券违约的可能性已经浮出水面，经济问题也在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的“助燃”下愈演愈烈。意大利经济因为面临着失业问题和某些政治动荡问题而变得反复无常，吉兰补充谈到。“我们拭目以待的是，欧盟如何对希腊的情况出台应对措施。希腊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削减其赤字吗？如果不会，欧盟会如何应对？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博弈，并具有示范作用。”

在欧盟的法规框架下，政府债务违约的成员国必须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报道指出，本周，希腊已做出承诺，到2012年，预算赤字要从200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2.7%的水平，削减到3%，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比希腊最初承诺的目标提前了一年。这一决策是在两周前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降低了希腊主权债券的评级以后而做出的，《华尔街日报》指出，早些时候，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 Ratings）已经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报道还指出，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简称ECB）的官员即将抵达雅典，以为审查希腊的预算做准备。

华盛顿特区坦帕斯咨询公司（Tempus Consulting）负责资本市场的高级副总裁格雷格·萨尔瓦吉奥（Greg Salvaggio）认为，在现在被称为“欧猪四国”（PIGS）（也称为“四小猪”、“小猪四国”，PIGS这个缩写词由四个国家英文名称——Portugal、Ireland、Greece和Spain——的首字母构成。——译者注）——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国家中，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让人们的忧虑日趋增加。“在欧洲，有些分析家认为，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可能会被迫暂时退出欧盟，以整肃自己国家的金融秩序。”不过，他也谈到，受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违反了欧盟用于管理各国财政的系列规定的某些部分，其中包括对赤字水平的要求以及对担保的要求等。

沃顿商学院法学和商业道德专业教授菲利普·尼克斯（Philip Nichols）谈到，这场危机还助长了政治论争——在应对高企的失业率方面，就富裕国家对较穷国家亏欠了多少支持而展开的论争——的升温。在有些国家，民族主义者强烈抵制进一步一体化的势头也很猛。“看到欧盟国家增长迟滞，‘疑欧派’（Euroskeptics）（这个词汇原指英国反对欧盟整合及英国加入欧元的人士。——译者注）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有人引述欧洲实用主义者的预测称，欧盟国家将会表现出缓慢但稳定的持续增长。”

萨尔瓦吉奥认为，有人越发感到担心的是，如果希腊陷入主权债务违约危机，其他国家就有可能成为容易遭受投机者攻击的“多米诺骨牌”，投机者很可能会对西班牙的债务发起攻击，之后，可能会转向爱尔兰甚至英国。萨尔瓦吉奥谈到，债务违约，甚至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潜在可能，都会阻止欧洲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水平，而且非常可能鼓励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缺点在于，欧元区的低利率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

萨尔瓦吉奥认为，就通货膨胀问题而言，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是个“鹰派”人物。“他怀有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中央银行）（Bundesbank）的老派观点，那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通货膨胀。我们认为，随着消费水平的增长，通货膨胀将会浮出水面。欧洲中央银行则会以加息应对，但是，考虑到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券违约的风险，加息会是个颇为艰难的决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的情况会很有趣。”

向“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发起挑战

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道德专业教授珍妮丝·白乐斯（Janice Bellace）认为，这场经济危机让有些国家的领导人遭受了出其不意的打击，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全球金融市场相互关联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由市场的思想在欧洲流行开来，尤其是英国。很多国家现在以“盎格鲁-撒克逊观念”（Anglo-Saxon view）闻名的意识形态热情相拥，并采取措施解除管制，或者引入了更为宽松的经济监管制度。

白乐斯列举了西班牙的例子，这个国家从鼓励外国人投资第二所住房的宽松金融监管政策上获益良多，这种政策助推了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繁荣。可现在，繁荣却演变成了崩溃。在欧洲国家中，西班牙的失业率位居榜首，同时，人们对西班牙债务质量的担忧也在日渐增加。在冰岛，因为大型银行进行了糟糕的投资，所以，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伊始，整个国家的经济就陷入了崩溃，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和美国推崇备至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质疑。

“就哪条道路是应该追求的正确道路的问题，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德国和法国提出了更为谨慎的发展道路，也是自由市场成分较少的道路”，而且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监管更为严格，白乐斯谈到。“所有人都确信，马克思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寿终正寝了，但是，在市场信念方面以及市场是应该从轻监管还是加强监管方面还存在着分歧。”

白乐斯认为，为了与美国的经济力量抗衡，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应该能增强欧洲国家进一步一体化的渴望，在目前这场混乱中，美国的经济力量可谓“居功至伟”。“单个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紧密。”

白乐斯还谈到，11月，法国前农业部长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担任欧盟内部市场委员会（internal markets commission）领导者的任命，是2010年政策走向的另一个信号，这个职位与美国财政部长的职位相似。有人认为，这一任命是法国监管更为严格的经济政策战胜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信号。“英国报纸连篇累牍的评述认为，这一任命是对伦敦城的重大打击，因为巴尼耶会支持对市场给予更多的监管，从而，会导致能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机构搬离。”

监管改革

监管改革是个重要的议题，对伦敦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伦敦的金融服务产业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菲力佩• 蒙特罗（Felipe Monteiro）认为。“伦敦一直是金融服务领域的先锋，毫无疑问，人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有关金融市场重组以及金融服务的所有议题，都会给伦敦带来重要的影响，而且会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中产生连锁效应，无论是好是坏。”他谈到。

在一篇题为《2009年监管综述和2010年展望》（Regulatory Roundup 2009 and Outlook for 2010）的报告中，国际金融监管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简称ICFR）指出，监管改革计划可以归入以下三个大类：

• 设法解决系统性风险的早期辨识问题，这类监管通常称为“宏观审慎监管”（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 改善法规和监督体系，以降低单个机构将来需要公共基金支持的可能性；
• 监管架构的结构改革。

最后一个类别——结构改革——涉及到为系统性风险确定责任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对银行、保险公司和市场实施统一或者单独管理和监督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这份报告认为，英国正在为应该由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英国的中央银行，对英国国家的货币政策负责。——译者注）还是由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FSA）（金融服务管理局于1997年10月由证券投资委员会改制而成，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拟成为英国金融市场统一的监管机构，行使法定职责，直接向财政部负责。——译者注）来实施监管的问题而“纠结”。这份报告还谈到，在欧洲，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的计划会在2010年的某些时候完成。

国际金融监管中心还补充说，还有很多其他议题尚未被列入监管改革日程，其中包括“两个尤为棘手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人们对规模庞大、复杂金融机构的规模以及系统不稳定性的担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减少了金融机构的数量，同时，这场危机还使那些存活下来的机构的整合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二个难题是第一个难题在监管领域的反映。“一方面，我们在寻求集中而且协调的监管方式，以便防范‘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金融监管套利一般是指各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通过注册地转换、金融产品异地销售等途径，从监管要求较高的市场转移到监管要求较低的市场，从而全部或部分地规避监管、牟取超额利益的行为。——译者注）的发生。”这份报告指出。“但是，没有了多样化同样也存在风险，如果所有的监管者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和监管工具，那么，他们就会同时犯错误。我们怎么才能促进银行业务模式和监管模式的多样化呢？”

监管的不足

吉兰指出，除了刺激出新监管政策之外，这场危机还应该促进人们对那些抑制竞争的规章和实践进行同步的重新检视。“人们广泛认为，欧洲依然还存在着规章过多的问题，而且没有有利于企业家取得成功的激励措施。”他谈到，举例来说，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专利法规的问题，欧洲的风险投资行业一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家的规章也因其过于官僚主义而一直抑制着企业的发展。“对欧洲国家来说，这场危机强化了对此采取某些行动的需要。它们未来的繁荣就取决于此。这是2010年的一个重大议题。”

尼克斯认为，某些类似的思想动态正在俄罗斯上演。他谈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看俄罗斯是否允许人们和企业自由协作，政府是否会介入企业关系和个人关系之中。的确，俄罗斯似乎对这些关系的存在越发宽容了，尽管在过去一年半中，这个国家看似“处于稳定时期，甚至走向了其他方向。”如果俄罗斯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受到特殊利益的严重影响，尼克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个将会导致糟糕经济表现的方向。

蒙特罗谈到，尽管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人们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给予了很多关注，不过，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的很多公司依然在欧洲。虽然这个大陆近期的经济增长或许较为缓慢，但在未来的数年里，欧洲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无论这些公司做什么，它们的行为都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

蒙特罗补充谈到，欧洲企业扩张得以继续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要重构它们的全球业务，以在全球创新中获取收益。大部分欧洲大型公司都在世界各地拥有资产，这些资产不但包括产品，而且还包括新一代的知识和新一代的创新，蒙特罗谈到。“我希望它们能进一步全球化……不但要在销售上进一步全球化，而且也要在产品集成和技术变革上进一步全球化……今天，要想创造新产品，我们必须依靠世界各地的努力。欧洲的跨国公司因为其资产在地理上分布广泛，所以，它们拥有进一步全球化的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