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英國《衛報》報導中國情況的20年(1983 – 2003)間，約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親眼目睹了許多激動人心的事件。確實，正如他的新書《變化中的中國：從毛澤東到市場經濟》（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所揭示的那樣，吉廷斯見證了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生活方式發生的驚人變化。
作者在書中談到，自毛澤東1976年逝世以後，中國人一直在努力打破戰爭、革命、饑荒和疾病的迴圈；他補充說，而且他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僅極大地提高和改善了某些群體的健康狀況和生活水平，而且也成功地推進了 “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建設的發展 。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毛澤東在1949年取得勝利後，國家回歸了穩定，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工業效能的提高是必然的。但毛澤東逝世後中國轉而採取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模式卻使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大感困惑。吉廷斯坦白地說，他和其他中國問題的權威人士“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經常是大錯特錯”。正如研究俄羅斯的著名權威人士——“克里姆林宮觀察者”多半沒有預測到蘇聯的解體—— 一樣，研究中國的西方分析人士常常對中國形勢的發展瞠目結舌。
中國問題難以分析由來已久。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毛澤東逝世後人們對舊有價值觀念的熱情急劇消退，是因為毛澤東晚年在共產黨內部發動的兩項重大的冒險行動——大躍進（1958 – 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使中國人的信念嚴重受挫。
大躍進原本的目的是把中國的勞動力組織成為被稱作人民公社的單位，進而快速地發展農業和工業。但是由於組織不善導致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尤其是饑荒，不得已於1961年結束。在短暫恢復之後，1966年又爆發了激進運動的浪潮。由激進的紅衛兵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中國卻因此在其後的幾年內飽嘗苦果。
雖然中文流利的吉廷斯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評價，但他並不認為文化大革命僅僅是“浪費的十年”。相反，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那個時代的一些舉措上的。例如他注意到那時大規模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方便了後來68000座水庫和700000公里河堤的修建，而農村的衛生保健工作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另外，他爭辯說雖然人民公社的建立原本是旨在落實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關於私有土地和財產集體化的計畫，但後來卻得以改進，並取得了一些成功——新近支持私有化的農業政策反而影響了生態環境，而且對社會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
雖然與其他西方權威人士相比，吉廷斯對毛澤東的政策持較為積極的態度，但他並沒有忽視這些政策招致的巨大代價。大躍進時期，中國“多餘”的死亡（官方對因饑餓死亡的俗稱）人數達1900萬人。文化大革命給那一代人的心靈造成了創傷，特別是那些作為“走資派”被迫害、監禁、遣送到勞改隊或被殺害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因此，毛澤東逝世後中國人沒有“共用的集體觀念”，卻普遍支持（尤其是農民）鄧小平關於鼓勵更大的自主和更多經濟機會的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吉廷斯寫道：“1949年以來，中國農民第一次有機會致富，而且不會受到指責。鄧小平提倡的“先富起來”的政策是基於“一人致富，眾人效法” 的基礎。
打破“鐵飯碗”
在那些渴望抓住機會“致富”的人當中有一些屬於中國的新興階層，他們是逐漸掌控著中國國營企業的企業家。雖然在理論上中國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經濟，但新的制度卻使管理者們能夠將工廠和零售中心租賃出去，並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經營。吉廷斯舉了一個例子來解釋– 一個名叫關光美 (Guan Guangmei) 的婦女到1987年為止成功地租賃了8個食品商店，雇用了1000名工人。
在中國企業模式的大轉型中，機遇和挑戰並存。最棘手的問題是工人們不習慣在競爭的環境中工作。鄧小平“富起來”的模式想要奏效，必須先打破“鐵飯碗”——即有保障的工作，這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一種制度化特徵，意味著你可以低標準工作，不論表現如何都可獲得高額獎金，且生產基於配額而非實際需求。隨著無效益的工廠紛紛關閉和大量工人下崗，新的問題不斷出現在鄧小平面前。面對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和那些因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心生不滿的人，鄧小平關於 “致富無罪”的論述漸漸失去了安撫的作用。
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歸功於鄧小平及其接班人江澤民靈活的經濟管理。通過將中國的年GDP增長率提高到9.7%和將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的注意力集中在奢侈品上 ，包括擁有私人汽車 ——在大多數中國人都騎自行車的80年代早期，這種富裕程度是難以想像的——鄧和江使中國頂住了風浪。
但是，據最近的媒體報導，中國的政府官員對日益加大的收入和生活標準的差距深表關切。目前中國1/5的人口賺取的收入占總收入的50%。同時城市工人和農民工在經濟上的懸殊差別也十分令人不安。美聯社9月份的一篇報導稱：近3000萬中國人過著“赤貧”的生活，而6000多萬人“每日所掙工資低於一美元工資（世界銀行制定的標準）”。
土地的負擔
吉廷斯認為，中國的領導人最終必須讓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政治頭腦的年輕人參與到政府事務當中。然而，他認為持續提高的經濟生產率將產生“更果敢的一代領導人”，而中國的未來將由“一個比任何世界末日論都更為可靠的非戲劇化的方案”所決定。
但吉廷斯對21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潛在威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觀點頗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的命運可能取決於它的領導人如何出色地……或如何拙劣地處理經濟奇跡帶來的生態影響。這一影響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徵兆。他寫道：“維持人類生命的基本要素——可靠的水源、充足的森林覆蓋和肥沃的土地——所有這一切都變得越來越稀少。700個大城市中有400個長期缺水……在北京，地下水位在2000年下降了2米多……儘管綠化工程已經進行多年，但中國的沙漠仍以每年1000平方英里的速度增長。”
吉廷斯並非唯一一個對中國的環境惡化感到警惕的西方評論員。約翰·布賴恩·斯塔爾(John Bryan Starr)在他1997年的書《瞭解中國》中談到中國土地短缺的問題——只有7%的土地可耕種——日趨嚴重，因為越來越多的土地被用來建廠、築路、蓋房以及為新的富裕階層建設娛樂場所，包括高爾夫球場。到2015年中國人口預計增加到15億，到那時嚴重缺水和耕地的流失足以造成一個“世界末日的景象”。而且中國還存在著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污染的主要來源是燃燒煙煤。汽車廢氣排放量的增加也是一個原因。
因此，吉廷斯暗示，中國領導人倡導的旨在使人民滿意和贏得人民支持的方案將可能會置未來的發展於危險之中。
當然，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面臨的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問題正是所有國家所面臨問題的寫照。吉廷斯雖然對中國的環境問題提出了警告，但他仍對中國的發展保持著一種樂觀的態度。他在書中平穩、客觀和清楚明瞭地講述了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是如何在短短的25年中“出色地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而關於他們如何有效地應對伴隨而來的挑戰尚須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