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英国《卫报》报道中国情况的20年(1983 – 2003)间，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亲眼目睹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确实，正如他的新书《变化中的中国：从毛泽东到市场经济》（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所揭示的那样，吉廷斯见证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生活方式发生的惊人变化。

作者在书中谈到，自毛泽东1976年逝世以后，中国人一直在努力打破战争、革命、饥荒和疾病的循环；他补充说，而且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极大地提高和改善了某些群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水平，而且也成功地推进了 “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建设的发展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毛泽东在1949年取得胜利后，国家回归了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工业效能的提高是必然的。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转而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模式却使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大感困惑。吉廷斯坦白地说，他和其他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对中国未来的预测经常是大错特错”。正如研究俄罗斯的著名权威人士——“克里姆林宫观察者”多半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 一样，研究中国的西方分析人士常常对中国形势的发展瞠目结舌。

中国问题难以分析由来已久。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对旧有价值观念的热情急剧消退，是因为毛泽东晚年在共产党内部发动的两项重大的冒险行动——大跃进（1958 – 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使中国人的信念严重受挫。

大跃进原本的目的是把中国的劳动力组织成为被称作人民公社的单位，进而快速地发展农业和工业。但是由于组织不善导致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尤其是饥荒，不得已于1961年结束。在短暂恢复之后，1966年又爆发了激进运动的浪潮。由激进的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却因此在其后的几年内饱尝苦果。

虽然中文流利的吉廷斯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一评价，但他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是“浪费的十年”。相反，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一些举措上的。例如他注意到那时大规模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方便了后来68000座水库和700000公里河堤的修建，而农村的卫生保健工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另外，他争辩说虽然人民公社的建立原本是旨在落实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关于私有土地和财产集体化的计划，但后来却得以改进，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新近支持私有化的农业政策反而影响了生态环境，而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虽然与其它西方权威人士相比，吉廷斯对毛泽东的政策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些政策招致的巨大代价。大跃进时期，中国“多余”的死亡（官方对因饥饿死亡的俗称）人数达1900万人。文化大革命给那一代人的心灵造成了创伤，特别是那些作为“走资派”被迫害、监禁、遣送到劳改队或被杀害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因此，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没有“共享的集体观念”，却普遍支持（尤其是农民）邓小平关于鼓励更大的自主和更多经济机会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吉廷斯写道：“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第一次有机会致富，而且不会受到指责。邓小平提倡的“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基于“一人致富，众人效法” 的基础。

打破“铁饭碗”

在那些渴望抓住机会“致富”的人当中有一些属于中国的新兴阶层，他们是逐渐掌控着中国国营企业的企业家。虽然在理论上中国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但新的制度却使管理者们能够将工厂和零售中心租赁出去，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经营。吉廷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 一个名叫关光美 (Guan Guangmei) 的妇女到1987年为止成功地租赁了8个食品商店，雇用了1000名工人。

在中国企业模式的大转型中，机遇和挑战并存。最棘手的问题是工人们不习惯在竞争的环境中工作。邓小平“富起来”的模式想要奏效，必须先打破“铁饭碗”——即有保障的工作，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制度化特征，意味着你可以低标准工作，不论表现如何都可获得高额奖金，且生产基于配额而非实际需求。随着无效益的工厂纷纷关闭和大量工人下岗，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在邓小平面前。面对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和那些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心生不满的人，邓小平关于 “致富无罪”的论述渐渐失去了安抚的作用。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归功于邓小平及其接班人江泽民灵活的经济管理。通过将中国的年GDP增长率提高到9.7%和将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在奢侈品上 ，包括拥有私人汽车 ——在大多数中国人都骑自行车的80年代早期，这种富裕程度是难以想象的——邓和江使中国顶住了风浪。

但是，据最近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政府官员对日益加大的收入和生活标准的差距深表关切。目前中国1/5的人口赚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0%。同时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在经济上的悬殊差别也十分令人不安。美联社9月份的一篇报道称：近3000万中国人过着“赤贫”的生活，而6000多万人“每日所挣工资低于一美元工资（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

土地的负担

吉廷斯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最终必须让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政治头脑的年轻人参与到政府事务当中。然而，他认为持续提高的经济生产率将产生“更果敢的一代领导人”，而中国的未来将由“一个比任何世界末日论都更为可靠的非戏剧化的方案”所决定。

但吉廷斯对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颇为谨慎。他认为中国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如何出色地……或如何拙劣地处理经济奇迹带来的生态影响。这一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征兆。他写道：“维持人类生命的基本要素——可靠的水源、充足的森林覆盖和肥沃的土地——所有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稀少。700个大城市中有400个长期缺水……在北京，地下水位在2000年下降了2米多……尽管绿化工程已经进行多年，但中国的沙漠仍以每年1000平方英里的速度增长。”

吉廷斯并非唯一一个对中国的环境恶化感到警惕的西方评论员。约翰·布赖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在他1997年的书《了解中国》中谈到中国土地短缺的问题——只有7%的土地可耕种——日趋严重，因为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建厂、筑路、盖房以及为新的富裕阶层建设娱乐场所，包括高尔夫球场。到2015年中国人口预计增加到15亿，到那时严重缺水和耕地的流失足以造成一个“世界末日的景象”。而且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燃烧烟煤。汽车废气排放量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