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构如何才能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医院能不能通过与家庭医疗保健机构、疗养所的纵向合并，从而提高效率？纳税人真的了解医疗保健覆盖范围扩大之后的集资方式吗？沃顿商学院教授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和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盖伊·戴维（Guy David）和伊万·罗利（Evan Rawley）；以及马克·保利（Mark Pauly）分别介绍了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最新研究报告。这些问题对企业同样有所启示。
帮助情报机构和企业避免“推诿游戏”
公司领导者如果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盈利前景就会堪忧。如果是情报机构的预测出现失误，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E. Tetlock）和营销学教授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A. Mellers）近期对情报机构的行为进行了一次分析。特别是在当前多极化的政治背景之下，他们为提高情报机构可靠度和预测的准确性提供了一套框架。这对企业管理人员也不无启示。
两人的研究文章“情报机构的情报管理：除了在责任问题上相互推诿”（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Intelligence Agencies: Beyond Accountability Ping-Pong）刊登在《美国心理学家》2011年9月刊上。作者指出，情报组织的预测经常招致严厉的批评。这些预测要么对潜在危险的披露程度不够，要么夸大了从未变为现实的威胁。泰洛克说，一个近期发生的、披露力度显然不够的例子就是201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情报。至于另一个极端例子，他提到了所谓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最后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情报机构总是在这些针锋相对的批评之间接连受挫，”泰洛克说道。“问题在于：在这种政治环境下，除了避免最后关头犯错，情报机构还应该学到什么？”为结束这种“推诿游戏”，作者为情报预测、提高可靠度和准确性提供了三个步骤的框架。
首先，两位作者认为情报机构和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停止往往出于意识形态的恶意指责。泰洛克建议，要着眼于长期的政策以及“为他人考虑、有礼有节”，特别是在意见分歧严重的时候。
其次，情报机构需要向前迈出一步，用明确的标尺来评估预测。泰洛克说，有意义的预测有赖于报告数据的翔实、可靠。比如，可以要求分析人员给出特定国家、在某一具体时间段内发生政变或暴动可能性的具体百分比。情报机构则可以建立庞大的预测数据库，隔一段时间就评估一下哪些预测是精准的以及原因是什么。
最后，作者认为情报机构和上级监管部门应当承认意识形态在预测中发挥的作用。“如果你希望……左右两边停止对有失公允的指责，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左右两边的人再三保证他们的观点至少都会在预测过程中予以采用。”泰洛克指出。
作者认为，提高预测准确性的好处很多。即便只是准确度的微小提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文章指出，“情报界想要降低遭受数十亿美元损失的可能性，并不一定非要依靠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作者给出的这套框架同样适用于企业界，那里也可能存在多极化的阵营。分歧不仅是自由和保守之争，泰洛克说道，企业内部对于如何落实未来战略总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倾向于扩张战略的人和倾向于谨慎战略的人之间可能产生矛盾，”泰洛克指出。有了可靠的标尺，就能评估预测的相对准确性。“人们一旦意识到，有人会监督所作预测的准确性，他们便不会走极端，而是会更加理性。”泰洛克指出。“这有助于避免讨论走向极端。”
泰洛克和梅勒斯在报告中承认，他们的建议可能会被人评价为“天真的可笑”。但是泰洛克指出，一些大型公司，包括惠普和谷歌，都已经开发出复杂而精密的标尺来评估内部预测。“私营部门的市场压力促使企业在衡量未来预测准确性的问题上越来越不能含糊。”泰洛克说道。“我认为，尽管带着些许的迟疑，但整个世界都在朝这个方向移动。”
医疗保健纵向合并：如何以及为何能够降低成本
为了将研究成果和医疗保健合并与任务分配相结合，沃顿商学院卫生管理学教授盖伊·戴维（Guy David）提到了他在2006年在《现代医疗》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份报道医疗保健产业和政策新闻的杂志。文章作者认为，医院与后续出口（例如家庭医疗保健机构、疗养所、复健所等，为经历手术或重病的病人提供康复治疗的医疗机构）的纵向合并最后却导致出现管理失误。
戴维说，作者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隶属关系的保健机构总在盈利，而与医院合并的家庭医疗保健机构却往往处于亏损状态。“那篇文章的前提是，如果医院知道如何管理这些实体，他们就应该盈利。”戴维指出。“我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合并的家庭医疗保健机构与独立经营机构的目的是否不同呢？”戴维和他的同事、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伊万·罗利（Evan Rawley）以及宾夕法尼亚医学院教授丹尼尔·波利斯基（Daniel Polsky）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题为“合并与任务分配：来自医疗保健领域的证据”（Integration and Task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atient Care），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系列之一。
这份报告总结说，合并非但不会影响运营效率，还能解决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具体来说，这几位研究人员关注了将病人从急救医院转到后续保健机构过程中的时机问题。作者写到：“我们发现，纵向合并的医院能够将昂贵的病患康复工作转移给位于下游的、服务成本较低的系统，具体来说就是更早地把健康状况更差的病患移送走。”
不仅如此，作者还指出，纵向合并医院收治的病患并没有接受低于标准的服务。戴维表示，恰恰相反，“患者接受合并机构的治疗并不会导致医治效果打折扣。在一些案例中，合并还有助于疗效的提高。这些证据显示，通过提高病患转院的时间效率，合并解决了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如若不然，很可能会由于纯粹的市场交换行为而产生矛盾。”他还说，报告的结果“对目前争论不休的医改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适用于医疗保健系统各个部分在临床治疗和财政问题上的合并。”调查结果还可用于其他行业，比如个人电脑的制造与销售。
戴维、罗利和波利斯基的研究背景是高居不下的医疗成本，特别是高昂的住院费。无论是医院还是家庭保健机构，他们收到的治疗费用都是预先支付的。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一次性为每位病人报销费用，无论病人的住院时间有多长。“也就是说医院总希望越快摆脱病人越好。”戴维说道，并指出双方都希望另一方负担尽可能多的病人康复工作。“医院受益于尽早送走病患，家庭医疗机构则受益于尽量推迟接收病人的时间。”作者写道。
但如果将医院和家庭医疗保健机构合并起来，“他们就能估算出将病人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的最佳时机，”戴维指出。“如果不合并，各方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这种情况为新医疗法案中的一项条款奠定了基础，即如果病人再次入院，医院将面临惩罚。这是因为在现有制度下，“如果你在转院之后又再次入院，医院就能获得额外的报销。他们希望你早点儿走，但也非常欢迎你回来。”
一旦病人从医院转入家庭医疗保健机构，医疗费用就会迅速降下来。因此从商业视角来看，戴维和同事们所分析的问题就是医院能否把病情较严重的患者更快转到家庭医疗机构，从而节约昂贵的医疗费用，并将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来改善家庭医疗机构的康复体验。在这些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家庭医疗机构这个系统中花费的总时间是不变的。但由于更多的时间花在较便宜的机构中，整体成本就会降下来。
回想一下引起戴维对该问题关注的那篇文章，他表示其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即所谓合并是个坏主意，会导致医院偏离核心业务，而且医院不懂得如何管理这些机构。戴维说：“医院并不想管理这些机构，但他们却希望影响把谁送到这些机构，以及何时送过去。只要你能这么想，就会一下子明白过来，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降低成本。把病人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家庭医疗保健机构，就能把床位空出来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用做外科病房。这意味着医院能够增加利润，对病人也没有什么损失。”“亏损的家庭医疗机构也是事实，但从商业角度来说是完全合理的，这与医院管理医疗机构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他们“关注市场交换过程中的时机问题。其根源在于各项任务在生产纵向各阶段之间的分配失误。”而分配失误“会影响表现”，他们指出，由于医院和后续医疗机构之间在成本结构和报销比例上存在差异，导致“任务必然无法得到有效分配，除非医院和下游提供者实现纵向合并。”约有三分之一的疗养院和家庭医疗机构与医院实现纵向合并。
研究人员得以跟踪患者在各个机构之间的情况，同时非常详细地观察患者在后续保健机构获得的临床治疗过程。报告作者写道：“有证据显示，通过纵向合并，平均每10位患者中就有6人的住院时间缩短，他们被转移到技术成熟的疗养机构或家庭保健机构。我们还发现，患者能够从纵向合并的家庭医疗保健提供者那里获得更加密集的护理。”
基本上，这几位研究者的理论就是，如果医院和家庭医疗机构实现合并，就能确切地知道患者何时在两方之间进行转移。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合并，”戴维指出，“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结果当然没有效率可言。”
与之相反，戴维注意到临终关怀行业的情况与前者不同，他们接收的病患都已经到了晚期。临终关怀机构都是按日收费，因为“没人会鼓励他们缩短病人的住院时间，因为这就等于是要缩短病人的寿命。”戴维说道。他指出，临终关怀机构负担两个主要成本：首先是接收新病患的时候，第二是病人只剩下生命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候。他说：“对于临终关怀机构来说，让病人尽早入院比推迟入院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会拉大这两个大头开支之间的时间间隔。病人只要还活着，这些机构每天都能赚钱。”
戴维又说道，对于医院来说，还是希望病人越早出院越好。“但是临终关怀机构与家庭医疗保健机构不同，它们希望病人越早送来越好。双方的动机是一致的；协商起来就更加高效。由于合并本身会产生一定成本，并不一定需要依靠这种方式来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并不用奇怪，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很少实行合并。”
谁来为医疗改革买单
美国的医疗改革方案是否能经得起法庭上的质询，或者能否挺过下一轮选举，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尽管医改的未来不甚明朗，却不能阻止沃顿商学院医疗管理学教授马克·保利（Mark Pauly）提出疑问：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法案将采取何种集资方式？他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家的声音2.0》（The Economists' Voice 2.0.）中表达了自己的关切。
他在文章“医疗改革的保险补贴可靠吗？”（How Stable are Insurance Subsidies in Health Reform?）中指出，纳税人并不完全了解扩大医疗保健范围的集资方式。保利断言，一旦纳税人完全了解，人们可能纷纷投票反对整个方案，包括一些很受欢迎的法律，例如允许26岁以下的青年继续享受父母健康保险计划的保障。
保利对争议不断的美国医改计划持肯定态度。2014年全面生效后，该计划的覆盖范围将推广至2000万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计划的美国人。但他也表示，计划的集资机制“非常令人担心”。
保利指出，为补贴低收入美国人的保费，将有三分之二的开支来自Medicare为老龄人口储备的资金。但是，Medicare已经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是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被纳入到保险范围中。为弥补Medicare预计出现的资金缺口，美国国会建议削减该计划。目前，对扩大医疗保健范围的计划也建议进行同样的削减。保利预计，除非对Medicare的新改动能够生效，否则用于支持Medicare的纳税额在GDP中的占比将在2035年到2050年之间提高一到三倍。
卫生改革集资的基础是减少私营Medicare Advantage计划支付给医院和医生的钱，其依据是所谓的“可持续增长率规定”，由奥巴马政府主动要求国会进行调整以照顾医生的利益。2010年12月，在《经济学家的声音2.0》电子版刊登的最初版本的文章中保利建议，解决资金缺口的一种方式就是“以福利的形式对劳动者薪酬征税，从而积攒相当可观的资金。”
“很可能需要采取某种程度的妥协，降低福利和补贴的发放力度，”文章写到。“现在是时候开始对话，讨论什么才是第一要务、才具有最高的价值。”
卫生改革立法“的卖点是没有人会为此买单，”保利指出。“政客总是做你们所期望的事情，强调计划的好处，弱化征税问题。但是问题在于，用Medicare的存款为医疗改革买单的策略让Medicare陷于更糟糕的处境。”
保利说，他所关心的是，当投票人和纳税人知道了改革的真正代价时，他们可能会反对，迫使已经到位的部分计划被中止，从而付出高昂的成本。“我宁愿选择更加直截的方式。”
保利引用前人的研究指出，即便是已经有医保的人，也能从扩大医保范围中受益。除了从道德角度论证支持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保利称之为“干净的良知”），在覆盖范围之内的人们或许还有非利他主义的理由支持这一计划。保利所作的研究显示，提高医疗保健市场的覆盖范围能够提高同一地区所有人获得的保健质量。“我曾希望那些成为很好的理由，让人们勉为其难地表示愿意缴纳更多的税，”保利说道。“如今，真实情况却会令人们大吃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