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筹资组织”的潘君慧畅谈新一代社会责任投资

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在《纽约客》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樊笼”(The Caging of America)一文，文章描绘了美国监狱体系的死亡统计人数及花费，勾勒出一幅令人堪忧的景象。高普尼克在文章中指出，1980年至2010年间，美国入狱率增长了三倍以上，从每10万人中220人入狱增加至每10万人中731人入狱。“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接近过这个比例，”他写道。

潘君慧是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社会筹资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最近召开的沃顿社会影响大会期间，她在主题演讲中引述了高普尼克的这篇文章。“有一大批人是被社会忽视的，”潘君慧说道。去年年初，她退出咨询行业之后，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Social Finance, Ltd.的姐妹组织，旨在帮助这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士。她了解到，让人们关注罪犯一事困难重重，但这是她创立非盈利组织的使命之一，而该使命有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公益基金模式。

潘君慧认为，鼓励华尔街与非盈利组织和政府联手，将有助于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日益增多的监狱人口乃至长期存在的无家可归者问题等。一种名为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的公私投资工具体现的正是该组织战略的核心，最近召开的沃顿社会影响大会(Wharton Social Impact Conference)期间，潘在主题演讲中力推此种理念，此次大会的主题是“深度分析社会变革企业”。

社会效益债券(SIB)又名“基于绩效给付的债券”，它实质上是一种金融工具，投资者可以投资那些实施公益项目的非盈利组织的营运资金，通过此种方法让公益部门与资本市场进行挂钩。如果非盈利组织达到预先设定的衡量标准，并且实现了公共部门节省款项的目标，政府则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一定的投资回报。但是，如果未能达到节省款项目标，投资者就无法得到回报。因此，从投资风险角度来看，这些金融工具更像是股权投资而非传统的债券认购。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2012年预算提案对涉及社会效益债券的各类试点项目拨款1亿美元。

“社会效益债券的将会带来大量商机，”潘君慧说道，她还指出，公私投资工具为公益部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了责任度。她补充道，如果行之有效，将会取得多赢效果。

“ 吃错药 ”

但是，将政府节省款项的一部分直接交给投资者，这对于一些人而言可能难以接受，潘君慧也意识到了这点。“我们经常听到各种批评，”她说道，但最终，“没有人因此而致富。”尽管有一些公益组织试图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应对所有问题的慈善基金或公众意愿仍显不足，她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筹资组织成立于去年2月，在谈及社会效益债券的理念时，潘君慧笑称这是“吃错药”了。“社会效益债券是简单而讲究的理论，”她指出。

她初次接触到社会效益债券是在伦敦的社会筹资组织工作期间，这是债券模型的前身。2010年，这家英国组织在英格兰彼得伯勒的一家监狱推出了试点项目。其投资目标是帮助减少前科囚犯的返狱率，从而减少纳税人的成本。一年之内，英国约有60%的犯罪分子重新犯罪。

在众多投资机构当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某债券投入了800多万美元，用于资助向出狱囚犯提供咨询、住房和就业服务的社会公益组织。如果该项目将监狱重返率降低7.5%以上，英国政府将向投资者提供最高达13.5%的回报。如果重返率降低比例不足7.5%，政府就不向投资者提供回报。

起初，潘君慧对社会效益债券理念持怀疑态度。“我一开始听说这种债券的时候，我想，这是真的吗？这好得难以置信。政府获得节省款项净额，但是所有财务风险都置于私营部门？听上去像是旁氏骗局，”她讽刺道。

但是，很快她就相信这不是投资骗局，而是一种创新的社会责任投资模式。“传统的资本市场在社会进展中发挥着[推动]作用。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资助和公益基金是不足够的。”

中年转机

祖籍香港的潘君慧毕业于哈佛学院经济学专业，后在哈佛商学院取得MBA。她拥有很特别的工作背景，横跨非盈利组织、商业和投资领域。在美国成立社会筹资组织之前，她是巴特农(The Parthenon Group)的董事总经理，这家全球战略咨询公司是她一手创建的，从事的是非盈利活动。期间，她担任基金会和非盈利组织的顾问，帮助制定战略、企业社会责任、知识发展和创新。她还在惠灵顿基金管理公司和麦肯锡任职，担当罗伯特-肯尼迪司法和人权中心(Robert F. Kennedy Center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等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她在巴特农工作了近12年，主要负责建设和扩大公益组织的规模，之后，潘君慧意识到，“步入中年，我要问我自己，‘我打算余生一直做私营部门的顾问吗，还是应当真正做一些什么事？’”

13个月前，她义无反顾地退出咨询行业。

潘君慧认为，社会效益债券是资助社会公益项目和投资的全新思路，而且诞生的时机恰到好处。她列举了一系列因素，指出创建社会效益债券是“完美风暴”，这些因素包括政府削减开支，以防止资金流入预防性项目，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寻求渠道来资助解决社会问题，以及接近零利率的投资环境。

公益基金在资助非盈利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要想应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经济艰难的时候，潘君慧指出。她强调道，如果政府打算涉足社会筹资组织的潜在目标问题的话，关键在于预防，包括长期无家可归者，青少年犯罪及成年人犯罪，以及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等问题。“我们试图将本-富兰克林的格言商业化，‘防范胜于补救。’”她补充道，当前的现实社会已经将注意力完全转移开去，因为“安全网开支已经将所有预防性开支彻底推开。”

官员相互推诿

社会效益债券和拨款或公共部门基金不同，因为它们可能会产生回报，这些回报可以重新被投入公益事业。社会筹资组织扮演的是介于所有项目干系人当中的中介角色，这些干系人包括投资者、非盈利机构、政府及社区，同时对非盈利组织进行调查，确保他们可以应对挑战及实现他们对地方政府承诺的结果。“我们提供监督、解决方案和行动修正。我们聘请第三方作为独立评估方”来决定非盈利组织何时达到了特定的衡量标准及节省款项，她指出。

有批评意见指出，政府不需要这类中介，社会问题应当由政府自己解决，对于这些意见，她指出当前存在的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及有些政府官员企图互相推诿的短视思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让下一届政府来考虑这个问题吧，我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社会效益债券也伴有风险，潘君慧在演讲中总结了这些风险：

• 干预模式风险：如果非盈利组织的调查不够谨慎，该组织用来处理特殊问题的模式可能无法产生效果。
• 执行风险：缺乏沟通，衡量负担或无法获取服务效果的可靠数据，都有可能使项目失败。
• 中介风险：如果项目进展期间，中间人无法承诺长期投入，就可能给项目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如果这些人员无法筹集到资金及管理整个过程。
• 政治风险：即便节省款项目标已经达到，政府也可能会不支付回报给投资者，回报也可能会受年度经费不确定等政治因素牵制。

潘君慧指出，社会效益债券需要真正的承诺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充分认可，但是，她强调说，社会效益债券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此时此刻，美国的社会筹资组织还未给投资者提供保障。“我们正在和很多投资者讨论，但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直到我们有了具体的风险回报参数，制定了风险投资协议，否则我们跟投资者签署协议的时机还不成熟。”

她的团队希望开展的首个项目，是解决马萨诸塞州的青少年犯罪和长期无家可归者问题。上个月，共同基金发出了信息征询，目的是让专注于业绩的金融组织提供意见，关于如何实施社会效益债券的方法。社会筹资组织提交了一项提案，潘君慧希望马萨诸塞州项目能让她有机会展示社会效益债券理念的强大威力。“如果我们的项目成功，就能节省大笔资金，很多人将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