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5月12日的沃顿知识在线英文版。
5月10日,欧洲财政官员终于开始面对迅速变化的市场形势,宣布了庞大的9600亿美元(7500亿欧元)经济稳定计划(该金额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期)对希腊进行援助并以此保障欧洲货币联盟的活力。一些观察家说,此举防止了潜在的金融崩溃,而后者将引起对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迅速升温,并将进一步在某些欧洲国家引起大规模银行挤兑。许多专家预期该稳定计划会通过担保希腊的大部分主权债务(及某些私有债务),或通过将来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内的其它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提供信贷来继续稳定市场——至少能在短期内稳定市场。
该救援计划——也包括双边贷款协议,美国基金,以及通过联邦储备进行的美元货币互换协议——立即将对欧元区金融体系崩溃的担忧一扫而空。而这样的金融体系崩溃将会引发欧洲新一轮的经济大萧条,并可能将全球金融体系拖回到12个月到18个月之前的状况——甚至更糟。
不过,某些评论人士仍然认为稳定计划总体而言是个短期方法,他们认为该计划的许多细节含糊不清,最终将无法解决深不可测的公共和私企债务水平,仍无法阻挡财政赤字上升和持续的对内对外贸易失衡。
为什么欧洲的金融当局没有早点采取行动来改变潜在的灾难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就其经济地位而言,在任何稳定措施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德国。而当时德国北威州(North Rhine – Westphalia)的地方选举正如火如荼,该选举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她的联盟党的将来至关重要。大部分德国选民认为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他们对向这些国家实施救援计划并不积极,所以默克尔似乎想将对欧洲金融危机的任何行动推迟至选举之后。选举在上个周末举行,而当时救援计划也正在酝酿之中。默克尔的联盟党还是在选举中遭受了重创,而现在默克尔又被严厉指责放任欧洲的金融危机恶化到几乎无法控制。还有人指出,由于借贷成本因迅速升级的感知风险而急剧上涨,推迟救援行动可能使得德国及其它国家的开销比之前更大。
在欧洲援助计划宣布前夕,沃顿学院的教授莫罗·吉兰(在西班牙出生并接受教育),赛凯特·乔胡瑞(在德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和来自法国的《巴黎高科评论》(ParisTech Review)创始人及编辑委员会主席让·萨尔莫纳参与了沃顿知识在线(Knowledge@Wharton)的一次访谈。这次访谈的主题是希腊与其部分邻国,以及更广范围的欧洲货币联盟所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可能结果。事件是否将会愈演愈烈到失控的程度?危机的政治性将如何影响欧元区的经济表现?将来是否还会有类似的危机? 在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出台前的5月7日,吉兰、乔胡瑞和萨尔莫纳对上述问题以及与救援行动相关的更长期的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下是他们的谈话摘录。
议题:关于货币联盟因其减少了经济政策的选择(包括货币贬值),而可能对某经济体造成损害的问题。
吉兰:当然,这一切的背景是,10多年前某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欧元作为货币。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统一的货币可能对经济带来压力,尤其是,虽然欧洲的中心有个统一的货币,但却没有适当的机制来切实保障所有国家都使用相同的游戏规则以及所有国家都在本质上遵守一些基本准则,而这些准则一半是经济的一半是政治的。这不只跟经济有关,也关系到政治——这些准则关系到预算赤字,关系到你必须能保障你的国家在基本上放弃货币贬值这个经济调控工具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权后还能保持其竞争性。换句话说,你放弃了货币方面国家主权,你无法为了更具竞争性而将本国的货币贬值。
而10年前,货币联盟的设计师们并没有考虑到如果一个或多个国家陷入困境时该怎么办。他们并没有考虑对付危机的制度协调和决策制定程序。不幸的是,这样的危机是经过长时间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些主权债务危机一贯如此;而危机的爆发却非常迅猛。所以说,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5年或10年,甚至很可能是15年前当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在80年代中期加入欧盟的时候,但危机的爆发其实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此,如果你不对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制度上—早做计划,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实时制定对付这类危机的机制。
乔胡瑞: 最近的经济危机证明,是时候制定正确的制度和机制来应对在欧洲爆发的这类金融危机了。我们会碰到更多的危机吗?我认为,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它的本性。我认为现在是开始在这些层面上考虑正确的制度和机制以有效应对这类危机的好时机。这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我认为我们会看到来自欧洲,比如来自德国,法国和其它国家的强烈反应。他们不能让欧盟垮台。这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思维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反映。
议题:对于希腊的稳定计划是否会催生对于导致危机发生的希腊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真正改革?
吉兰: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曾以这样的方式操作,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当有国家向他们乞求,“我们不行了。我们需要救援。你能帮帮我们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这样回应,“当然,我们会帮你的。不过,顺便说一句,你得改变这个,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此类要求方面被指责做得太过了。有时候,这些要求被证明起了反作用。所以,这是桩棘手的事。在我们沃顿商学院,有个教授叫托尔德·赫尼兹(Witold Henisz),他的论点是,当你由外向内对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强加改革时,其实更容易遭到抵制。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我们可以试着想出最好的解决方式。在沃顿,我们有优秀的经济学家可以从技术角度告诉大家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乔胡瑞刚才也提到了,必须考虑什么是可能的——政治上的可能性——然后得考虑按你现在方式继续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必须在采取某种特定方式时考虑到它的政治成本或者政治利益——或者两样都考虑进去。
希腊首先要做的是实话实说。希腊得避免这样的情况:由于他们的财政体系问题,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钱——大量的逃税是个问题。他们让这个问题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当然,意大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不想把希腊单独列为有严重制度问题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似乎有很多方面存在问题……然而如果你从外部强加给它一个解决方案,那不太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议题:什么样的态度导致了目前危机的产生,及其政治和社会影响:
萨尔莫纳:让我引用法国前总理及社会党人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的一句话——欧元就是他推广的。他说,“我们必须现实点。我们必须看清目前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我们以为应该是的情况。”
以为情况应该是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的态度正是欧洲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其结果就是人们可以归罪于别人。他们责怪银行。他们责怪任何替罪羊。举例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最近的匈牙利选举。极右政党……取得了很大政治胜利。不只是在匈牙利。最近的法国地方选举中,勒庞<SPAN style="FONT-SIZE: 10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Arial; mso-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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