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最初发表于Knowledge@W.P.Carey，是关于贸易与中国问题四份系列报告之一。
在中美不断探索商业合作的道路上，仍存在一个重大问题：经济一体化对于中美民众及企业而言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但两国在环境及人权保护等方面仍存在分歧，那么如何才能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呢？
全球资源公司（Global Sources）是一家市场领先的B2B传媒企业，并且在促进大中华区的贸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该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勒·辛里奇（Merle Hinrichs）曾发问道：“我们寻求的终极一体化将会是怎样一副图景？我们的愿景是什么？”他认为，美国的利益相关人——包括企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应该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人携手来勾绘这幅蓝图。“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更广阔的愿景，一个超越惯例、打破框架的愿景。”辛里奇说。
由于企业在面对经济一体化时所采取的方式与政策制定者截然不同，因此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最近，企业领袖、学术专家及其他利益相关人齐聚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科尔尼联盟联合举办的“贸易、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论坛”（Forum on Trade,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共同探讨了中美两大经济体应当怎样携手发挥领导作用。
虽然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时常存在各种障碍，但一些在华取得成功的美国公司及跨国公司都已探索出了应对之策。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却往往关注的是经济一体化中的另一个侧面，即环境及人权等问题。
“商业决策通常更直接，也更切合实际。”摩托罗拉公司的前董事长加里·图克（Gary Tooker）说。相比之下，“政策制定者则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全局性的问题上。”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律学院（Sandra Day O'Connor College）的院长保罗·辛夫·伯曼（Paul Schiff Berman）表示，这份愿景的其中一部分，应当是各方在经济一体化中都能有一个共同的、更美好的未来。“一旦我们确定了其中的细节，我们就能明确在奔向愿景的道路上，哪些步子应该迈得谨慎一些，哪些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
凯瑞商学院（W. 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的院长罗伯特·米特尔斯达特（Robert Mittelstaedt）同意阐明愿景是当前的首要之举，而接下来的第二步则是计划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在我们所要描绘的愿景中，中美两国应当可以建立起非常融洽的关系。”米特尔斯达特说，“让我们一起来勾画这种理想的关系，然后再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经济一体化中的“如何”问题
中美经济一体化中有关“如何”的问题是本次论坛的焦点话题之一。
“显然，经济一体化对各方都有利，”伯曼表示，“但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经济一体化是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必须致力于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在经济一体化中取得共同利益最大化、负面效果最小化。”如果我们在这一框架中来开展工作，伯曼说，那么经济一体化就不会与其它问题产生非此即彼的冲突，事实上，在这样的规划下，解决此类问题正是创造持续有效的一体化的必需环节。
“要为这些问题找到新的思路是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长迈克尔·克鲁（Michael Crow）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说，“目前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思维惯性。”然而，只有提出一些能够开辟新思想的问题，我们才能进行更富启发性的讨论，并最终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具建设性的成果。“如果我们总是老调重弹，在这些问题上绕圈子，那么我们就会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最终讨论的结果都是在老调重弹，经济战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克莱德·小普锐斯托维斯（Clyde Prestowitz, Jr.）表示。“从高层次上看，这类讨论固然有其道理，但一天下来，你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双方都必须有所让步——美国的立场必须向中国靠拢，而中国的立场也必须向美国靠拢。”
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文化上的学习是关键。“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对对方的文化没有研究，那双方的对话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夸尔斯和布莱迪有限责任合伙公司（Quarles & Brady LLP）的知识产权律师凯伦·迪金森（Karen Dickinson）说，“还有，文化研究不是从电视上了解下对方就算完事了。”
经济一体化应当有何规则？
在高层次上明确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以及如何开展将是双方要走的第一步；不过，经济一体化该有怎样的规则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与会者分成两组，分别从中美两国的角度来勾勒了经济一体化的图景。
在美国一组中，凯瑞商学院的经济系主任阿瑟·布雷克摩尔（Arthur Blakemore）表示，一体化的规则之一是互惠，这包括两国收入和就业率的共同提高，因为这样才能为双方带来更大利益。“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创造就业机会是个大议题。”全球资源公司的辛里奇说，“这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以及怎样提高生活水平？”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一体化可能会造成美国的工作岗位减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布雷克摩尔说。“经济学家都认为，科技进步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科技进步会以就业率降低为代价。”他说。
经济一体化可以为两国的贸易伙伴开辟更多发展科技的机会，这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布雷克摩尔说。“或许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科技进步会对就业率造成何种影响，而是我们应当如何促进科技进步。”
在讨论中国问题的一组中，凯瑞商学院亚洲课程的副主任巴克·佩（Buck Pei）为一体化规则提出了类似的期望。“经济一体化必须以互惠为原则。中美两国都应当意识到携手合作比分头发展要好得多。分头发展的后果将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他说。
佩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找到一个合作的目标领域，一个创生不久、中美双方能以对等的力量共同开展合作的领域，也许是开启有效对话的最佳办法。“我们可以把可再生能源——事实上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了两国对话的重点——作为一个窗口，从中我们就能看到经济一体化的效果。”佩说。
携手攻克难题
中美两国只有成功地明确了在一个“目标合作领域”的共同愿景后，才能进一步着手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包括可持续性发展等等。
“一种固有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制造方，美国是消费方；现在我们可能要重新看待这一观点了。”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普锐斯托维斯说，“美国不能继续维持当下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国人必须减少消费，增加产出。中国也不能继续维持当下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必须增加消费，减少产出。”
米特尔斯达特表示，经常账户失衡会有自动调节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例如，消费去杠杆化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他指出，“尽管它来得有些猝不及防，但这不会降低人们贸易的欲望和能力。即使有关保护主义措施的呼声日渐高涨，但美国人还是‘用他们的钱包’投出了反对票。”购买沃尔玛超市中贴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就是他们以实际行动做出的回应。
环境可持续性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一向有着重大分歧——至少美国流行的观点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努力取得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对自身而言是有益处的。”伯曼说。
迪金森说，去年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灾难为环境可持续性提供了获得实质性进展的机会。“中国已经提出了重建目标，要采用更加环保、更具可持续性的技术来进行建设。”她指出，“我们可以把灾后重建当成对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新的展望。”
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在美国创造“绿色”工作岗位的目标可能会为中美合作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与会者都认为，和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能源问题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许会为两国合作造就共同的基础。
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律学院及全球研究学院（School of Global Studies）的教授肯尼斯·艾伯特（Kenneth Abbott）认为，环境可持续性将为中美携手走向共同愿景提供巨大机遇。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及亚洲学会（Pew Center and Asia Society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共同挑战，携手应对：能源及气候变化问题中美合作路线图”（Common Challenge, Collaborative Response: A Roadmap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就大致描绘了这样一种机遇。这份报告在前言中提到：
“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积存在大气中，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控制这些温室气体。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产出国。如果要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中美两国必须开展合作。假如中美能够积极地促进全球经济朝着低碳、高持续性的方向发展，那么全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就会出现重大进展。中美两国还应当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提供民众生活水平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也只有这样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中美两国的关系才能更加稳固。”
同样，贸易也是“促进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Bryan Cave LLP的合伙人克里斯多夫·劳斯（Christopher Lause）说。美国应当利用经济一体化作为吸引中国改善人权保护的“萝卜”，而不是挥舞“大棒”以高压的姿态强迫中国进行改革。
在人权方面，艾伯特阐述了美国与中国进行接触时可采用的三套基本策略，这些策略在美国人权积极分子中都有不少支持者。“一种强硬的态度认为，美国可利用贸易作为促进中国人权改革的砝码，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所改善，那就动用贸易制裁。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温和外交”，例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最近一次访华时就只愿意在私下里温和地讨论人权话题。第三种折中的意见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时负有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责任，以此来推动中国在这方面的缓慢发展。”
开辟贸易新思路
凯瑞商学院院长米特尔斯达特的“经济作用论”在美国企业身上得到了印证，许多在华美国企业都克服了重重挑战，以各种方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在加强中美多方面合作的广泛议题上，政策制定者们也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不过，企业在面对经济一体化时所采取的方式与政策制定者截然不同。企业更加切合实际，它们注重的是直接的解决方案。而政策制定者往往更加理想化，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全局性问题”，这通常要比前者困难得多。
如何才能既解决可持续性以及人权等“全局性问题”，又不会影响到经济一体化在企业层面上的进展，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便是中美两国要考虑的重中之重。虽然前方挑战重重，但正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克鲁所说，如果各利益相关人能打开思路，对贸易的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那要实现平衡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