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需要推动经济增长，以避免社会骚乱增加的风险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1月底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预言，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中国领导称8%是维持稳定和就业的最起码要求。

但假如未能实现这个目标，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

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W. Meyer）认为，由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过大，所以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出口贸易骤然减少会引发一连串后果。随着深圳、苏州等出口型城市的经济降温，“农民工没有务工机会，也无法向家乡汇款……更多的贫困人口只能返乡，这就是中央政府担心的事情。中国的社会骚乱一直都是源于农村。”

迈尔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城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地区的三倍。4.5亿青壮年农村劳动力中竟然有半数都在外地务工。

中国政府2月2日称，1.3亿在城市工厂务工的农民工中有2000万因找不到工作已经返乡。新华社1月6日的官方报道称，2009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将比历年都多。迈尔说，底线是中国必须打造“真正的国内经济。”中国不能再继续沿用1978年以来的增长模式。

近几个月来工人与违约工厂老板之间爆发冲突的报道已有增多。很多发达城市的数百万农民工返乡过春节，节后回来却发现无法找到工作。

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长率只有4%至7%。电能减少就是经济放缓的标志之一。迈尔指出与上年同期相比，2008年第四季度的电能下降了8%。他说，“工厂活动已经显著放缓。”

‘无法估量的影响非常巨大’

专注研究中国政策的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说，没人确切知道中国的经济持续放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无法估量的影响非常巨大，这几十年来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危机。”除法学院外，戴杰教授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学院（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任教。

他指出，中国领导人现在有保不住位置的风险。“他们之所以能坐稳江山主要依靠的就是快速增长的繁荣，所以中国政府必须比其他多数政府的成绩都出色。”但即使人们的怨恨有所增加，“共产党的统治目前也没有被颠覆之虞。”他相信中国领导人会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维持社会秩序。一方面投入资金来安抚人心，一方面镇压越来越多的骚乱和政治抗议，同时兼顾两种方法是明智的选择。

沃顿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J. Siegel）说，“[中国] 政府可以很轻松地控制传媒和导向批评。”他们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那些不负责任的金融家，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减轻危机的影响。

西格尔希望今年下半年经济能出现转机，他预计只要西方消费者，尤其是美国消费者，返回商场购买廉价商品，中国经济就会迅速起飞。“市场是相连的，经济也是相连的。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弗里·格尔斯坦（Avery Goldstein）说，投入资源“把人们的负面情绪将到最低”，中国政府过去在这点上一直做得很成功。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发文，要求国有企业不得裁员，而且政府也有权命令银行必须放贷。

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总额为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的投入预计是这个数字的三倍或者四倍。迈尔对此计划评价说，“他们把宝都押在这个计划上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建设、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等，但重头戏是基础建设。这笔钱是否要花，或者说按照计划来花，目前还尚未决定。”

观察人士也认为，全球贸易下滑表明，中国必须减轻对贸易的依赖，拓展自己的国内需求。迈尔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的整体贸易比率（进口加上出口再除以GDP）是70%，美国、日本和欧洲在25%至35%左右。

迈尔认为中国存在两大就业问题：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还有失业大学生，后者的问题严重程度稍微轻一些。去年六月毕业的600万大学生中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尚未找到工作。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比较固定地在沿海城市谋生，还有三分之二到处漂泊地找工作。经济放缓对农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通常在沿海工厂务工的一个农民工工资要养活老家三个人甚至更多。他说，“由于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农民工丧失工作机会，只能打包回家。所以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迅速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避免发生骚乱和局面失控。”

大力促进消费

但刺激中国经济需要大家都来消费，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干脆直接发放购物券。去年12月，地震灾区成都市政府向380,000人发放了价值100元（合14.70美元）的消费券。

戴杰认为压抑国内需求的真正障碍在于中国人的过度储蓄。由于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中国人把收入的40%左右都存在银行。他说，“除非政府能让人们开始消费，否则国内需求就无法增加。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消费需求，而只要储蓄率降不下来，这种需求就不会增强。”

中国正在加紧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工程非常非常庞大，一时半会还无法完成。老百姓对这个工程能否完成的信心并不是很足。”迈尔也认为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促进消费。“但农民工不愿意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缴纳社保。原因何在？因为社保是由省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管理，农民工认为自己缴了钱以后就拿不回来了。医疗保障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

中国的户籍制度，即“户口本”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民工把钱缴纳到地方，但却享受不到福利。迈尔说，“这就是没有户口，就没有福利。”

    他评论道，“中国的底线是把就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中央政府尚未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市场。”投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起到一定作用，“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数量众多的地方小企业如何发展繁荣，行业细分带来的物流难题，以及政府倾向于控制私营企业的增长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