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在过去两年内一路攀升冲高，在费城举行的2007年沃顿亚洲商业会议（2007 Wharton Asia Business Conference）期间有部分与会者对此议论纷纷，并揣测股市泡沫将在何时破裂的问题。
迈克尔·迪伊（Michael Dee）是摩根斯坦利（亚洲）（Morgan Stanley Asia）的前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他也是主题为“资本市场：亚洲市场真的有吸引力吗？” （Capital Markets: Is the Asian Market Really Attractive?）”的讨论小组的成员之一，迪伊表示，中国的基本经济要素：低工资、多人口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等，均决定了国家长期发展的强劲势头。但是就目前而言，他补充道，急剧攀升的股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其潜力的发展。
譬如说中石油这家中国石油行业的龙头企业，它的市值最近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迪伊说道，“这个数字相当于四个嘉士宝（Gazproms，俄罗斯油气钻采业巨擘)，但是嘉士宝的天然气储量比几乎全球任何国家都要多，是澳大利亚的四倍。因此那家公司真的值那么多钱吗？”
迪伊指出，对中国未来充满热情的投资者们也许忽略了目前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理论上应当对股价起到推动作用的中国企业的收入，却未能如发达国家的公司那样接受相同的财务审查。“中国确实有部分货真价实的企业，但是我对于企业的收入数字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根据美国的普通会计法则会出现安然（Enron）事件，请问如果用相同的规则，中国公司又能如何逃避？”
迪伊并不是预测中国股市已经到达无法支撑的水平的唯一者，持相同论调的专家还包括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过去数月内，美国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均发表报告，报告用华尔街术语委婉地指出中国股市应适当“回落”。据本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高盛预计中国的上海证交所综合指数将在明年达到顶峰，而A股市场明年将带来负回报。
从2006年初开始，上证综合指数的攀升幅度已逾300%。虽然A股指数已从10月中旬起出现暴跌，但A股的平均市盈率仍是2006年收入的60倍左右。相比之下，10月底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票市盈率为18左右。
1929年的历史阴影
理查德·怀斯（Richard Wise）与迪伊在同一讨论组，这位摩根大通（JP Morgan）的机构股票首席风险官指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与中国最近的股市表现类似的情况，他指出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大起大落的“过山车”现象。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全球商业中占主导地位，美国则在努力向前发展。与现在的中国一样，当年的美国实施美元低估政策，其利率更是持续在不应有的低位。“此举对经济起到了过度刺激的作用，之后就发生了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
他认为中国似乎正在“重蹈”美国的“覆辙”。为了拉大出口需求，中国政府将货币人为地保持在低值状态。“中国的财政部每天都在购买数百亿的资本流入，”他指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太大，这就是通货膨胀。这是无法持久的，其结局将同所有不合理发展时期的结局一样：经济崩溃。”
雷蒙·王（Raymond Wong）是贝尔斯登日本公司（Bear Stearns Japan）的固定收益证券部董事总经理，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固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散户投资者们也在为中国股市推波助澜。许多散户是初次购买股票，而且他们正在努力把握机会。他指出，“这是中国散户第一次有机会购买除了房地产以外的投资项目。”
推动散户投资热情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缺少其他投资渠道。在中国，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银行存款处于负利率状态，使得存款缺乏吸引力。“去年，银行存款（缩水）达430亿美元，”他指出，“我们可以假设这些钱都流入了股市……这对于股市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股市将会有一个回落。但是基本经济要素仍然十分强劲。”
迪伊个人认为，在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当中，股票投资已成为某种狂热的消遣，如同美国股市高科技泡沫时期的频繁交易那样。“你周围的朋友都在炒股，”他说道，“人人都在赚钱。它能让人们感觉良好。”
迪伊的观点是，这些投资者在追捧的实际上是相对份额较少的股票，而这反过来会加剧价格的上涨。中国公司一般只让公司很少部分的股票上市，因此他们所谓的“流通股”的相对数量很少。“你观察一下中石油自由流通的股票，流通并被持有的股票份额其实很少。使得价格回落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这些股票流入市场。中国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股票。他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将股市下调至比较现实的水平。”
不良贷款
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银行部门的健康问题。迪伊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的银行在放贷时并不依据贷款人的信用度，而是采取政府强制的办法。“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些小型乡镇企业，”他说道，“那有一个大农场，然后在农场中间就有一家光缆厂。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头号问题是社会稳定，也就是就业和社会繁荣问题。当地的执政人士认为该地（需求）不足，需要建设一些其他类型的工厂。于是他就会去银行贷款。中国银行地方分行的主管–你认为他会进行信用调查吗？绝对不会。这是一种政策性贷款，就同政府救济差不多。”
结果就是中国的银行帐目内有许多不良贷款。如果股市大幅下挫，同时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此等不良贷款就会“显露峥嵘”。怀斯指出，“如果经济出现回落，（不良贷款）的潜能将会使日本相形见绌。日本采取了十年的通货紧缩措施才使此种形势得到解决。”
当然，最近“心不明眼不亮”的贷款银行并不只出现在中国。美国正深陷次贷危机当中难以自拔，无数次贷借款人拖欠他们的按揭款，许多正在申请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讨论组成员认为，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这个经济创伤可能很快也会波及中国。“正如中国的商业部最近宣布的，‘如果美国经济减速，势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怀斯指出，“世界经济仍然很大程度依赖于美国，将美国作为最后的消费‘泊湾’，美国消费者拥有很强的力量。”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许多借款人持有的是可调利率贷款中的“诱惑性利率”贷款。如今，许多此类抵押即将到期，消费者在为更高利率的贷款筹措资金时，发现他们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如果此类问题扩展至其他消费者金融领域，如信用卡领域，“你就会看到美国出现消费者崩溃的现象，”迪伊预测道，“亚洲受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如果美国消费者走下坡路的话，亚洲的消费者也将跟着一起走。”
要想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决策者所能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从而提高美国出口产品的相对吸引力。“没错，他们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价格更高，”迪伊承认道，“但是沃尔玛将不得不将其包含在他们的利润率当中。沃尔玛还会继续采购他们的货物，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此外，将人民币价值拉高还能使中国的购买力提高，因为中国正在全球搜索国内缺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全球大肆‘吸食资源’的大国正是在购买天然资源的中国，”迪伊表示，“他们动用了许多行政手段来购买石油并进行天然资源的交易。”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是社会困境，而非经济困境。怀斯指出，“当中国财富剧增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两极分化。国内出现了极富裕的人群，但更多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就是围绕财富分配的政治问题。”
一名听众要求讨论组成员谈谈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经济竞争问题，因为两者均在互相竞争成为经济领先大国。迪伊表示，他相信两个国家都能获得成功，而两国的成功道路则各不相同。
“印度的基础设施状况非常糟糕，”他指出，“公路、港口、机场都很落后。政府无法对此进行统一协调。而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却是有的放矢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印度拥有更为优良的人才资本。同时印度沿用了英国体制中的民主和法律体制。印度人说英语，这点有助于国家的全球化发展。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中国侧重于产品制造、印度侧重于动脑思考（能力），比如外包、咨询和编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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