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大连的观点：“新风险架构”与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

东西半球的平衡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纪元，中国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成长为一股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如今，中国举办了堪称世界经济论坛的夏季年会：新领军者年会（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新领军者”是指崛起不久的新一代领袖，他们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竞争局面、平衡新兴风险与机会、并改变整个社会。

 

“从达沃斯到大连，世界经济论坛突出了中国向全世界传递的一个明确讯息：中国的新领军者已经改变、正在改变并且将继续改变全球经济局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说道。中国工商银行经过创记录的IPO后，于2006年正式上市；2007年7月，公司市值超过2500亿美元。另一个呈迅速发展态势的是中石油，该公司于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数小时内，其市值就达到1万亿美元，超过埃克森美孚（ExxonMobi）和微软公司（Microsoft）的市值总和。

 

大连年会与达沃斯年会相同，均由若干平行分会和全体会议组成，大会浮现出两大主题：首先是我称之为“新风险架构”（The New Risk Architecture）的主题，它是我们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growing interdependence）的重要特征；其次就是由全球青年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s, YGL）团体所倡导的工作。

 

新风险架构

 

多数全球化问题专家一致认为，一系列重大灾变将对新兴经济体以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高速发展起到真正的限制作用。过去，由于重大灾变并不经常发生，我们将灾难风险归为发生率很低的事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该假设无疑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所有高层决策者的一颗“定心丸”。此等灾变造成的预期损失通常相对较低，同时必须考虑到，应当将灾害相关的潜在损失乘以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幸的是，决策者在其任期中并未遭遇任何重大灾害。但是在21世纪初的数年内，灾害频频发生且影响规模一个比一个大。我们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甚至连美国也自2001年来屡遭打击 – 国家安全问题（911事件）、美国企业的造假行为（安然公司（Enron）、世界通讯（WorldCom）、以及随后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技术的失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网络故障（2003年美加大停电）、基础设施崩溃（桥梁倒塌及陈旧的堤坝系统）。911事件之后的第四年，气势汹汹的卡特琳娜（Katrina）飓风袭击了脆弱的新奥尔良海岸，尽管对这场飓风的到来早有报道，但是政府仍然手足失措、应对无方，灾害使民众蒙受长久而严重的损失。堂堂超级强国面对公民在危机中的基本需求却束手无策。此外，全球数十亿观众还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电视直播场面。

 

在大连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将所有这些案例作为脆弱点加以讨论，这些脆弱点必须得到当前企业、政府、民间组织和民众的高度重视。许多分会的重点提出：联合力量的崛起正在打造新的世界秩序，必须对新秩序的风险因素善加管理以确保创造持久的价值。

 

以下是新风险架构的六大特征：

 

全球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 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由于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此等活动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亦随之加强加深。虽然这并非全新的景况，但是我们社会已经达至的互相依存之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今天在某块大陆发生的事件，明日就会波及另一块大陆。

 

规模的改变 （Changes in scale）– 从本地至全球的风险：高度集中的价值暴露于危险之下，一旦出现灾变，将会导致“灭顶之灾”。处理大规模灾害的难度比处理一系列当地意外事件要高得多。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而多数人对此却毫无意识。同时，所需资源和协同工作不是简单的累加式增加，而是呈指数式递增。此外，由于作业不再局限于本地，因此需要的是全球性的响应和反应能力。跨国协作成为关键。气候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准备状态（Preparedness） – 混淆角色与职责的分配：谈及准备状态，传统观念往往是错误的。如果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 –“你认为谁应当积极准备以处理国家的未来危机？”—最常见的反馈意见肯定是国家和联邦政府（无论是管制者还是第一响应者）。此等实体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在让国家保持运作的重要服务机构当中，大部分是由私营部门拥有或经营的（例如在美国，该比例为85%）。我们必须了解私营部门的行为如何对公共脆弱点产生影响，从而使我们能在最重要的时期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极高的成本、极高的收益（Extreme cost, extreme benefits）：因全球化与相互依存关系而开放的新市场与商机显得相当极端。但是，灾害的成本也在增加，这是由于资产的集中化及第一、第二波连锁反应造成的。从财政角度来看，有一个数字着实让人吃惊：过去36年间（1970年-2006年），全球发生的巨灾保额最大的20起灾害均出现于1987年之后（2006年的物价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就可以进行同类比较）。此外，在这20起灾害中，半数（10起）灾害发生于2001年后，9起发生于美国境内。这正是我们进入的历史新纪元。由总统宣布的美国灾害的数量也在大幅递增，从1955年-1965年间的162起增加至1996年-2005年间的545起。

 

反应迅捷（Celerity） – 面向一个准时的社会：随着交通运输和价格低廉的通信的飞速发展，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准时的”社会。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得越来越快。譬如，试想在亚洲某贫困地区爆发了流行性疾病，拜现代喷气式飞机的迅猛发展所赐，该疾病将会很快在全球蔓延：如今病毒也开始搭乘商务舱“旅行”了。

 

不确定性（并非纯粹无知）（Uncertainty, if not pure ignorance）：我们所受过的训练要求我们提出明确的问题，然后用明确的科学知识进行解答。我们在了解风险剖面后做出投资决策。遗憾的是，由于世界变幻如此莫测，历史数据再也无法帮助我们推断未来情况了。于是，专家与专家之间的争论不休，概率性的风险评价方法与案例式的风险评估方法之间的冲突日趋紧张。

 

上述为简化的框架，但这六项互补的特征适用于许多近期产生的危机，此等危机正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所亲眼目睹的种种危机。

 

亚洲、欧洲与美洲之间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

 

我要重点强调的是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Growing Interdependencies）。在大连开展的讨论并未过多强调“全球化”（我听到这个词的次数并不多），而是关于“相互依存”的讨论：我的行为影响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