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半球的平衡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纪元，中国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成长为一股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如今，中国举办了堪称世界经济论坛的夏季年会：新领军者年会（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新领军者”是指崛起不久的新一代领袖，他们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竞争局面、平衡新兴风险与机会、并改变整个社会。

“从达沃斯到大连，世界经济论坛突出了中国向全世界传递的一个明确讯息：中国的新领军者已经改变、正在改变并且将继续改变全球经济局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说道。中国工商银行经过创记录的IPO后，于2006年正式上市；2007年7月，公司市值超过2500亿美元。另一个呈迅速发展态势的是中石油，该公司于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数小时内，其市值就达到1万亿美元，超过埃克森美孚（ExxonMobi）和微软公司（Microsoft）的市值总和。

大连年会与达沃斯年会相同，均由若干平行分会和全体会议组成，大会浮现出两大主题：首先是我称之为“新风险架构”（The New Risk Architecture）的主题，它是我们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growing interdependence）的重要特征；其次就是由全球青年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s, YGL）团体所倡导的工作。

新风险架构

多数全球化问题专家一致认为，一系列重大灾变将对新兴经济体以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高速发展起到真正的限制作用。过去，由于重大灾变并不经常发生，我们将灾难风险归为发生率很低的事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该假设无疑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所有高层决策者的一颗“定心丸”。此等灾变造成的预期损失通常相对较低，同时必须考虑到，应当将灾害相关的潜在损失乘以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幸的是，决策者在其任期中并未遭遇任何重大灾害。但是在21世纪初的数年内，灾害频频发生且影响规模一个比一个大。我们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甚至连美国也自2001年来屡遭打击 – 国家安全问题（911事件）、美国企业的造假行为（安然公司（Enron）、世界通讯（WorldCom）、以及随后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技术的失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网络故障（2003年美加大停电）、基础设施崩溃（桥梁倒塌及陈旧的堤坝系统）。911事件之后的第四年，气势汹汹的卡特琳娜（Katrina）飓风袭击了脆弱的新奥尔良海岸，尽管对这场飓风的到来早有报道，但是政府仍然手足失措、应对无方，灾害使民众蒙受长久而严重的损失。堂堂超级强国面对公民在危机中的基本需求却束手无策。此外，全球数十亿观众还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电视直播场面。

在大连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将所有这些案例作为脆弱点加以讨论，这些脆弱点必须得到当前企业、政府、民间组织和民众的高度重视。许多分会的重点提出：联合力量的崛起正在打造新的世界秩序，必须对新秩序的风险因素善加管理以确保创造持久的价值。

以下是新风险架构的六大特征：

全球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 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由于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此等活动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亦随之加强加深。虽然这并非全新的景况，但是我们社会已经达至的互相依存之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今天在某块大陆发生的事件，明日就会波及另一块大陆。

规模的改变 （Changes in scale）– 从本地至全球的风险：高度集中的价值暴露于危险之下，一旦出现灾变，将会导致“灭顶之灾”。处理大规模灾害的难度比处理一系列当地意外事件要高得多。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而多数人对此却毫无意识。同时，所需资源和协同工作不是简单的累加式增加，而是呈指数式递增。此外，由于作业不再局限于本地，因此需要的是全球性的响应和反应能力。跨国协作成为关键。气候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准备状态（Preparedness） – 混淆角色与职责的分配：谈及准备状态，传统观念往往是错误的。如果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 –“你认为谁应当积极准备以处理国家的未来危机？”—最常见的反馈意见肯定是国家和联邦政府（无论是管制者还是第一响应者）。此等实体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在让国家保持运作的重要服务机构当中，大部分是由私营部门拥有或经营的（例如在美国，该比例为85%）。我们必须了解私营部门的行为如何对公共脆弱点产生影响，从而使我们能在最重要的时期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极高的成本、极高的收益（Extreme cost, extreme benefits）：因全球化与相互依存关系而开放的新市场与商机显得相当极端。但是，灾害的成本也在增加，这是由于资产的集中化及第一、第二波连锁反应造成的。从财政角度来看，有一个数字着实让人吃惊：过去36年间（1970年-2006年），全球发生的巨灾保额最大的20起灾害均出现于1987年之后（2006年的物价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就可以进行同类比较）。此外，在这20起灾害中，半数（10起）灾害发生于2001年后，9起发生于美国境内。这正是我们进入的历史新纪元。由总统宣布的美国灾害的数量也在大幅递增，从1955年-1965年间的162起增加至1996年-2005年间的545起。

反应迅捷（Celerity） – 面向一个准时的社会：随着交通运输和价格低廉的通信的飞速发展，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准时的”社会。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得越来越快。譬如，试想在亚洲某贫困地区爆发了流行性疾病，拜现代喷气式飞机的迅猛发展所赐，该疾病将会很快在全球蔓延：如今病毒也开始搭乘商务舱“旅行”了。

不确定性（并非纯粹无知）（Uncertainty, if not pure ignorance）：我们所受过的训练要求我们提出明确的问题，然后用明确的科学知识进行解答。我们在了解风险剖面后做出投资决策。遗憾的是，由于世界变幻如此莫测，历史数据再也无法帮助我们推断未来情况了。于是，专家与专家之间的争论不休，概率性的风险评价方法与案例式的风险评估方法之间的冲突日趋紧张。

上述为简化的框架，但这六项互补的特征适用于许多近期产生的危机，此等危机正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所亲眼目睹的种种危机。

亚洲、欧洲与美洲之间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

我要重点强调的是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性（Growing Interdependencies）。在大连开展的讨论并未过多强调“全球化”（我听到这个词的次数并不多），而是关于“相互依存”的讨论：我的行为影响你的行为，反之亦然。这两个术语具有关联性，但是意思却不相同：“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同时它也承认，我们正在一个日趋缩小的地球村内共同生活。电信成本近乎于零，即时信息共享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也许更具风险）；供应链变得更富创新性，能够将各个国家的众多供应商加以整合；如今，公司正在四处物色会说多国语言、了解多国市场以及重视多国文化的新员工，因为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此种相互依存性。

在大连开展的讨论的一大特点，是亚洲与美国之间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例如，全球的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与印度，已经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成为经济龙头，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全球经济发展免受美国最近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副作用的影响。大连分会的讨论明确指出，亚洲国家仍然容易受到因美国消费支出低迷而带来的影响，因为消费低迷会影响对美出口。亚洲还容易受到美国资产价格下跌的影响，因为亚洲各国的多数国家储蓄均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美国股票、债券或美元的大幅贬值，将会减少该等投资的相对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大部分中国投资的方向在未来转向其它海外市场，情况又将如何？

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中国不能闭门造车进行发展，同时世界需要中国来保障其发展。”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会者就中国的进展展开讨论：中国经济将继续发展若干年吗？或者中国应当准备一次硬着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他对大连年会的参会者说道：“中国的情况好比是在路况良好的六车道公路上开车；有人看到前方有一段不平的道路，但那个究竟是不平整道路，还是仅仅是个幻觉，没有人能够确定。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没人希望以100英里的时速撞上去。”他说的很对。美国花旗集团与花旗银行董事长威廉·R·罗兹（William R. Rhodes）先生在参加大连年会时指出，“关键问题是，针对中国经济的过热现象，应当如何整合出一套联合解决方案，以及世界其余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答案就是全球相互依存。

从全球性风险至全球性发展

如前所述，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发展，今天发生在5,000英里之外的事件也许明天就会影响你所在的组织或国家。同样地，你本人的行为也将更有可能造成多重的连锁反应。此等行为孕育了全球性风险，无人知道应当如何解决，也不具备解决此等风险所需的精力、财力与人力。全球性的事件诸如流行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大规模自然灾害等，都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来对之加以处理。

这对于风险与新的机会而言都是正确的。许多组织与政府仍然在利用早在20多年前开发的风险与危机管理工具，来辅助他们做出决策及采取措施。遗憾的是，这些工具都是根据已经过时的假设而开发的，这些假设认为风险主要发生于本地，而且是以一定形式发生的，从而可以将可能发生的灾害事件详细罗列，凭借历史经验来确定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对具体风险减缓措施的成本与收益加以度量，然后针对各个风险分别实施。意外事件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故障也不是因素。结果，这些组织毫无变通能力，无法针对意外事件做出快速响应。这不再是一种可持久的姿态。恰恰相反的是：新世纪的特色中包含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的事件、预先未知的背景、以及私营公司和政府机构面临的极速响应压力—即使在他们尚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之时。

但是，如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在五年前，多数公司会对风险进行单独评估的话，而今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评价他们的薄弱点时，会认识到相互依存性这一特点。此等全球性风险的挑战，存在于跨国组织的所有部门对采纳统一战略的需求，及/或对别国的其它组织的依赖性。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政府部门已经求助于全球风险专家来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广泛的协同工作不仅能增加信息共享、更快了解此等风险，而且能在更大范围内共同分担管理此等风险所需的成本，从而在新的发展机会中实现集体获益。

在大连讨论的全球经济的另一个重大风险，也许是过去数月的市场动荡，以及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加剧政治家当中的贸易保护论者的冲动行为，以此迎合中产阶级选民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即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主要被极富有和极贫穷的阶层瓜分了。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和法国新总统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的联合领导下，欧洲经济正在恢复活力；美国公众撤出全球化被九月大会认为是严重并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危险。

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首席执行官萨穆尔·迪皮亚萨（Samuel DiPiazza Jr.）引用了2007年版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于今年1月在达沃斯公布，由花旗银行、马什麦克里安保险经纪公司（Marsh McLennan）、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及沃顿风险研究中心联合制作而成。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包括霍华德·昆路德（Howard Kunreuther）教授、史蒂文·柯宾（Steve Kobrin）教授及维托尔德·赫尼兹（Witold Henisz）教授。我们在报告中将上述风险列为日渐突出的一个问题。

正如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先生在大连世界经济论坛的某个分会上所说，“我们必须更加放眼全局，业务领域应当更加宽广……问题是，许多人试图用简单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复杂的问题；这些简单的解决方案会促使人们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不利的。”新的纪元需要新的模式。

全球青年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s, YGLs）论坛

新成立的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年度大会也在大连举行，这些年轻的领袖人物“胸怀共同承诺，矢志打造全球未来。”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从世界各地及各行各业遴选出250位杰出人士。

在美国生活的全球青年领袖（占整个团体人数的1/5）包括：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赛吉·布林(Sergey Brin)、纽约政交所副总裁马渡·肯南（Madhu Kannan）、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多纳尔（Jimmy Dona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教授陶哲轩（Terence Tao）（2006年菲尔兹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及《魔鬼经济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华盛顿特区市长阿德里安·芬蒂（Adrian Fenty）、获格莱美奖的小提琴家约夏·贝尔（Joshua Bell）、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姚明、财经频道CNBC“收市钟声”(Closing Bell)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等。

全球青年领袖积极从事“2030倡议”（2030 Initiative）的工作，此项全面综合的工作旨在为全球未来勾勒更美好的愿景。全球青年领袖团体将会制订富有创新性的全球战略，并据此做出决策及采取具体行动。

全球青年领袖工作组重点关注五大领域：健康、环境、发展与贫困、教育、全球治理与安全。目前已经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倡议。其中一项倡议是由健康工作组在全球青年领袖大连年度峰会上提出的，该倡议名为“两人桌”。目前，全球有10亿人在忍饥挨饿，另有10亿人饱受肥胖症的煎熬，此项“两人桌”倡议旨在同时解决这两个极端问题。该计划推出别出心裁、简单易行的方案来解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温饱问题，同时解决发达国家民众的肥胖问题以及其它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

日本健康政策研究所总裁兼副董事长、全球青年领袖詹姆斯·康度（James Kondo）说，“人们每次在参与此项倡议的公司食堂、餐厅及活动中享用健康餐后，将向发展中国家的学校捐赠20美分作为健康餐膳基金。”其目的是让该提议能够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迄今为止，已有32家公司宣布他们将向其员工和客户供应此类健康餐。这是充满积极意义的简单实例，它证明全球化能够让美梦成真。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全球青年领袖团体发起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年会闭幕式上表示，“整个大会期间，我们团结在同一种精神周围，这就是创业精神和社会凝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