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湘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95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当时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尽快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二战后的低谷，在全美推行大规模的公路建设项目。这些基建投资导致六十年代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急速繁荣，郊区居民数量急剧增加。1969年，胡应湘创建了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Hopewell Holdings）。这是一家从事土木建筑的公司，以他学生时代居住过的一个新泽西小镇命名。当中国为促进经济增长在七十年代末期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胡没有忘记美国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中国需要建设高速公路。假如没有高速公路，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观点却遭到众人的嘲笑与怀疑。
今日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在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跃居全球之冠。作为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过去三十年来胡应湘一直是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公路、电厂和桥梁建设的领导者。此外，他还管理着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Hopewell Highway Infrastructure）等合和集团旗下的几家子公司。合和集团的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租赁和酒店等。1997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授予胡应湘爵士称号，以表彰他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创建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土木建筑公司）。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曾经将他称为“点灯的人”（the man who turned on the lights）。
5月26日，胡爵士在香港举行的沃顿全球校友论坛上发言，畅谈他个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坎坷浮沉。”以下是编辑过的发言内容，以及胡爵士对观众问题的解答。
中国的过去
回顾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大家一定还记得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政策。所以如果大家对法国大革命（巴黎人结成公社谈论自由、博爱与平等）有深入的了解，就一定知道公社没有能够成功。
毛泽东的理想是实现人人平等，同时这也是约瑟夫·斯大林的理想。他们最后都成功了，因为国民都穷的比较平等。当时有数据提到中国当年的外汇储备可能只有区区200万美元。而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
在那三十年的光阴中，香港和台湾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埋头努力发展经济。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就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的。
幸运的是在1978年的严冬时节邓小平走上领导人的位置，开始大力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认真阅读了他的讲话，并且在心里不断揣摩其中的含义。过去有钱的人被称为资本家，而邓小平突然说，“欢迎来中国投资”。看起来这不太对啊。
于是我开始仔细阅读他的讲话，当我读到第四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翻版。当时的明治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但周围辅佐他的都是贤士智者。他们意识到日本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开始派遣学生和工人到海外学习。总而言之，当时的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开始重新建立教育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大力发展工业。31年后日本以崭新的面貌在亚洲崛起。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就是明治维新的翻版。当时我在想，倘若邓小平是诚心诚意推行改革，中国就能真正取得成功。当时我的观点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出真相：那就是到中国去，亲眼看看他们是否真的开始改革。
那时候人们笑话我，认为我太过冒险。但我仍然主意坚定，因为我知道香港的未来与中国大陆的未来都是紧密相连的。1997年香港将要回归中国。在英国离开之后可以保持香港稳定的方法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只有这样香港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中国的今天
28年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2007年的中国。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2万亿美元。1978年，20%的中国人生活在公社里，实现了人人平等，但是人人都一样的贫穷。现在中国的富人很多。并且有4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我敢打赌说未来20年后，中国将出现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城市化人口将高达80%。这对于我而言是前所未闻的。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当我1979年第一次去深圳工作的时候，那个城市只有八万人，而现在深圳有1000万人口。仅仅20年的时间涌入城市的人口就有如此之多。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制造业开始的。当然，中国还有稳定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虽然有时有些波折，但总体而言政治很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经济政策相结合，当然是在政府允许的自由范围内，使得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想中国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要归于那三十年间中国经历的苦难。回想当年的情景，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我们会遵循经济原则。那么要遵循怎样的经济原则呢？有个美国人曾经直言不讳地阐释过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也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且将来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个美国人就是J.P.摩根（J.P.Morgan），他指出如果想赚钱，要么就提供资本，要么就提供服务。现在中国所做的就是作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服务。在一开始，工厂老板在香港，他们帮助大陆走上了发展制造业之路。当然中国人非常聪明，过去二十年来他们迅速掌握了新技术，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制造业能够遍地开花。
我认为中国在1997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手段很好。泰国听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印尼听了IMF的建议，让本国的货币大幅贬值，最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我记得当时一般是3000印尼卢比或以上兑1美元，但仅仅一夜之间就跌到10000卢比兑1美元。马来西亚觉得对冲基金经理和外汇交易员简直就是现代的强盗，他们正在疯狂地掠夺国家的财富。于是马来西亚采取措施控制货币。结果是，马来西亚如今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会晤。我认为中国不会听从美国的建议让人民币升值。我认为中国会继续执行自己的政策。
中国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几个因素：城市化的步伐很快，而且将来这股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们来看看房地产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总是取决于以下几点：首先是供给与需求，其次是国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最后是抵押贷款的可行性。假如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有利的，房地产的价格就会上涨。所以假如你在中国的城市投资房地产，你将能够赚钱。
中国仍然需要许多基础设施和硬件建设，包括电信、发电站、高速公路、酒店等等。这些硬件建设很容易，但在1979年当我第一次来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商谈投资基建的时候，却是颇费周章。我告诉他们其实基建是最简单的，譬如当我力劝他们在中国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理由是假如没有交通设施，现代化就不能完成，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走上正轨。
中国今天的高速公路总长度已达4万公里，仅次于美国7.5万公里长的州际公路。目前对于电力、钢铁和铜的需求相当高。中国的需求带动着整个全体市场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然而，中国要维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仅有硬件，比如公路，桥梁和发电站还远远不够。中国必须大力进行软件建设，包括改革教育与立法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后者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社会秩序相当重要。但遗憾的是，软件建设可能还要再花上三四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中国将会需要许多的服务。整个国家需要大力改善卫生医疗、人寿保险和退休福利。而这其中就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中国确实非常善于拷贝，并且长于利用香港的优势。他们的企业来香港证交所上市，这个举动非常明智。我希望吴仪等官员不要让人民币自由流动，而是按照正常步骤让它逐步升值。
至于香港的未来，只要香港人了解中国目前的现状，并不断寻找机会提供中国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我们6800万香港人就会赚得盆满钵满。我们也不会有人失业；我们的前景一定非常美好。
过去中国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公司治理、知识产权的概念。而现在这些概念就和保护环境一样已经成为广受瞩目。有时候美国对中国有些不耐心，但是我们应该告诉美国国会：“罗马非一日能建成。要给中国一些发展的时间。如果你看到了现代的中国，那么回想一下1978年12月那个决定命运的深夜，邓小平宣布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8年之后，我们都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成就。所以为什么不再给中国28年的时间？”在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它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的13亿人民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努力摆脱贫困，迅速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想告诉在座各位，中国充满着机遇。你要做的正如摩根所言：要么投入资金，要么提供服务。我在实际工作中把J.P.摩根的建议稍做了修改，那就是我既投入资金也提供服务，这就是我可以赚钱的诀窍。
胡爵士的观点
在发言结束后胡爵士回答了观众的部分提问，包括中国的交通系统以及香港的未来。有一位观众想知道胡对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的观点。他的回答是交通设施是中国未来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里以及城市之间快速流动的时候，交通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说。“我认为建设大众交通体系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生意之一。目前国务院正在大力发展城际交通。他们修建了高速铁路，这很好。开通高速列车事出有因。交通不能完全依赖飞机，因为当两点距离为600至800公里时，飞机的效率比不上高速列车。至于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城市的大众交通很重要的话，看看中国的人均轿车拥有量，每百人仍旧只拥有几辆轿车；而美国每百人就拥有67辆轿车。”
胡解释说他的公司目前正在广州郊区建设一个大众交通项目。“这个项目非常具有创意，可以为土木工程师节省许多成本。”他认为，“如果和房地产开发结合在一起，项目融资应该不会太难。譬如，美国人19世纪修建铁路的时候，政府就告诉地方贵族只要他们修建铁路，就会在每侧获得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从而吸引他们投资修建铁路。胡补充说大众公交的概念就是为了大众提供服务，因此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在大众公交项目中赚钱，“如果大力建设公众交通的话，将会有利于改善健康福利、解决交通堵塞问题、改善环境等等利益。”
另一位观众问道美国应该如何重构竞争力以更好地向中国销售商品和服务。胡爵士回答说冲突并非解决之道。“假如我是美国总统，除非美国能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与中国同样甚至更好的服务，否则我就不会与中国谈判。我们可以制造出很多中国没有的商品，然后出口到中国，让他们从中受益，譬如软件，药品，还有金融服务。”美国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出中国人的需求，然后出口给中国。他补充说迫使人民币升值不是答案。“为什么就不可以让美元贬值呢？”他问道，“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的办法是提供有效的实际的服务给中国。但无论如何，花2000亿美元攻打伊拉克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还有一位观众问道香港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香港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胡回答说。“对于香港而言是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内部不能发生纷争。今天的香港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很相似。六七十年代时期，中国人每天都把精力花在阶级斗争等问题的争论上，而当时的香港人却在埋首创造创富。那么现在我们又为何要浪费如此多的精力来争论呢？看看我们花费了数以百万的钱在争论上。这是香港人应该避免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香港可能会错失发展机遇。”
胡爵士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多数香港人与中国13亿人民近在咫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十分健全。另外，香港拥有全球最好的医疗系统；香港人的人均寿命居世界第一。香港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专业知识带到大陆呢？我们可以为大陆13亿人口提供医疗服务。这其中就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假如我现在年轻30岁，我一定会投身这个行业去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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