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已完全从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恢复，并巩固了全球最大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虽然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1.4%平稳下降到2008年的9.6%，又降到2009年的8.7%，在2010年第3季度又再次上升到9.6%。此外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开始回升，2010年第3季度顺差为656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高出31%，这是自2008年第4季度1,140亿美元的记录后最高的单季顺差。

但经济的强劲恢复正重新让中国与贸易伙伴发生碰撞——这可能会损害其发展目标：长期繁荣和更为“正常”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专家称，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约5亿人），中国必须减少对出口拉动的增长的依赖，更多地注重生产消费品。然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近预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从2010年的2，47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730亿美元以及2012年的3,140亿美元。

中国的出口增长狂潮会损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们的经济吗？中国能设法让人民币升值到贸易伙伴觉得“公平”的水准同时又不阻碍自己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消费型社会吗？如果所有这些问题还不够棘手的话，潜伏在幕后的其他令人不安的问题——诸如人口结构的转变、急剧上升的通胀、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等——会让中国的出口增长以及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刹车吗？

专家们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已经反弹，它还是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被许多人广为误解的难题；其中一些问题一旦被人们了解，也许能给美国等贸易伙伴创造机会。

建设内地

如美中企业协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会长弗里斯比（John Frisbie）等乐观主义者认为，关于中国的好消息是，长期与外界较为隔绝的中国内地的大批工人很快将加入中产阶级行列，这将推动中国经济转变为更正常、更平衡的消费型经济。由于东部发达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其他成本不断上涨，那里的制造业基地的成本效益越来越低。而中国正全速将有4亿人口的长江流域现代化，花费巨额资金升级交通基础设施和发电厂。根据规划，从全国范围来看，光是在高速铁路系统上政府就将花费1千多亿美元。

中国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将使海外跨国公司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在中国内地采购元器件和产品，并将海外制造的产品输送给那里的消费者。比如在武汉，华中湖北省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正在建设一所营业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的综合性零售商场摩尔城（Mall City），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中国对改善基础设施的热情并非不合时宜或被夸大。世界银行发表的2010年全球贸易物流分析报告衡量了各国的基础设施开发和海关效率，中国仅居全球27位。拉迪说：“显然中国有开发更多经济有效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空间。”

在贸易方面，弗里斯比指出，2009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696亿美元，比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1年）高出330%；在此期间，美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只增长了29%。尽管经济衰退，2009年美国各州中几乎有一半对中国的出口额与2008年相比有所增长，只有10个州有下跌。

美国国际商业委员会（USCIB）华盛顿办事处主管马利根（Rob Mulligan）说：“很多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得不错，很多小企业发现中国是个好市场。他们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在其他领域则进展不大，所以是有得有失。”

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

不过中国也面临着大问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迈耶（Marshall Meyer）认为，有个被广泛忽视但却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正面临的人口问题可能会威胁其长期发展，并影响其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他说：“我们正处于中国人口模式转型的重大转折点。”

在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去世）领导中国的时代，中国人认为大家庭是光荣的，于是仅过了略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口就从4亿增加到12亿。当时中国的人口金字塔的年龄分布特征是：底部非常宽阔，顶部则非常狭窄。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实行每户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造就了一个最适于经济发展的人口金字塔。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口中最大的群体既非年老的也非年轻的，而是中年的——人口结构更接近于钻石而非金字塔。但是发展到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一个倒金字塔：年轻的劳动力太少了。

迈耶说：“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可以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快其人口结构会很像欧洲，这会让中国在这方面成为一个更为正常的经济体。”

但是，迈耶补充道，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导致退休人员增多，而能接替的年轻劳动力较少。此外中国将不得不在社保和医保上花费更多。然而即使在现在，人们已经“很难享受到福利保障”，这意味着“很多人将不得不动用积蓄”。在每4位祖父母只有1个孙子女的社会，来自子女的支持预计将会相当有限，所以中国的日益老龄化“将会给社会施加很大的压力”。

迈耶预测，中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将在2015年开始萎缩。他指出，年轻劳动力（未满25岁者）的绝对数量已开始下降。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年纪较大的蓝领工人比例增加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是他们的人工效率较低。

2008年初中国经济放缓导致许多工厂关门，工人们只得返乡。最近工厂已重新开张，许多工人已返回东部省份。梅尔说：“中国非常迅速地从失业转变为劳工短缺、工资疯涨，导致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此外通胀也是个重要问题，去年10月中国的食品价格与2009年10月相比上涨了10.1%。迈耶说：“所有这些趋势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转为内向型。贸易平衡的变化和增长将放缓。中国出口不会有爆炸性增长。出口导向型的低成本制造的策略也将不再有效。”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日益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低价生产低端产品的能力。但随着成本上升，该国必须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前沃顿商学院教授、现为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达拉摩尔商学院（Darla Moore School of Business）国际商业系教授麦克德莫特（Gerald McDermott）说，中国为未来担忧，原因是它不甘心只担当低端制造商。为设计和制造高附加值产品，中国需要培养拥有大量创造力强的一流工程师的职业人士大军。

人民币升值：选择有限

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价值。中国的贸易伙伴持续地抱怨说，人民币被低估赋予了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迈耶认为，虽然很多批评家将人民币升值作为贸易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但中国的高通胀留给中国政府的选择有限。他说：“中国政府无法控制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完全失控，超市商品价格与美国的非常接近，而中国居民的收入要低得多。房地产正处于泡沫中，有些地方的房价比美国还高。”

为尽量抑制通胀，中国于去年10月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并在12月底再次上调。即便在此之前，中国的利率已比美国高很多。迈耶认为：“可是当中国提高利率后，更多“热钱”涌入中国享受更高的回报。中国人民银行会收到更多美元，美国敦促中国让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的购买力甚至在继续恶化，这简直是一团糟。”

对中国而言有什么可行的方案？迈耶说：“如果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该国出口将受到削弱，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问题是，中国政府可以承受政治上的压力吗？从长期来看，经济放缓有助于抑制通胀，但却以失业率的提高为代价，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棘手的事。”为抑制通胀，中国一直试图对银行施加“行政控制”，旨在让银行减少贷款。但迈耶认为，这些控制不起作用，因为银行建立资产负债表以外的实体，用高利率放贷。迈耶说：“总的来说中国甚至比美国更难管治，由于对农村劳动力、进口技术、原材料、能源以及出口市场的依赖，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捉襟见肘。”

麦克德莫特补充道，那些关注中国实行快速解决方案的人还错过了另一个重点。他说：“不言而喻的是，汇率的短期波动不会对贸易平衡产生多大影响，而更长期的汇率策略会产生一定影响。这是中国的汇率管理策略之一，正如最发达的某些国家试图做的那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实行操纵货币的长期战略，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它挣了很多美元。它不会一蹴而就，将人民币升值到与美元相当的水准，而是要进行长期管理。”

不囿于成本问题

汇率问题转移了人们对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注意力，比如怎样才能在全球市场重建竞争力。由于美国本土成本太高，在这方面美国已处于不利地位。麦克德莫特认为，人们应该问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应当关注何种类型的贸易赤字？”他说，美国将永远无法在每一个制造业部门获得竞争优势，但幸运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让美国重新在某些高技术领域重振雄风——在这些领域，尽管美国本土生产成本较高，但美国仍可以重新获得竞争力。

麦克德莫特说：“比方说，我不认为在其他国家生产太阳能等创新型新能源的生产效率一定会比美国本土更高。”我们不能将制造业简单地划分为低端（我们将其与中国等低工资制造商相联系）和高端（我们将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联系），人们往往忽略了中端技术。在中端领域美国仍然能与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竞争，但由于贸易制度缺乏竞争力或企业管理者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机会存在，美国也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企业家要问自己：‘我们能否在某些需要更先进技术的制造领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的话，为何不让它发生呢？我们的思考不能囿于成本问题’。”

沃顿商学院跨国企业管理学教授科布林（Stephen Kobrin）补充道，美国人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中国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公然挑战了西方传统理论，即没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正常运作。科布林说：“中国让我们开始质疑这些假设。尽管中国已偏离共产主义根源，但该国政府仍然专制，国有企业继续在经济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此外政府还操纵货币，并让外国公司难以在其国内市场扩张。”

科布林说，直到最近美国企业才“非常不愿意地说出”自己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难题。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抱怨最多的不是中国制度的透明度缺乏，而是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的公然歧视。他们要求的是“基于公正和法制的公平竞争环境”。

在这方面，最近美国国际商业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USCIB）完成了对美国跨国企业的年度调查，并将报告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U.S. Trade Representative）。马利根说，知识产权保护“对很多企业而言是个老问题”，美国企业仍然抱怨版权和商标侵权、中国企业的山寨产品损害外国公司的品牌以及外国公司很难获得中国政府的采购合同等。中国还未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尽管目前正进行谈判），而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曾承诺要参加该协议。

迈耶说：“辩论正变得日益激烈。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美国的问题是，自己债务太多，而让中国拥有太多债权，从历史上看这不是好兆头，因为债务国迟早会衰落。美国人想受益于中国进口商品的低价，但最终自己却欠了债。可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最终将支付“比美国高得多的价格”，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中国人的储蓄也因通胀而缩水。中国政府一直在疯狂地印钞，美国的抵押贷款问题与中国需要解决的泡沫比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中国采取措施降低通胀率，房价可能会崩溃。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民币的价值，而在于中国采用何种机制实现人民币的价值。中国人收进美元但不卖出。相反，他们印刷更多人民币。如果中国政府出售自己挣到的美元，人民币就会升值，出口商品价格会上涨，那么流入中国的美元就会减少。”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迈耶说：“首先我们得改变自己的言论。谈论汇率操纵没什么用。我们要越过中国政府的首脑对中国人民说：‘那不符合你们的利益。你是否注意到贵国政府在印的钞票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多？为了保护你的储蓄不缩水，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