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Y世代：高中生收拾行囊留学海外

赵霁宇（Jerry Zhao）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学业出众的学生，他完全有能力在明年的高考取得高分，进入一所全国顶尖的大学深造。但是今年秋季，赵将向美国各大名校递交入学申请，其中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

 

如果一切顺利，赵将成为明年秋季赴国外接受本科教育的20万中国青少年中的一员。据美国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Open Doors》年度报告统计，2009年中国赴美读本科的学生人数为98,150人，仅次于印度派送的103,260人。中国高中生的其他主要留学国家还包括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

 

由于进入各国高校的中国高中生求学人数不断增加，其影响之一是对教育管理咨询服务行业的推动和改造。这种环境为美国式留学顾问创造了新的利基市场。一个留学咨询机构的网络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有些机构具备一定水准，但也有一些机构未必如此。他们致力于培训和帮助学生和家长了解国外各大院校的强项和弱势，同时为特定的学生寻找最合适的院校，或帮助解决在国外学习生活的一系列文化上的挑战。“这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业务，”卢西亚·皮尔斯（Lucia Pierce）说道，他是一个新机构上海教育咨询协会的美国大学留学顾问，每年与约25名上海高中生进行合作，其中包括赵霁宇。

 

但是去国外读本科的热潮只是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生活方式大转变的一部分。像赵霁宇这样的高中生，大多在1980和1990年代出生，是“Y世代”的末尾。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兼职教授林顿（Nandani Lynton）在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博客上指出，“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代人像他们那样接受如此高质量的教育。他们是独生子女，在六个长辈的呵护下成长（四位祖父母和两位父母），这也意味着孩子在教育上的表现和资历对于家庭来说至关重要。”换句话说，该给予这孩子一张怎样的大学文凭是中国家庭的重中之重。

 

远方的呼唤

 

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希望能出国读大学？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供应和需求的关系而定。相对于符合资格并且渴望上大学的学生人数而言，中国大学的名额是远远不够的，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的资深留学顾问肖恩·麦克罗伊（Shaun McElroy）如是认为，他同时还是美国非盈利机构大学招生咨询协会海外机构（Overseas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的副会长。

 

去年，近1000多万名学生参加了高考，这是中国大学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共有792所普通本科院校，1239所普通高职院校以及316所独立学院，其招生名额约为620万个。相比之下，美国有3,500多所官方认可的学院和大学，大学体系中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麦克罗伊说道。

教育质量是另一个因素，这包括人们所感知的和实际的质量区别。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制定的世界大学学术水平排名，美国的大学在前五十位排名中占了35所。中国的最著名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排名只在151到200位之间。

 

在中国，排名先后是很重要的。上海平和中学，一家中英文双语私立学校的高中辅导员蔡竣指出，这种状况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教育体制中并不令人惊讶。从高中开始，学校的知名度和成就感就依赖于学生的高考成绩以及学校在全国学校排名中的名次。因此，中国的学生和家长自然就会特别关注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及其他刊物提供的美国大学排名。对于许多学生和家长来说，“他们对美国大学的了解程度仅限于排名，”蔡说道。

 

中国高中生赴美留学这一趋势还有很多原因：中国学生认为，在西方大学的留学经历是获得好工作和好前途的入场券，同时还能够有机会学会流利的外语。另外，家长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承担起子女的留学费用。中国的家庭为了将独生子女送入顶尖大学大多愿意齐心协力作出牺牲。在美国前20名的高校就读的学费加生活费每年约为4.5万美元。赵霁宇的父母拥有一家小型企业，为钢铁制造商供应化工制品。他们夫妻俩都没有念过大学。赵称其家庭属于“经济条件宽裕”，但并不富裕。他打算申请奖学金或是助学金。

 

架起桥梁

 

所有这些因素都创造了一种对新式的“教育管理”服务的需求。在当今的中国，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企业家。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徐烨（Stanley Xu），沃顿商学院1999年的毕业生。他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王琮惠（Brian Ong）于2008年在上海共同创立了拓思教育国际集团（Taurus Education）。徐烨表示，拓思教育正在发展他称之为大学升学顾问的“新模式”——他们聘请美国顶尖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来到中国，作为公司客户的留学顾问，并提供预科课程来帮助培养学生的技能，让他们能够顺利递交申请并被美国大学录取。

 

徐在上海的高中和大学就读，之后去美国留学，并在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金融行业工作了近十年，他一直都想回国创业。在回国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商业和社会机会，”他说道。

 

拓思教育发展迅速。从2008年的5名留学顾问和21个客户开始，到2010年初，公司已经实现了200个客户的初级目标，并配备了25名留学顾问。除了上海总部之外，公司还在北京、深圳、南京和杭州设立了代表处。在成都新设立的代表处也即将开始运作。学生要支付6,000-15,000美元来进行六到十八个月的预科学习和辅导，以便通过实际申请程序。徐透露说，拓思教育去年的营业额为120万美元左右， 91%的学生被排名前30的美国大学录取。“我们干的还不错，”他说道。

 

能够让拓思教育和其他教育咨询机构“生意红火”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和美国教育体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于不熟悉整个美国高校招生体系的人而言，“整个申请程序可能将会带来相当大的压力，”麦克罗伊说道。

 

在中国，高考是想上大学的高中学生的唯一渠道。为期三天的考试，每年进行一次，或多或少是各所大学唯一的录取标准。这场考试如此重要，以至于在高考期间，有些城市将实施交通管制，产生噪音的施工项目将暂时停止。相比较而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中生则面临不同的录取标准。他们不仅需要拥有良好的成绩和SAT分数，他们还要能列出中学时期的校外活动简历，包括服务活动、学校社团、以及体育或音乐活动。

 

当然，语言差异是一大障碍，但是，学生一般可以通过在中学里刻苦学习，以及采用一些创造性方法来克服这个困难。例如，赵将其出色的英语水平归功于从小就爱看美国原版片的习惯:“我在学校里学英语单词，但是我的口音是从好莱坞电影里学来的。”但是，语言上的流利程度有时却会遮掩文化差异，而后者将仍然是一个严峻挑战。即使对于赵这样的学生而言，也不会例外。他在高中时期曾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兰德学校（Landon School），一家私立男生学校学习过一年。

 

在与中山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苏格森（Kirsten Høgh Thøgersen）联合进行的长达15年的系列研究之后，中欧的林顿表示，西方的孩子和中国目前正迅速西方化的孩子之间的相同点是“非常表面”的。这将对中国学生如何应对国外新环境的方式产生影响。例如，两位教授发现，在一个新环境中，中国的“Y世代”非常重视发展新的友谊，而西方的孩子则几乎全心集中于关注一个崭新环境的新的方面以及从这些经历中体会到的情绪。她们其它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Y世代，如他们的父母一样，对和谐、家庭价值、集体感以及人际关系给予了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个人主义相对并不强烈。

 

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孩子经常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受到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美国大学的教授期望学生能够独立，不仅在智力活动上如此，同时还必须能够管理自己的时间和事务。“中国的学生明显缺乏自理能力，”徐烨表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一切都已经为你量身订造好了。而学生[到了美国之后]将要努力学习如何管理他们的时间和课程任务。”在课堂上主动发言、提出不同的观点、甚至挑战教授，这些也非中国学生所长。当然，中国课堂上的学生人数通常超过50人，要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确实是不太现实的。徐烨补充道。

 

但是这种不同已经超越了课堂。“中国学生不太去思考为什么（Why），”平和中学的蔡竣说道，“他们没有被教育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他们也不太挑战他们的老师。”这种态度还会体现在他们的入学申请和自述书里，而这种声明书通常要求申请人提交一份充满自信的自我表述。她认为，“多数学生的思维模式都很雷同。他们不敢谈论自己和大胆表达观点。”

 

为了弥合这一差距，教育咨询顾问企业在帮助学生解决申请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的同时，纷纷开始把重点放在帮助学生如何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校园文化以及在更宽泛意义下的西方文化。拓思教育一直在发展徐烨所谓的“进修教育”——扩展预科课程，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拓思正在苏州开办一所业余学校，并且计划在长期内最终开办一所全方位服务的学校。

 

而帮助中国青少年走向海外的渠道也正越来越宽。美国的大学也在争取增加学生的多元化，并为本土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经验”。这些大学在近年来正在向中国派遣越来越多的招生官员。中国政府也在这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每年都要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举办一系列的国际教育博览会，旨在为中国学生和来自欧美大学的招生专员提供会面的机会。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将收拾行囊，开始其留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