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醞釀時沒能察覺的行業名單有一長串。高居榜首的是華爾街銀行家和交易商，當然少不了銀行業監管機構和美聯儲（the Federal Reserve），政客和記者也有責任，此外抵押貸款機構甚至房地產經紀人都脫不了干係。

那麼經濟學家有責任嗎？所有的專業人士中就屬他們的相關知識最完備，可他們為什麼沒能預測到未來並警告即將來臨的災難呢？

事實上，很多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自省。雖然有些經濟學家的確警告了房價正在形成泡沫，其他大部分則承認自己沒能預計到泡沫的破裂會造成如此大的危害。有些經濟學家則更加一針見血地指出，由於這個職業普遍存在的自由市場偏見，再加上過時的、過於簡單化的分析工具，使得很多經濟學家沒能覺察到危險跡象。

沃頓商學院金融系教授佛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說：“問題是他們不僅沒能發覺危機的來臨，而且明確地否認危機會發生。”他認為，許多經濟學家使用的數學模型並未考慮到銀行等金融機構在經濟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艾倫說：“甚至連很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也使用這些模型，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經濟學家們根本不信銀行在經濟體系中是重要的。”

艾倫說，過去30年來，經濟學一直被“正統學院派”（academic orthodoxy）所佔據，該學說認為經濟週期是被“實體經濟”（real economy）的成員（即商品、服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所驅動，而銀行等金融機構並不重要。他說：“很多一流大學經濟系的研究生所學的課程中沒有任何銀行業的內容。”

艾倫說，正是金融機構引發了當前的危機。金融機構創造有風險的金融產品，鼓勵消費者過度借貸，此外這些機構還進行高風險的交易，比如說積累龐大的抵押貸款證券頭寸。

隨著電腦功能的日趨強大，學者們越來越依賴於數學模型，用它們推測各種經濟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可是沃頓商學院管理系的西德尼·溫特（Sidney G. Winter）教授認為，僅僅因為某些變數阻礙人們得到明確的結論，很多模型就摒棄了這些變數。他指出，模型中常被摒棄的變數一般是難以衡量的因素，比如人類心理以及人們對未來的期望。

溫特說，這種現象不幸地導致了思維盲點，一個例子是許多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沒有認識到一個常識：房價的上漲速度無法永遠保持比家庭收入增長速度更高。

溫特說：“最讓人驚奇的是，不管是從理性上還是財務角度，許多嚴謹的人竟然願意相信房價會不斷上漲這種荒謬的想法。”

沃頓商學院國際銀行系的理查·赫林（Richard J. Herring）教授說，雖然許多經濟學家的確注意到了房地產泡沫，但他們並沒能充分理解它的間接影響，比如說回購市場（repo market）風險的加劇。在回購市場由抵押貸款或其他資產支持的證券被用作貸款的抵押品，這種擔保讓人覺得貸款是安全的，但結果這些證券要比借款人和貸款人想像的更危險。

特勒姆報告（Dahlem Report）

在題名為《金融危機和學院派經濟學家的系統性失敗》（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ystemic Failure of Academic Economists）的重要論文中，八位歐美經濟學家認為，學院派經濟學家與現實世界過分脫節以至於沒能覺察到醞釀中的危機。這篇論文的作者是米德爾伯裏學院（Middlebury College）的大衛·科蘭德（David Colander）、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的漢斯·福爾默（Hans Follmer）、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的阿爾明·哈斯（Armin Haas）、新罕布夏大學（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的邁克爾·戈德堡（Michael Goldberg）、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卡塔琳·賈斯列斯（Katarina Juselius）、艾克斯馬賽大學（University d'Aix-Marseille）的艾倫·科爾曼（Alan Kirman）、基爾大學（University of Kiel）的湯瑪斯·盧克斯（Thomas Lux）和南丹麥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的布裏吉特·史羅斯（Brigitte Sloth）。

作者們寫道：“經濟學專業人士似乎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的醞釀期渾然不覺，而在危機顯山露水後又過分低估了其規模，這種理解力的缺乏是由經濟學學科的研究資源分配不當所造成的。我們尋根究底，發現失敗的根源在於本專業創建的模型會在設計階段摒棄某些關鍵因素，而這些因素在現實世界的市場中會對結果產生影響。”

該篇論文常被稱為“特勒姆報告”，它譴責了經濟學家在過去30年中日益依賴數學模型，而這些模型不僅錯誤地假設市場和經濟在本質上是穩定的，而且還無視某些影響因素，比如經濟主體做決策、修改預測方法及受社會因素影響的各種不同方式。作者們認為，標準分析之所以失敗，一方面經濟學家對目前廣泛使用的新型金融產品瞭解甚少，另一方面，全球金融體系日趨相互關聯，而經濟學家卻沒能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工作機理。

溫特並非這篇論文的作者，但他同意作者們的大部分觀點。他認為，經濟學家在構建模型時假設所有市場參與者(銀行、貸款機構、借款者和消費者)在任何時候都能作出理性的決定，就像他們是總能作出最有利的財政選擇的經濟學家一樣。他說，這種認為人們總會作出理性決策的假設並不那麼可靠，否則人們就不會做出那種自我毀滅的事，比如申請他們還不起的抵押貸款（這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同理，如果假設金融公司的高管是完全理性的，他們應該不會投資於那些由危險的抵押貸款所支援的證券，而事實上他們的確那麼做了。

作者們認為，由於經濟學家過多依賴人類是理性的觀點，他們忽視了其他學科（如心理學和社會學）提供的關於人類非理性行為的證據。即使個人行為是理性的，經濟學家也不能就此假設人們作為整體對特定情況的反應也是如此，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往往不能做到保持理性。作者們寫道：“經濟學模型必須相容其他研究人類行為的學科的見解，如果堅持與其他學科的證據不相容的觀點，那會是個大問題。”

作者們說，經濟學家嚴重低估了新型金融衍生物的風險，這些金融工具的價值會因為證券價值的變化而波動，而且往往會走極端。作者們認為，經濟學家對傳統的衍生工具（如股票期權和商品期貨）理解頗深，但對近年來出現的新型衍生物（如基於抵押貸款的證券）知之甚少。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這種衍生工具本意是用來防範借款人無法還貸的風險，結果卻在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的垮臺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作者們寫道，許多經濟學家並未正確地分析新型衍生產品所帶來的風險，而是盲目地輕信新型金融產品的出現總是有益處的。這種由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宣導的觀念認為，金融產品的不斷多樣化會使市場參與者的下注更理性，市場作為整體能更好地反映參與者的集體智慧。但作者們認為，由於人們並未將足夠的歷史資料登錄新型衍生工具的定價模型，風險和回報評估最終出了錯，如今這些證券成為“有毒資產”污染了全美大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作者們寫道：“經濟學中那種支持新型衍生工具的觀點只是信念而非證據，新型衍生工具的重要負面影響一直被人們忽視。有種看法認為，開發更多的衍生工具可以降低金融體系的風險，這種看法導致了金融機構過度利用杠杆積累頭寸。經濟學家一直沒能有效地強調這種做法的危險性。

控制力幻覺

作者們在文中繼續說道，如果某種價格和風險模型得到了廣泛使用，這種模型會讓許多市場參與者下同樣的賭注。由於不再有多個能相互抵消的觀點，市場會失去擁有眾多參與者的好處。作者們指出，當某個市場參與者統治了某種市場時也會導致相同後果。“控制力幻覺”（Control Illusion）更是給這個問題火上澆油：僅僅由於模型從外表看起來的數學精確性，人們就毫無道理地盲信模型的效果。如果模型的使用者並非開發者，問題會更嚴重，原因是使用者不知道模型的缺陷，比如說模型依賴於某種不確定的假設。

沃頓商學院金融系的馬歇爾·布魯姆（Marshall E. Blume）教授說：“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人們對評級機構的過度依賴，這些機構使用嚴重低估風險的模型對複雜的證券進行評級。”

布魯姆說：“任何模型都是對現實世界的抽象，模型的價值在於用有限的變數顯示事情的本質。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看法將某個重要變數加進模型，但你沒法包括世上的每個變數。有可能模型沒能包括合適的變數。”

特勒姆報告的作者們認為，資產定價模型所創造的虛假安全感使得銀行和對沖基金過度使用了杠杆，為了下更大的賭注它們大肆借貸，這就為一旦賭輸時引發的巨大損失埋下了禍根。

沃頓商學院金融系的傑瑞米·西格爾（Jeremy J. Siegel）教授說，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大型金融機構在與房地產相關的資產領域嚴重依賴於杠杆。他說：“如果它們沒那麼做，我們就不會有這場危機，甚至可能就不會有經濟衰退。宏觀經濟學家並未談過這個問題，因為這些結構化金融產品相對較新。”他補充道，為了檢測到迅速增長的風險，經濟學家得更仔細地審查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

沒能學到的教訓

論文的作者們說，在目前的危機之前已有過兩次前車之鑒，即不合理的賭注、杠杆以及有缺陷的模型等因素組合起來導致危機的先例，經濟學家早該知道會有什麼意外情況發生。第一個例子是1987年的股市崩盤，那次價格的微跌導致了電腦交易程式雪崩式的賣單，賣單引發了更多的自動拋售，造成價格進一步下跌。

第二個例子是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垮臺。該對沖基金建立了美國及其他國家政府債券的龐大頭寸，可是在俄羅斯政府債券違約導致債券價格下跌後，該公司被迫拋售。

沃頓商學院經濟系的理查·馬斯頓（Richard Marston）教授說：“某種債券出現違約會使人們對所有的風險重新進行評估，我認為我們這一行的人並未從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之類的危機中充分吸取教訓，即理解證券在多大程度上是非流動性的。”他說，這些危機表明，市場參與者可能過分相信他們能在證券價格下跌時快速出清持有的證券。事實上，價格的螺旋式暴跌可能會使損失遠超預計。

他說：“經濟學家應該為當前危機的發生受到指責，因為經濟學家一般都不願考慮流動性風險。我認為嚴峻的現實將迫使我們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學者們也開始重新考慮商學院的課程設置。沃頓商學院管理系的史蒂芬·柯賓（Stephen J. Kobrin）教授最近主持了一個小組討論會，教員們討論了應對危機的各種可能方法。他說，討論的問題包括沃頓商學院的課程是否該包括更多關於監管、風險管理的內容，是否該為監管機構人員及其他政府官員開設高管培訓課程。

    柯賓說，他認為經濟學界的同行應該對許多人所固有的“對自由市場和不加監管的定勢思維”進行反思。他說：“顯然人們對於很多金融工具所帶來的風險並未有足夠的認識。我們得考慮如何對課程進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