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股強大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交叉的領域出現正面衝突時，這種碰撞帶有巨響，而且令人不安。

來看看目前美國和中國就中國貨幣元的分歧吧。布希政府為了避免參議院保護主義者的立法提案，公開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些立法者為了回應生產企業和工會組織的擔憂，聲稱廉價的中國出口產品——他們說，由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過低，令這些產品價格更低——使得中國企業和美國公司競爭時，取得了不公平的優勢，這也是美國貿易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的主要原因。中國自從1994年以來一直把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固定在8.28。作為回應，中國官員堅稱，他們不會因為受到一個企圖干涉他國內政的外國政府的脅迫而採取任何行動。

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和其他中國問題觀察家預測認為，中國終將會提高人民幣的匯率，很可能就會在今年，因為這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這些專家認為：美國在這一問題上公開高調地表達自己的立場，試圖強制中國提高利率，可能會沒有必要地引起中國的反抗情緒，反而會減慢人民幣升值的進程。他們說美國所施加的壓力是一種政治行為，旨在減輕由於中國競爭所帶來的利益上的損害。他們補充說，中國的勞動力和生產成本較低，某些工作向中國轉移是長期的，不可逆轉的趨勢，那些因此而受到衝擊的行業，並不會因為人民幣升值就重振雄風。

“中國人很驕傲，他們很可能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決定升值人民幣，”沃頓商學院維斯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Weis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search at Wharton）、金融學教授理查·馬斯頓（Richard Marston）說。“我認為他們今年會採取行動，但幅度不會很大。我們對他們施加的壓力越大，他們可能越不打算升值。”

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傑瑞米·西格爾（Jeremy Siegel ）說，美國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就是“不正確的”。他補充道，應該由每個國家自己來決定想要什麼樣的匯率。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有長期外匯和商品交易經驗的斯蒂夫·H·漢克（Steve H. Hanke）教授把美國的行為稱為“完全是政治掛帥”，是“經濟學的胡說八道”。他補充說：“我認為（美國的政府官員）是在作秀，想吸引那些特殊利益集團。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理查·穆迪（Richard Moody）是總部位於匹茲堡的PNC金融服務集團（PNC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的副總裁兼高級經濟學家，他說美國對中國施加了“格外多的”壓力。“匯率問題確實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他說。“而他們現在所受到的壓力正在使這一進程複雜化。這讓很多投機性質的資金流入中國，希望能從貨幣升值中快速獲利。這對中國的經濟造成了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中國為了鼓勵出口，實行和美元固定的外匯政策。這一政策在近幾年中已經對中國令人震驚的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也抑制了通貨膨脹。對北京來說，到底要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上升多少，確實是一件很需要智謀的事情：人民幣升值會提高中國產品在海外的價格，使銷售額下降，減緩經濟增長。

馬斯頓說，中國基本上只有兩個選擇：提高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或者讓人民幣盯住一攬子貨幣——美元、歐元和日元。但是，無論他們採取什麼行動，中國政府的步子應該邁得足夠大，來避免繼續升值的壓力。然而，他們的膽量可能不夠大。“一旦他們採取行動，人們會覺得幅度還不夠大，這會鼓勵進一步的投機行為，”馬斯頓表示。“我會告訴他們，把匯率制定得足夠高，來減少對進一步變化的壓力。零敲碎打的努力在未來會引起更多的要求變革的呼聲，面臨更大的壓力。他們應該調整匯率，繼續讓人民幣盯住美元，或者一攬子貨幣。後者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中國應該如何回應壓力，而避免做出重大的變化呢？’”馬斯頓繼續說道。“他們可以宣佈一個較小幅度的升值，然後把人民幣匯率重新固定在那個水平上下5%左右。這樣做顯然可以緩解一部分壓力，但是會遭致繼續改革的進一步呼聲。”

一攬子貨幣

馬斯頓說，一攬子貨幣的種類，以及每種貨幣的比重，會反映出那些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的相對重要性。一攬子貨幣政策的優點在於，如果出現例如歐元對美元的外匯波動，中國能夠對這一情況做出調整。如果歐元對美元升值，那麼這會迫使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對歐元貶值。

在提到歐盟也開始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圍繞在中國對歐洲的紡織品出口的爭議上——馬斯頓說美國應該放中國一馬。“既然歐洲也加入到我們的隊伍，我們應該退一步，等待中國的反應。我們在參議院裏應該少用一些激烈的言辭和行動，而應該嘗試一些秘密的外交手段。”

沃頓商學院約瑟夫·H·勞德管理和國際研究中心（Wharton’s Joseph H. Lauder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任，金融學教授理查·J·赫林（Richard J. Herring）相信，中國終將採取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政策，很可能不會表明各種貨幣所占的比重，並且會在目前的基礎上對美元略有升值。“他們很可能也在這一政策的基礎上，讓匯率有一定的浮動範圍，”赫林說。“這將使中國的匯率政策和亞洲其他國家相類似。目前只有包括中國在內的三個國家採取緊盯美元的匯率政策。至於時機問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美國的政策似乎使自己在這一問題上事與願違。”

  一旦中國改變其匯率機制，“將會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而不是迎合美國或者歐洲的要求，這也是正當的。”赫林補充說。“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它消除或者減小用人民幣購買美元的影響的能力，會受到中國尚未成熟的資本市場和中國銀行發行債券不確定限額的限制。這也是大多數貨幣被低估的國家最終調整其匯率的真正的原因。”

沃頓商學院的西格爾說，中國“最終還是”會讓人民幣升值，但是到底是在什麼時候現在還無法確定。“我不認為他們想讓人民幣升值，但是我認為，出於政治因素，他們還是會這樣做的。調整可能會在10%左右。”

PNC金融服務集團的穆迪預測說，中國會讓人民幣在美元或一攬子貨幣匯率上下10%的區間浮動。他說，這一較小的改變也許不會讓美國滿意，但在現在，這對中國來說已經足夠了。“有好幾個原因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人民幣更加靈活符合中國的利益，”他解釋說。“這會讓中國在貨幣政策上有更多的控制權。通過把人民幣和美元掛鈎，其實就是隱蔽地使中國追隨（美國）聯儲的貨幣政策。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通貨膨脹會是一個問題，自主地控制自己的貨幣對中國是有好處的。今天，通貨膨脹還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遲早會成為一個問題。”

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和穆迪都表示，中國現在不會，也不應該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實現自由浮動。“中國現在就採取自由浮動的匯率機制並不現實，”穆迪認為。“他們的經濟現狀與此還不相符。”在一篇題為《中國展望》的報告中，穆迪寫道，中國缺乏“有效透明的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而這些是資本自由流動——進入和流出一個國家——以及匯率市場化的體系中的必要組成部分。”

“我傾向於認為他們還不打算讓人民幣自由浮動，”西格爾說。“多年以後這也許會成為可能。但是現在他們只需要提高人民幣的匯率，讓美國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作文章。”馬斯頓則說：“中國根本不可能實現自由浮動的匯率機制。只有瘋子才會認為他們會忽然對自己的貨幣採用自由市場理論。”

老套的故事

近幾年來，對於中國一直在“操縱”其貨幣以減弱美國產品的優勢的抱怨時常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越低，中國產品對美國人來說就越便宜，而美國產品對中國人來說就越貴。很多美國人把中國對美國的巨大的貿易順差作為人民幣不公正地被低估的證據。2004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高達1620億美元。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初步統計數字，2004年美國所有的經常項目赤字——和其他所有國家的貿易、收入和其他交易的總合——為6659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1353億美元。

但是赫林指出，美國政府官員認為人民幣升值就能解決美國經常專案的赤字問題的觀點其實是錯誤的。“雖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威嚇中國看起來是美國解決經常項目赤字政策的主要手段，但是，他們應該記住，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它對美元貿易匯率的影響也是有限的。中國商品約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0%，因此即使人民幣升值20%——這一幅度比大多數專家預期的要大得多——最多只會對美元的貿易匯率產生2%的影響。解決我們經常專案赤字問題的答案並不在北京，而是在華盛頓。”

由美國參議員查理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提出的一項議案引發了一場最新的爭論。這位來自紐約的民主黨參議員提出，作為對中國“操縱”貨幣的回應，美國應該對中國的進口商品課以27.5%的重稅。參議院預計將於今年夏天就這項議案進行表決。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在5月17日告訴記者，“由於沒有改革措施，我非常擔心美國國內出現越來越多的來自保護主義者的壓力。這是我們應該避免的局面。”他是在財政部向國會提交一份關於國際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報告當天發表上述講話的。該報告還不至於正式把中國稱作一個“操縱”自己貨幣來戰勝國際競爭者的國家，但是它還是強烈敦促中國應讓人民幣升值。

在和報告同時發佈的一項正式聲明中，斯諾說，中國目前刻板的貨幣機制是高度扭曲的。他說，目前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對中國經濟構成了威脅，比如為產生過度資金流動播下了種子，以及可能為資產價格通脹，大量投機資金湧入以及投資過熱埋下伏筆。這也對中國的鄰國構成風險，因為考慮到中國的競爭關係，他們更加自主獨立地制訂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一個更加靈活的體系有利於經濟穩定，我們認為這對中國當前的領導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斯諾還強調說，美國並不是要求“立刻實行自由的匯率和完全開放的資本市場”。他解釋到，中國對於重大的變革還沒有作好準備。斯諾表示，現在美國所想要的，是“（中國能夠）立刻採取行動，來反映當前的市場情況，為將來在適當的時機順利轉向自由匯率浮動機制作好準備。”

對中國經濟的威脅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漢克（Hanke）認為斯諾的言論很不具說服力。“斯諾已經多次自相矛盾了。他說‘（中國）對靈活的機制已經作好了準備，但是我們不需要他們實現自由浮動。’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麼。”

漢克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曾經擔任印尼政府的顧問。他說，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他說，以25%的升幅為例，這會“讓經濟徹底下滑。其負面的連帶效應會讓人難以置信，並且會使中國陷入不穩定的局面……中國已經有了大量的不良貸款，這會是災難性的。另外，中國沿海地區房地產業的繁榮或者泡沫也會徹底破滅，銀行系統也會崩潰。”

除此之外，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邁爾（Marshall Meyer）說道：“中國農業的效率非常低下，農民大量依靠補貼生活。人民幣升值會降低進口食品的價格，對農民的收入會產生嚴重後果，還有可能影響到政治穩定。數字是驚人的：62%的中國人口是農民。也就是說，農民的現金收入來自於市場上所售食品的40%。而這40%中的10%已經依靠進口。如果這10%提高到20%，那麼農民將會失去三分之一的現金收入。”

與此同時，有媒體報導，斯諾在5月26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上，預測說，中國會在十月中旬前提高人民幣匯率，屆時，美國財政部也會發佈其下一期關於操縱匯率的報告。一天後，根據路透社的報導，中國政府官員重申其立場，表示他們對於經濟改革將會持非常謹慎的態度。路透社引用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張燕生的話說，為了把匯率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降低到最小，中國在貨幣、財稅和外貿政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據路透社引用中國商務部出版的《國際商報》中對張燕生的採訪，他說，“在今後兩年內，還是應該把人民幣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匯率水平上。”

美國的政府官員也許會抱怨中國的外匯政策，但是馬斯頓說，人們應該記住，中國也是美國國債的主要買家，這使得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還不至於太難看。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減少赤字有很大的幫助。

馬斯頓說：“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問題很嚴重。赤字的根源是美國的低儲蓄率，這一問題需要國外的資金流入來解決。要想降低赤字，你可以改變美元和其他貨幣的匯率。但我認為赤字現在已經太大，只改變匯率恐怕於事無補。美國的儲蓄率只有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處於歷史最低點。除非我們在美國的儲蓄問題上下功夫，我們無法使經常專案赤字發生很大的變化。有人說：‘只要我們能讓中國的人民幣升值，我們的赤字就會消失。’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相信這種觀點。”

北京的全球論壇

沃頓學者對於人民幣的觀點也得到了參加在北京舉行的“財富全球論壇”的經濟學者等專家的回應。5月17日，在論壇開幕後第二天，人民幣匯率就成為一個避不過去的話題。在下午“美元貶值對全球的衝擊”的分組討論中，針對美國部分商會和工會對中國外貿順差與人民幣固定匯率問題的指責，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說：“這是純粹的政治炒作。”“我最擔心的是人民幣與美元過多掛鈎。美國是中國的最大出口國，美國經常帳戶的任何調整都會影響中國的出口，並對中國經濟其他方面產生影響。羅奇認為，美國參議院4月提出的“舒默法案”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

    滙豐銀行企業銀行/投資銀行與資本市場環球負責人歐智華(Stuart Gulliver)說，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因為其廉價的勞動力。中美貿易只占美國貿易總量的10%，假設中國將人民幣升值25%，也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美國要解決經常項目赤字問題，除了讓美元貶值外，還應該抑制過度消費，”他說。在談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時間表時，歐智華說，這應等到“中國覺得時機已經成熟”。至於匯率機制的改革方向，他認為，“這顯然是中國的主權。”他說，現在讓人民幣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升值，只會引來市場上更多的投機資本。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說，中國總理和高層官員多次說過，匯率體系改革要按照自己的邏輯進行，要考慮金融系統、外貿、企業等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美林證券國際公司董事長偉凱文(Kevin Watts)則認為，人民幣匯率並不是當前國際經濟的頭等大事，其重要性被過分誇大了。

    參與討論會的數位專家都指出，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更多地是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經濟原因。與會專家大都認為，讓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僅對中國來說將是個災難，對習慣了購買廉價中國商品的美國人來說也是一條壞消息。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瞭解中國的資本市場”的討論會上表示：“一個比較好的匯率機制，還有這方面的一些改革有助於國內和國際投資者信心的增強，如果我們對這方面調整的話，對於資本市場是件好事”。他表示溫家寶總理5月16日對人民幣匯率的表態已經非常全面了，我們不會倉促行事，等條件具備我們才會推出人民幣匯率改革方案。他這次仍然沒有給出匯率調整的時間表。
 
    5月10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宣佈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境外借款的新限額，以限制日益增加的資本流入對人民幣造成的升值壓力。其中，外資銀行2005年的短期離岸借款上限為348億美元，中國本土銀行2005年的離岸借款指標為245億美元。5月18日起，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將開辦外幣買賣業務，為境內金融機構進行外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與清算提供便利。此舉也有望減輕人民幣面臨的投機性壓力。

中國政府在5月20日宣佈自6月1日起上調74類紡織品的出口關稅。新的出口關稅將打擊中國紡織品向美國和歐盟的出口。自2004年年底全球配額體系取消以來，中國服裝出口增長迅猛。74類紡織品中包括美國最近計畫重新實施進口配額的7類服裝。但是在5月30日，中國政府又宣佈取消於20日提出的主動徵收對美國和歐盟出口的紡織品出口關稅的決定。

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

    專門研究貨幣理論與政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彭興韻通過媒體表示，現在不是人民幣升值的最好時機，中國政府剛給中行、建行、工行注資共計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補充資本金，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就會下降，那麼政府在金融改革中所作的努力就會白費。“在商業銀行沒有通暢的資本補充渠道之前，中國政府是不會讓人民幣升值的”。

    易憲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指出，中國人民幣匯率和美元掛鈎，實際上對美國來說是利大於弊。人民幣目前升值不合時宜。農產品不是大問題，目前中國的農產品可以和國際上競爭，今後在技術能力進一步提高之後，將更具有競爭力。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林毅夫在中國的新浪網和網友交流經濟問題時，對人民幣升值談了如下看法：“我認為美國長時期保持這麼大的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率很低，財政赤字非常大。人民幣升值其實對美國的貿易逆差一點好處都沒有，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不生產這些東西。如果人民幣升值，美國就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跟中國買，那麼他要付的錢更多，逆差更大；或者是跟勞動力比較便宜的其他國家買，他現在不和他們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東西比較貴，因此人民幣升值不能幫美國的忙。他還指出中國政府還有很多財政負擔，比如國有銀行的壞帳以及支援社會保障系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美國的政治家似乎認為，通過促使人民幣升值，就可以緩解美國的經常帳戶逆差。實際上，他指出：“美國應該選擇以下政策：實行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減少財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壓縮消費。這顯然要經歷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調整的痛苦，可能會還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治家因此選擇了一個回避內部經濟調整矛盾的做法，就是推動美元的貶值。

同時，他指出，“美國希望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以緩解美元的貶值壓力。從客觀上說，這是美國積極促使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貿易狀況的改善的影響也很小……實際上，以中國與美國這兩個高度相互依賴的經濟看，美國如果試圖單方面採取什麼大規模的關稅措施，實際上不僅效果不會十分有效，而且最終也會也對美國經濟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院長、匯率專家黃澤民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在當前，中國匯率改革的重點還應放在外匯管理體制方面。衡量中國的匯率水平是否合理，主要應該看對外貿易收支狀況，這是由我國很高的外貿依存度決定的。以對外貿易收支狀況來衡量，近三年來我國匯率水平是均衡的。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主要不是匯率問題，而是兩國貿易產品結構不同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的保護主義

薩爾瓦迪·羅基（Salvador Roji）是馬德里康普騰斯大學（The 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的跨國金融管理學教授。他預測說，中國“因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壓力，最終將會提高人民幣的匯率。”他說，為了避免出現使經濟穩定出現崩潰的情況，升值的過程會是漸進的。

至於紡織品出口這種政治敏感的問題，中國已經通過提高出口關稅來限制出口——這是一個“和直接限制出口量不同的”舉措，羅基補充道。“他們是否會採取那樣的做法，將會取決於中國和歐洲的地區性貿易談判，談判還會牽涉到其他的雙邊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

既然美國和歐洲在自由貿易使自己的紡織品生產企業陷入困境時就對自由貿易實行限制，這是不是說美國和歐洲在這一問題上是偽善的呢？羅基說：“從歷史上看，美國和歐洲一向不對第三方隱藏其保護主義思維。在西方，自由主義的光環從來不是普照眾生的。幾乎沒有什麼國家完全擁護自由貿易。總的來說，只有一些諸如新加坡和荷蘭這樣的小國家才真正推行自由貿易政策，因為這些國家自己的市場非常小，需要對外開放。考慮到美國和歐盟半保護主義的歷史，我們不能僅僅用‘偽善’來形容。他們只是在維護自己的社會利益和政治利益。他們對此也毫不掩飾。”

至於是否每個國家都有權力控制自己的貨幣，羅基建議說，主權國家應能把自己的匯率作為一種工具來補償通貨膨脹對國家的（全球）競爭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也能夠為一些特定的經濟團體，比如出口商，帶來利益。但是，一旦國家放棄這種權利——比如一些歐元區的國家——政府就只能實施財政政策，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以及設定薪資下限。他們就無法使用貨幣貶值這個安全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