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我们应尽个人之力助人，而不是总等着投票推动制度变革？

为了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仅凭投票推翻不公正的政策有用吗？个人是否该拿出一部分钱投入慈善事业？即便这些钱只能一次帮助少数几个人？沃顿商学院法学研究与商业道德教授布莱恩·伯基(Brian Berkey)相信，拿出自己的一些钱帮助别人是我们的道德义务，而且大家应该通过最有效的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 

伯基表示，对这种方式持批评态度的人更倾向于攻击不公正的体制或系统，试图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顽疾。但是他认为这种人是被误导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努力很难奏效。难道一位医生，不该在战场上救死扶伤，而是去抗议战争的非正义吗？伯基对话沃顿知识在线，探讨他的论文“有效利他主义与体制性批判”。 

以下是访谈内容编辑版本。

沃顿知识在线：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为什么说它很重要？ 

布莱恩·伯基：“有效利他主义”是指近些年兴起的哲学思潮以及围绕其形成的一种社会运动。有效利他主义认为，我们应当把慈善资源用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使其最为高效地达到目的，帮助世界各地的穷人、减轻生命面临的风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我们能够想到的最该关注的其它重要目标。 

沃顿知识在线：有效利他主义和一般的助人方式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很有效的吗？不都能帮助到别人吗？ 

伯基：并不是所有做善事的方式都是高效的，也不一定都能帮助到别人。即使是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慈善组织，也总有一些对社会的贡献是大于另外一些的。有效利他主义关注如何获得更多信息，帮你弄清楚哪些慈善组织能为公益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实现资源与慈善组织的对接，就该谨慎一些，找一些实在的证据，看看各家慈善组织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比如，你想要帮助世界各地最贫困的人口，那么你最好把钱捐给花5000块就能挽救3条生命的那一类机构，而不是需要2万块才能救一条命的机构。 

沃顿知识在线：您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什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伯基：体制性批判的支持者持有一个基本理念：有效利他主义过于关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直接援助，从而导致对问题“根本原因”的忽视，比如全球贫困。在他们看来，我们更该关注如何努力改变全球体制结构。因为正是这种结构才导致贫困、全球不平等痼疾难消。另外也导致了其他一些形式的全球不公现象。其实无论是有效利他主义者还是体制批判者，都希望解决这些问题。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关注全球体制不公正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作为个体，在决定该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做些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个人努力对真实世界会有怎样具体的影响。

如果全世界有数以百万、上亿的人致力于共同努力，改革不公正的全球经济体制，那么相对于将时间和金钱直接投入小规模的项目、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个人更有可能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事实上，这种政治运动不太可能成功。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做一些真正有利于困苦群众的事情。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才能有所成。当然前提是有这样的机构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和资源，并有真实的记录表明这些机构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比如，有效利他主义者所青睐的一家机构名叫“抗疟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他们为人们提供蚊帐，防止人们(被蚊子)传染上疟疾。这是一个很高效的组织，显著降低了世界上一些疟疾肆虐国家的此类疾病感染率。显然，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好事。鉴于我们有机会将资源投入这种曾成功改善了困难群体境况的组织，我们至少需要权衡一下其它方式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达到同样好的效果。

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主张一个原则：当我们决定如何调配慈善资源、时间等的时候，需要衡量成功的可能性。这与有效利他主义者所能接受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还不清楚体制批判的支持者是否也能接受将成功可能性考虑在内的原则，但我觉得这个原则十分有道理。

沃顿知识在线：你在论文中做了一个类比：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却被批评未能解决战争的根源问题。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说是很荒谬的。医生在战场上就是去拯救生命的。即便只能拯救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条生命，他们也有道义这样做。

而你指出，体制批判者恰恰以此为靶，批评医生没有去解决战争的根源问题。这是你的论文基础。 

伯基：是的。这个类比不是我先提出来的，而是由哲学家杰夫·麦克马汉(Jeff McMahan)提出。他在《 哲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摆出论点，而我所引用的与他基本一致。他写道，有些论调声称我们应该把全部的功夫用来解决根源问题，就像很多体制批判支持者乐于建议的那样。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位医生救死扶伤、而没有试图消除战争根本原因的行为是有问题的。而这种论调与我们的直觉彻底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把这些看作类比的话，我认为这是对有效利他主义好于体制批判的有力支持。我在论文中试图拓展麦克马汉的观点，更加直接地对体制批判支持者的论点表达意见。 

沃顿知识在线：是什么促使您想要研究对有效利他主义的体制批判？是更大项目的一部分内容，或只是因为对这个论题感兴趣？ 

伯基：和我以前做的一些工作有关。我曾写过有关“道德的绝对化要求”（moral demandingness）的论文。比如，我们究竟应该拿出多少可支配收入投入减轻世界贫困的努力中。我主张支持那些提出较高要求的观点，这类观点所提出的要求要高于绝大多数人乐于接受的标准，无疑也高于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标准。

我还研究了一点政治哲学，希望能证明公正原则不仅适用于体制政策和个人参与的纯粹政治活动，比如投票等类似的活动，也适用于个人日常行为。我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公正原则要求每个人都为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贡献一己之力，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比如，如果人们都能自愿拿出一部分可支配收入，用来帮助社会上最贫困的人群，这个社会的不公现象就会减少。

即便政府的政策层面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理论仍然成立。但是这种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相对不流行。我认为，体制批判者认为，公正从根本上来说关乎体制而非个人在体制内的行为。因此，“对有效利他主义的体制批判”这篇论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即论证体制架构内的个人行为与公正有关。 

沃顿知识在线：你在论文中还提到，对有效利他主义的体制批判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 

伯基：我在论文结尾写道，体制批判者面对世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才能实现公正提出了比较苛刻的要求，同时又对个人的责任提出了相对宽松的要求。我认为这其中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世界需要通过激进的变革才能实现公正，那除非个人在生活方式、驱动行为的价值观等等方面做出巨大改变，否则这些变革能否实现还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如今，体制批判者对个人行为改变的期望似乎集中在政治行为上。他们希望个人能够改变投票对象，更频繁地走上街头、参与抗议，在各种集会上共同致力于改变体制政策。但至少很多体制批判者不认为个人有责任放弃相当比例的个人收入，无论体制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我在论文中没有展开探讨这个问题。但确实有一种担忧认为，激励性的体制架构虽然有必要，能够鼓励个人行动起来实现体制批判者想要看到的政治变革；但与此同时，这种体制架构却没有鼓励个人做出牺牲，直接帮助有需要的人。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令人困惑的事：一个人宁愿通过投票支持大幅增加税收，也不愿直接把钱捐出去，让政府拿钱去救助那些我们都认为生活十分困难的人。 

沃顿知识在线：说实在的，很多人两件事都会做。他们会直接捐钱，也会给自己信任的政策投票。我们能从你的论文中获得哪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启发，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明智的捐助者，去帮助世界上的穷人？ 

伯基：很多人纷纷参与到体制批判者所支持的那类政治活动中去，这很好。我想要说明一点，我这篇论文的目的绝对不是劝人们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不要努力改变体制结构让世界更加公正。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只是认为，人们同样应该严肃地认识到，直接将部分可支配收入捐给慈善机构也是一种做善事的方式。这样能更加直接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这篇论文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这两种做法都有其价值，在道德上也都是必要的。我鼓励人们上网查一查有效利他主义的相关组织，比如GiveWell和Giving What We Can都推荐哪些接受慈善捐款的机构。有证据显示这些机构在帮助有需要的人方面是十分高效的。

沃顿知识在线：你对后续研究有什么计划？ 

伯基：我还在写一篇论文，也是主张这个观点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有效利他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承诺至少是普世的，特别是在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承诺层面来说。一些批评家把有效利他主义称之为在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范畴内关注具体理论的项目。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将全世界的整体快乐程度最大化。

虽然很多积极参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人是属于功利主义者。但是，有效利他主义首要关注的是慈善，因为我们有义务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不一定非要像功利主义者那样必须找到强大的理由才会去帮助那些因为不公正和贫困而陷入困境的人。事实上，我认为对公益提出较高的要求符合伦理学的各种承诺。

所以，在关于有效利他主义的第二篇论文中，我希望能论证这种观点，并提出有效利他主义本身应该凸显这样一种事实：其核心哲学承诺与道德理论的很多观点都是保持一致的，核心就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应该以最佳经验证据作为决策指引，找到最高效的助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