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SARS）时，有媒体预测香港经济将会因此而崩溃。但沃顿商学院房地产教授格雷丝·王（Grace Wong）在研究中指出，以作为财务指标之一的房地产价格来衡量，香港经济几乎未受打击。
王教授发现在非典肆虐的三个月以及随后的六个月中，香港房地产价格的跌幅仅为1.6%。即使是非典患者居住的房屋价格平均也只下跌3%。在此期间进行房产交易的香港居民确实有所减少（王教授以房产成交额的书面记录为证），但这些人并没有完全撤出房产市场。他们没有出现恐慌情绪，反而似乎在观望未来局势如何发展。
事实证明这些人的谨慎态度具有先见之明。2003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正式宣布香港的非典疫情解除。这种类似流感症状的传染病来时气势汹汹，去时也是瞬间消退。
正如王教授在其题为“非典是否影响香港地产市场——来自香港的报道”（Has SARS Infected the Property Marke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的论文中指出的，“非典于2003年3月在香港爆发，是21世纪首个新型的重大传染性疾病。”早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国广东省就已初现“非典”病例。科学家们追踪溯源，最终将“非典”的传染源头归结为广东省繁荣丰富的野味市场，病毒正是在这里从动物传染给人。世界卫生组织在研究中发现，一位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的医生将非典病毒带到香港。最后总共有30个国家出现非典疫情，但香港是所有大城市中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截止到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香港疫情解除之时，这个城市共有1755人受到感染，其中300人死亡。仅“陶大花园”（Amoy Gardens）一处住宅区就有329人感染非典。
传统观点认为对传染病进行研究的应该是医生和流行病学家而不是王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由于人们不断乘飞机在各地旅行，可能上午抵达新加坡，下午就出现在瑞典，所以疾病比过去的传播速度更快，波及的地区范围也更广。王教授在相关研究论文“非典是穷人病吗？论非典传播的社会经济状态与风险因素”（Is SARS a Poor Man’s Diseas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for SARS Transmission）中指出，“[非典]的肆虐说明低风险、高成本的传染病威胁在整合程度日益提高的全球经济中可能变得更加普遍。”
疯牛病就是明证。虽然疯牛病尚未通过人体传播，但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爆发疯牛病却使这个国家的牛肉业遭受重创，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下令禁止进口英国牛肉。再以禽流感为例，这种病毒始于中国，然后通过感染的禽鸟从亚洲传到土耳其。假如这种病毒发生变异并在人类之间传染，它造成的危害可能要比非典严重得多。迄今为止，禽流感还只在禽鸟之间传播，但有科学家预言假如这种致命的流感病毒（近200名禽流感病毒感染者中有超过半数死亡，而全球非典感染者的死亡率是10%）变异成为感染人类的病毒，它造成的危害有可能超过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当年大约有4000万人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丧命。
这些数字令人胆战心惊，而且由于病毒隐藏于无形又难以预测，非专业人士对这些传染病的理解也非常有限，进而导致“社会对健康风险做出非常极端且前后矛盾的反应，即过高估计罕见风险爆发的频率。”换言之，人们开始恐慌。王教授在非典爆发之后对香港房地产市场进行研究的时候也预计到这点。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此前一直在下跌，但有些评论人士却将房地产价格骤跌归咎为非典的爆发。王教授经过统计分析排除非典的影响并得出结论，“2003年3月至6月期间通常引用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下跌8%主要是受历史趋势推动使然。”
至于居民为何不选择出售房产而后逃离香港，王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我们认为当决策者做出决策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时，他们在判断过程发生认知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小。房地产售价对于家庭的收入，尤其是指望以房产收入来偿还债务的家庭，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有些人不出售房产可能仅仅是因为无法负担另择新宅的费用，因为假如居民住宅出现贬值，他们支付新宅首期款的能力也会降低。还有些人是因为担心假如“非典”爆发只是暂时现象，他们选择此时出售房产可能会蒙受损失。王教授总结说：“由于房地产在普通香港家庭的资产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在‘非典’爆发后房地产市场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反而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并不奇怪。”
个人收入与感染“非典”的关联
除研究“非典”爆发对香港房地产价格造成的影响外，王教授还就收入与感染“非典”人群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她发现收入（或者说收入不高）与感染“非典”存在着密切联系。简而言之，就是越穷的人越容易感染“非典”。
这个结论其实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流行病学家早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贫穷至少与许多疾病的发病率与严重程度有着部分关联。穷人通常不太可能享有医疗保健，尤其是预防保健。另外营养不良也使他们容易感染疾病。以非洲和美国的艾滋病发病情况为例，这种病在贫穷落后的非洲是致命的杀手，而在美国虽然感染情况严重，但却属于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
王教授以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为例，对收入与传染病之间的关联做出更深入的诠释。她认为“非典”的爆发不仅与社会经济形态相关，而且与患者的居住环境相关。她说，“即使将所有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标准考虑在内，收入与‘非典’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联系。”
王教授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教育似乎与感染“非典”并无必然联系。她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就越富有，这是一条规律。“我们总是认为教育可以预防疾病蔓延，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懂得采取正确的措施。而教育与感染‘非典’无关或许是因为香港的公共教育宣传确实做得非常出色。我们为市民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公益广告提醒公众经常洗手并佩带口罩。政府也采取关闭学校和要求定期清洁电梯等措施来抑制疾病的蔓延。
王教授的研究表明定期清洁电梯的措施特别有效。她发现楼层高的大楼感染“非典”的人数更多。她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将此归结为“环境污染（譬如电梯）以及人流集中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去健身房和育幼中心的人更容易感染“非典”的原因所在。在传染病爆发期间，人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他们会利用公寓大楼内的设施而不是外部设施。假如他们的邻居没有被传染，那么待在家里就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但如果有邻居被感染，聚集在大楼内就会加快传染速度。同样道理，学生和工人密集的住宅区“非典”发病率比较高，因为这部分人群出行主要依靠公交系统，而病毒在人群密集的地区最易传播。
王教授发现某些看似可能增加染病几率的住宅特征对是否感染“非典”其实并无影响，居住密度大和距离医疗卫生机构近的住宅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而这两种至少可以暗示居民经济状况的住宅特征（建筑年数以及住宅的公私性质）与“非典”发病率也并无明确关联。
王教授还对就业与感染“非典”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剖析。她的结论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最易被感染的是服务业从业人员，其次是专业人员。她说，“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从业人员经常与人群接触并且在公众聚集、疾病传播的商店等公众场所工作。而专业人员中较易感染的是医务人员和咨询人员等面对客户的职业类别。”
王教授本人也与这次研究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她来自香港，家人目前还在香港居住。这次“非典”爆发期间，她与家人定期保持联系，分担他们的恐惧。她说，“我姐姐每天乘公交车上下班，没有人知道下个感染的人会是谁。大家传言得病的都是比较穷的人，但当时看起来这种倾向并不是太明显。”
2004年2月，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香港疫情解除的八个月后，王教授返回香港探亲。她发现香港人虽然并没有恐慌情绪，但卫生习惯却有所改变。她说，“带口罩已经成为日常习惯。这种习惯显然是在‘非典’肆虐之后养成的。香港人很早以前就开始担心疾病的传播，当时就有人在大街上佩带口罩。‘非典’爆发后，大家意识到口罩的作用非常明显。而正因为‘非典’，佩带口罩的人也不再被视为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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