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应与中国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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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政部长和高盛集团前董事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无人能比。保尔森在他出版的新书中,借鉴其以往经验,为企业如何在中国运作以及企业在未来如何与中国合作提供了真知灼见。在新书出版之际,沃顿知识在线对此书进行了解读。2016-04-11-Paulson-Cover

亨利·保尔森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布什第二届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短暂却意义非凡的日子,尤其是他审慎地处理了2007年因次贷市场崩溃引发的金融危机。2006年,保尔森要求并被授权与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对话,一直延续到奥巴马政府时期。

此外,这些外交举措与他在金融危机时发挥的作用并非没有联系:中国在稳固资本市场方面悄无声息地起着关键的支持作用,此次金融危机对两国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然而,保尔森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就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在高盛任职期间,他几乎毫无悬念地接手了公司的亚洲办事处(保尔就职于芝加哥,比纽约的员工离亚洲“更近”)。保尔森很快对与中国这个难应付且神秘的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在离开美国财政部之后,与中国合作成为保尔森的重心。

除了关注环境保护,与中国各领域合作成为保尔森的毕生工作:在其书《与中国打交道:一位内部人士解读这个新晋的超级经济大国》(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中,保尔森详述了他长达25年的中国之旅。

“你为何要帮助中国? 

保尔森曾在美国财政部和高盛集团任职,管理与其同名的非营利机构达三年,该机构致力于在中美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和环境合作。早在2014年,保尔森回答了一批美国金融高管的问题。其中一位问道:“汉克,你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人士,为何要帮助中国?” 

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打交道》通过长篇大论,从多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保尔森作为一名效忠祖国、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士,为何如此热衷于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意义的往来。用他的话说,中国“成为二战以来我们最强大、最可怕的经济竞争对手。”此外,他还承认,中国已经“开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发挥它新组建的军事力量,”其表现与自由市场原则不符,人权和环境记录也时好时坏。

直到1991年,保尔森才开始访问中国大陆,此时正值他在高盛集团任职32年的中期。在接下来的15年,他到访中国约70次:助力高盛赶上(并赶超)其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等;与众多中国公职人员和商界领袖建立伙伴关系和友好关系;最终,尽管存在巨大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中美两国各自利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为此,保尔森必须学会应对通常并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的局限。 

在香港的早期立足点 

1990年末,保尔森被任命为高盛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联合主管,并担任公司在亚洲地区的主管,当时亚洲并非高盛的重心。在高盛内部,关于将赌注压在中国还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争论不休。早些时候,保尔森认为,尽管中国不稳定且政治黑暗,但值得冒险:“我只是在脑子里计算了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成功,其总人口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在最初几年,高盛决定将精力集中在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的几年,高盛的这种努力是明智的:中国极力讨好香港殖民地的商界领袖,这些领袖反过来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并向大陆投资。高盛的第一大手笔是在1993年,帮助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从香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商人手中收购了星空卫视,由此巩固了商界关系,帮助高盛开展了众多其他交易。

回顾过去,保尔森早年最重要的一项交易并未成功。中国当时极力想要满足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能源,高盛提供的解决方案(与改革派官员的观念一致)是将一家发电厂的部分股份出售给众多外国投资者,利用该收益建立新的发电厂。这笔交易虽失败了,却给保尔森及其同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他们了解了在中国做生意的特点。这也成为高盛一系列交易的模板,帮助高盛成为表现出色的在华西方金融企业,使中国的改革人士利用外商投资实现经济自由化。 

通过上市(IPO)改革国有企业

在本书前半部分,保尔森重点强调了他与高盛在中国进行的三项重要交易。其中两项交易是帮助中国两家重要的国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这两家庞大的企业既推动又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它们可能包括可盈利的创新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国家所青睐项目的工具,还要提供中国版的社会安全网:所谓的“铁饭碗”,就是对员工的住房、食物和医疗服务等必需品提供终身保障。由于要维持这种难以为继的双重角色,国有企业几乎都必须避免采取现代管理方法和透明的会计准则。

失败的发电厂交易向保尔森表明,中国的改革人士欲利用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责任和标准促使中国进行必要的改革。他们“想彻底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取消国有企业的特权和补贴,鼓励发展职业经理人,从而振兴国有部门。”

总之,他们极力进行根据自身情况推进私有化改革(他们自己喜欢称之为“公司化”或“资本重组”)。这样不仅能提升中国的竞争力,也为最终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

该策略初步试验于改革急需资本投资的电信业(截止20世纪80年代末,每200名市民还仅有一部电话)。1997年初,保尔森和高盛负责指导一家名为中国电信的新公司的IPO,这家公司是通过整合中国邮电部两个省级部门的移动资产成立的。吸引投资者的是利用IPO获得的收益收购其他省份的电信部门。香港回归后仅数月,用保尔森的话来说,本次IPO呈现了“变革性”:新时期的中国在全球市场凸显,其他国有企业也可以步其后尘发行股票。

彻底改革中国停滞不前的石油业将是更为艰巨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能源独立运动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九大能源生产国和净出口国。然而,国内能源生产未能跟上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迅猛增长,至1994年,中国再次成为能源净进口国。

重组庞大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成为当务之急。高盛提出的方法是分离其有利可图的核心资产,并将这些资产整合为新成立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的IPO。问题各种各样,保尔森写道:“和其他众多国有企业一样,CNPC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司,而是一个独立的城邦。”

国内障碍已经够多了,该交易还面临来自国际环境和工会积极分子的阻挠,他们不仅反对该交易本身,还反对中国在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切在当年12月的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达到高潮。此次IPO在2000年初启动,筹集到近29亿美元。然而,重组导致成千上万员工失业,在社会安全网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电信的母公司不得不连续多年扶持失业工人及其家庭,从而维持安定。

中国奇迹的黑幕 

尽管艰难且具有争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此次交易至少满足了成立新公司的需要,并将其带入国际市场。高盛进行的第三项重要交易——重组广东省一家控股公司——却是野蛮且毫无风度。不过,保尔森将其形容为“在中国开展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即使在其繁荣时期,中国经济也因缺乏现代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始终步履蹒跚。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勉强承认对外资的需求。其解决方案是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ITIC),这是与外企成立合资企业的一种手段。急需的资本推动了保尔森所说的“经济大规模突飞猛进”。然而,ITIC也成为当地官员的“蜜罐”,导致“大规模的浪费、管理不善、欺诈和腐败。”

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浪费和风险投资。当广东这家公司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时,中国改革人士决定“杀一儆百”,宣布严肃对待市场改革:该公司及其债务将面临重组或清算。

当保尔森与其团队深查该公司账本时,他们发现了一堆债务、子公司和无力清偿的业务。他们再次选出该公司表现最佳的核心资产,希望以此安抚势必遭受了该公司众多债务重创的贷方,告知他们最终将得到赔偿,即使利润减少仍会获利。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虽然自1986以来,中国已经实施了破产法,但广东这家公司是第一个适用该法的大公司。这件事表明,在将来,难以避免倒闭的公司将接受破产和重组处理,而不是政府救助。

私人企业 

这些年,保尔森在中国从事的最重要的两个项目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1999年,朱镕基总理邀请保尔森评估清华大学(又称“中国的麻省理工”)的经济管理学院,并提出建议。朱镕基知道,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高管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1966年大学被关闭,直到1977年才完全重新开放。(文革带来的长期阴影不动声色地贯穿本书。保尔森在书中勾画了众多与其紧密合作过的官员和高管的形象,对多数人来说,文革时期是他们的成长阶段:虽然负面阻碍了他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但同时,用保尔森的话说,也为他们注入了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另一项举措发生在保尔森担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区委员会联合主席期间。保尔森在伊利诺斯州一家农场长大,幼年时期曾梦想成为一名护林员。保尔森及其夫人温蒂(Wendy)尽其一生热情于环境保护。在改革派官员,包括广东金融改革的领导者的帮助下,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开发了云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这是一项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史无前例的合作。

这两项举措的开展得益于保尔森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人际关系,也都使他更加坚信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必然性,但改革的道路时而会崎岖坎坷、令人受挫。保尔森所认为的这些年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在之后的岁月中促使他接受了一份他原本决定拒绝的内阁职位。

回归公共服务 

2006年7月,当保尔森任职美国财政部长时,他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要处理,其中包括津贴改革,不过,提出处理美中关系的新方法也是最初的一项重要问题。这位新上任的财长认为,自1972年尼克松提案以来,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是安全问题,但是中美可以在经济领域达成更多共识。当时的布什总统授权保尔森发起战略经济对话,第一次对话于当年12月在北京举行。此次对话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宣布中国将允许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在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前,保尔森不得不与国会上的日益高涨的反中国情绪作斗争,反中情绪在2006年11月的总统中期选举期间更加强烈。担忧集中在中国对货币的抑制,这将有利于中国出口,反过来扩大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多。

保尔森认为,中国最终要允许人民币随着市场波动,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对美国工人来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和产品放宽市场准入比仅仅调整货币更有利。”在任期内,保尔森成功阻止了众多旨在惩罚中国操纵货币的议案。

次年,保尔森逐渐集中精力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市场,最终危及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金融巨头,并要求联邦政府接管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然而,保尔森坚持战略经济对话进程,在2007年举行两次峰会,2008年又举行了两次峰会。此外,他还称赞中国——美国第二大境外投资国——抵住撤出关键资本基金的冲动,从而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

“思考与行动并重”智囊团

直到保尔森离职后,此次金融危机仍一直困扰着他。“我用了数月时间与我的律师聚在一起:收到传票、被免职、在国会面前作证。”他决定写一本关于该经历的回忆录《峭壁边缘》(On the Brink),但发现该书对于治愈金融危机作用微乎其微。2009年底,在不确定下一步何去何从的情况下,保尔森接到友好的中国大使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次年春天在中国举办的经济论坛。保尔森成为博鳌经济论坛首位美国受托人。

经过数月协商,2011年6月,保尔森宣布在芝加哥大学成立非营利性保尔森机构,该机构的使命是“通过加强中美合作,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更为清洁。”该机构最初仅由保尔森资助,现已拥有员工30名,海外合作项目涉及城市化、全球领导力、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环境保护与跨境投资。

中国面临的挑战令人望而却步。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人均GDP世界排名第80位(饱受战争之苦的伊拉克排名第81位)。经济增长已趋平稳。富有的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规模史无前例,许多人正考虑移民他国,或已经移民。过去二十年,因工作、福利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的抗议和内乱急剧增加。城市时常面临恶劣的空气质量,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一问题只会继续恶化。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美国仅9个,中国却有174个。

然而,保尔森依然保持乐观心态,在本书结尾,他坚持认为现在与中国往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如果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强国能够互补合作,从经济和环境问题到食品和能源安全,再到核扩散和恐怖主义,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重要全球挑战都将更容易得到解决。不过,如果美国和中国背道而驰,将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些挑战。”

2015年8月,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连锁反应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之于全球市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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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应与中国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03 May, 2016]. Web. [24 November, 2017]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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