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中国上演的私有化之路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指出，中国的全面经济改革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就为中国赢得了在全球经济圈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公司从国有化向私有化转变的这一过程更加平稳。与此同时，一个充满活力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私有经济部门正伴随着国有企业在中国大地异军突起。

 

   “尽管私有化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但同时也刻有大量政府影响的烙印，”沃顿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说道，“在中国，决不能低估政府的作用”。

 

在中国等国的经济历经几十年的政府控制之后，各国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纷纷掀起私有化浪潮。这些政府常常受到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他们开始意识到以政府利益为驱动的产业经济在全球经济圈中已日渐衰落。经济的增长受到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

 

这一次私有化浪潮发端于智利和英国，并随着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和印度的改革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

 

中国私有化的发展相对缓慢，原因在于重组臃肿的国有企业势必引起大规模的裁员，政府官员对于这一后果慎之又慎。同时，私有化也遭遇来自手握重权的公司管理人员的阻力，许多公司管理人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官员。

 

目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削减至仅占各行业公司总数的15％——从1996年的114,000家到2003年的34,000家——其中约50%的削减数量归因于公司的私有化。然而，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2005年发布的《中国的所有制转型报告》（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显示，现存的国有企业都是规模最大的公司，其资产总额达到中国工业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

 

沃顿商学院的法学教授菲利普·尼科尔斯（Philip Nichols）指出，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是中国政府目前私有化举措的唯一目的。“中国政府的目标之一是维护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显然，这一点与市场经济存在冲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在民众中普及权力的民主过程。”

 

尼科尔斯说道，在经历私有化过程的国家中，中国显得与众不同，一方面中国允许众多国有企业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新兴的私有经济白手起家创建了许多新公司。他还补充说道：“私有化进程具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中国模式便是在维持国有企业的同时发展私有经济。如果国有企业无力与私有企业竞争，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将被允许退出。”

 

混合模式

 

沃顿营销学教授张忠（John Zhang）指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模式剥离国有企业。其中一种方式便是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创立的证券交易所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然而，中国股市在经历一阵疯狂的上涨之后，股价便开始长期走熊，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依旧掌握在政府手中。

 

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另一种模式是管理者持股。IFC的调查报告发现，在抽样调查的企业中，公司内部人士在1996年持有被私有化公司5％的股份，而在2002年内部持股比例已经上升至32％。

 

然而在许多关键性行业中，政府仍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张教授说道，“从最初开始，中国政府就明确声称将控制战略性产业部门，能源、交通、基础商品——所有的资源产业”。他又补充说道，中国政府最后仍将保持对经济和中国民众的控制。

 

据迈尔估计，由于中国政府决心在关键行业中保持控股地位，私有经济部门将从占GDP30％最多上升到介于40％和60％之间。他认为，中国政府将一直掌控规模位居前100位的企业。

 

与此同时，私有化进程在去年放缓脚步，原因在于政府因企图使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内部人士受益而饱受舆论压力。“这一问题引起诸多争议，”张教授说道。“人们担心有人利用私有化而中饱私囊。”

 

争论的焦点涉及政府在增发股份造成原有股东股份稀释时是否需要对现有股东提供额外补偿的问题，许多这一类别的股东中都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和政治家。迈尔说道，“这一点颇具争议，并且许多西方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现行的做法是中国政府在非流通股上市时对现有股东提供补偿。”

 

沃顿管理学教授杰拉德·麦克德默（Gerald McDermott）指出，私有化进程中的另一个过渡步骤是中央政府将国有资产转让给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所辖的这些企业通常被称为乡镇企业（TVEs）。“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受中央政府掌控的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都不尽如人意，但是乡镇企业的表现却非常不错。”

 

迈尔还说道，中国政府正试图采用新加坡模式；在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 Pte. Ltd.）作为政府的国有控股公司负责国有资产的投资和管理。在马来语中淡马锡一词就是指新加坡。该公司现在持有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新加坡电信（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星展银行（DBS Bank，新加坡最大的银行），以及经营顶级酒店的莱佛士控股有限公司（Raffles Holdings）的股份。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在境外投资印度的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 Bank），中国的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以及美国的昆泰跨国公司（Quintiles Transnational Corp.）等。

 

业绩不佳的公司

 

中国于2003年3月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SASAC，简称国资委），负责管理大型公司的国有资产，目前正逐渐成为政府投资的控股公司。

 

其他中国公司的私有化道路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其中许多政府所掌控的公司经营状况都不佳。国际金融公司的研究发现，40％的国有公司不能实现盈利，相比较而言，仅有18%的私有经济部门的公司发生亏损。“中国必须为国有资产打造一个好的基础，”迈尔说道。“否则这部分资产将因被政府耗尽。”迈尔指出，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总体是盈利的，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利润来自少数几家企业，尤其是享有垄断市场地位的电信企业。

 

同时，私有经济在规模相对较小且资本要求不高的行业里茁壮成长，例如汽车配件生产和服装行业。迈尔以TCL公司为例指出，这家最初生产风扇和家用电器的公司成立于1981年，目前的收入已达66亿美元。“形形色色的私有企业正不断涌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或者进入资本市场。”

 

迈尔指出，事实上这种情况难以得到改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历了初期的牛市之后便长期走熊。自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已经下跌15％——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25大股票市场中表现最差的一家，也是在这一期间唯一市值贬值的股票市场。出于对弱势的中国本地资本市场的顾虑，中国排行居前的企业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后纷纷赴海外上市，其中以香港居多。迈尔认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扩张仍将受到限制，因为私有财产并不受中国宪法的保护。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有别于俄罗斯以及东欧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进程。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采取快速“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进程，通过大规模股票出售计划向公众分配国有资产。

 

沃顿金融学教授布伦特·居尔特金（Bulent Gultekin）曾研究过土耳其和波兰政府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他认为中国曾目睹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从而采取比其他国家更慢的节奏来推行私有化进程；而前苏联在共产主义制度和国有经济崩溃之后其经济便陷入泥潭之中。

 

   居尔特金说道，“苏联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现在俄罗斯则是拥有核武器的二流或三流的强国。”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社会并不奏效，这对于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居尔特金说道，长久以来，社会崩溃以及引发内战的威胁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领导人，而当今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例外。因此，他们更愿意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转变过程。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人数已达3000万，其中800万人尚未找到新的工作。“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要比前苏联的人口数量多得多，”居尔特金说道。“而管理好这一变革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前苏联就未能成功。”

 

根据居尔特金的观点，中国私有经济部门的双轨制发展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它就像是自发产生的。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它看上去很象市场经济，同时包含一些国有经济部门，而这些国有经济部门最终可能会退出。”

 

迈尔认为，早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中国就早已存在着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实体并存的现象，这也是亚洲其他水稻种植国家的相同传统；因为如果要种植水稻，农民需要依靠对水资源进行集中控制以及梯田体系。迈尔说，“中国有着深厚的官僚资本主义传统，” “它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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