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儿谈成功“三重因素”

畅销书《虎妈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的作者蔡美儿（Amy Chua）和丈夫杰德·鲁宾菲尔德（Jed Rubenfeld）合著了一本新书，名为《三重因素的组合：三样似乎不可能的性格特质如何解释美国不同文化群体的上升与衰落》（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该书研究了八个美国文化群体，并将其成功归因于三种因素。当蔡美儿作为沃顿作家系列讲座（Authors@Wharton）的客座讲师来到沃顿商学院时，沃顿管理学教授亚当·M.·格兰特（Adam M. Grant）就该书对其进行了采访。蔡美儿在采访中反驳了人们对“三重因素”的最大误解，并讨论了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如何从这些因素中获益。

以下为整理后的访谈内容：

格兰特：请向我们介绍一下“三重因素”。

蔡美儿：“三重因素”指的是三种可以推动个人和组织取得卓越成就和巨大成功的素质。第一种因素，我们称之为优越感，即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特别性或独特性。第二种因素恰恰相反，是不安全感，或者说是自卑感，是认识到自己或自己所做的事情还不够好。第三种因素是冲动控制，意思是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抵挡得住诱惑。

我认为前两种因素的结合非常特别，很有意思。一个人怎么会同时具有优越感和不安全感？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这两种特质的结合，才产生了驱使人们前进的动力。你会有这种感觉：我受到的尊重还不够，我需要展示给所有人看，我要比任何人都努力工作，这样才能获得应有的认可。 

格兰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拥有这两种品质，优越感和自卑感从何而来，两者又如何能够互相结合？ 

蔡美儿：如果你采访成功人士，或者读这些人的传记，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认为自己极具才智……这种意识可能是至亲灌输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说，正是她的祖母培养了她的这种意识，让她觉得自己命中注定会成就一番大事。

如果仅仅拥有优越感，你可能变得洋洋自得，很有可能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当你有不安全感时，你就会觉得“我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我还没有完全融入”。以美国的移民群体为例，这种不安全感源自他们的移民身份。如果你是一个移民，你就是个典型的局外人。你觉得人们在嘲笑你的口音，你不确定能不能在这个国家获得成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被接受。但是当你为你的群体或者你自己感到骄傲时，你就拥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再加上一点点不安全感，会使你获得前进的动力。 

格兰特：您在书中从这个角度解释了一些文化群体的成功。您最终是如何将这些特质与文化联系起来的？

蔡美儿：事实上，我们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我们仅通过一些传统指标，如收入、专业背景、以及受教育程度对美国最成功的群体进行了研究。我们从中选出八个目前看来表现十分出色的文化群体，其中包括两个非移民群体，犹太人和摩门教徒，以及六个移民群体，印度裔、伊朗裔、黎巴嫩裔、华裔、尼日利亚裔和古巴裔美国人。

我们原以为我们将在书中分析不同的群体文化。但当我们花费三年时间组建起研究小组后，我们获得了惊人的发现，这些群体事实上都具有之前提到的三种因素，这一发现非常值得关注。首先，他们都深刻认识到了自身的独特性。例如，某些族群相信自己是被选中的，摩门教徒在宗教和道德上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再比如我所处的华裔群体，我的母亲就经常跟我讲：“我们来自世界上最伟大、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国度。我们曾经发明了一切。”当然优越感还有其他来源。不安全感大多数源自于局外人的身份，不管是受到迫害的少数人还是移民都会产生不安全感。

格兰特：群体优越感和个人优越感哪个影响更大？为了获得优越感，我是不是得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只要自认为有潜力成为真正的伟人，就能获得优越感？

蔡美儿：肯定是个人优越感。认为群体优越感更重要，并且去关注那些群体是人们对本书最大的误解。不管背景如何，最后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三重因素”。以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为例，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内心的不安全感确实存在，这种不安全感使他争强好胜，驱使他前进；而且他的母亲曾让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这让他养成了自我约束的好习惯。

然而，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发现成功的“三重因素”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对于美国最贫困的群体来说倒是个令人振奋的启示。我们发现，一个群体在获得成功之后，不出所料接着便会衰退，急剧衰退通常发生在群体的第二代之后，犹太人是唯一的例外。书中对此的解释是，犹太人一直保持着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受到迫害，甚至曾惨遭屠杀。但是，世界各地的教育者，包括美国两个最大的市中心特许学校群，都不相信衰退之说，他们正试图在贫困孩子身上培养这“三重因素”。

最有意思的是，优越感从何而来？属于某一特定群体或信仰某一特定宗教并非这种意识的基础，自豪感才是真正的答案。努力工作，坚持不懈，克服艰难险阻和人生挑战，这些都能让人产生自豪感。这正是这些学校试图在学生身上培养出来的品质，这也让学校大获成功，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毕业率。 

格兰特：冲动克制可能是这本书争议最少的部分，而优越感和不安全感是这三重因素里较为棘手的部分。我想起了过去几十年间心理学家一直在进行的有关自尊的研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曾在一份报告中问道，高度自尊是否总能带来积极的结果？并不尽然，高度自尊可能与幸福感有点关系，但是不会在你获得成功、改善人际关系或其他事情中发挥多大作用。

如果同时具有优越感和不安全感，我们是否会变成这样一种人：不仅具有高度自尊，而且这种自尊还具有不稳定或脆弱性，使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不幸时，一直选择逃避来保护自己，而不是意识到现实的责任或义务，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蔡美儿：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用了整整一章探讨消极因素。这本书不仅仅是在探讨成功以及成功“三重因素”，我们也并非有意选择这“三重因素”，我们也可以说，“你只需要自信、坚毅、树立远大理想就可以成功”，但最终我们选择了“优越感情结”。消极因素会逐渐转化为偏执，不安全感显然是一个消极因素。

亚裔美国人的自尊程度据报道是最低的，但是他们在学习成绩方面的表现至少无人能敌。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如果你感觉自己已经相当完美，很了不起，无需再去证明自己，你就不会再努力工作。说到底，你需要那么一点不安全感。

因此，消极因素也十分重要，尽管这种想法会让人觉得很不愉快，比如，我还不够好，我必须向社会和父母证明我自己。我们在书中收录了著名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访谈记录和语录，她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她说：“我的整个童年都很痛苦，我感觉自己永远不可能让父母满意，有时候我想一死了之。”她想要摆脱成功“三重因素”对她的束缚，父母希望她从事一般的学术工作，她也必须摆脱父母期望的束缚。导演李安（Ang Lee）也说了同样的话，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名教授，因而当他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时并不开心。

我们需要向家庭、社区或社会证明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产生之前提到的消极想法，因为不管是家庭、社区，还是社会，都倾向于把我们引入传统的成功模式，如果这正是你想要的，那么这种消极想法并非坏事；反之，你会有受到束缚的感觉。

格兰特：您说的完全在理。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书中提到过几次如何养育孩子，那么虎妈或狼爸在这本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蔡美儿：这本书当然不是育儿经，但是两者在内容上又有些重叠。从某种意义上讲，两本书都在讨论如何激励孩子。《虎妈战歌》讲述的是我的故事，风格幽默诙谐，是一部自嘲性质的自传。书中提到了我的二女儿，她个性很强，我希望她做的事她总是抗拒。通过讲述我和她的故事，我希望读者明白，在面对个性很强的孩子时，一定要懂得驾驭孩子的能力和自信，还要允许孩子通过与他们的个性和梦想相称的方式运用这份能力和自信。实际上，我和二女儿的这一过程仍在持续，虽然我俩是真正的好朋友，但这一过程确实不易。

反观《三重因素》，这本书实事求是地讨论了如何获得成功，以及如何获得动力。有得必有失，仔细想想你就会明白，要想获得动力，就得先缺少些什么，这样才有力量来推动你。如果你感觉自己已经十全十美，你就会无欲无求，我想每个人都想要拥有这种完美的感觉。但是你为何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为何要工作到很晚，为何要再写一本书？一定有什么在激励你。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探讨如何把两方面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得人们既能够发展自己，过健康、快乐、有意义的生活，还能达成目标。

如果你要问我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非常简单，成功就是实现目标，不管什么目标都可以，比如写小说、拍电影、或者成为一名医生……将这本书里所提到的“三重因素”与友谊、慷慨相结合，你就会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