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是的观念”：为什么自由派和保守派合不来？

尽管没完没了的预算谈判、枪支政策的争论和其他很多问题揭示出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极分化的现状，但皮尤研究中心（Pew）去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党派偏见已显著减少。面对这样的趋势，民主党和共和党有可能融洽相处吗？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最近，沃顿商学院的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教授对《自以为是的观念：为什么政治和宗教会把好人分开》（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进行了访谈。期间，海德特解析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如此难以相互理解的原因，并就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即为本次访谈经编辑的文字版。

菲利普 · 泰洛克： 我们今天请到了纽约大学的乔纳森·海德特博士，请他来谈谈自己的著作《自以为是的观念：为什么政治和宗教会把好人分开》。乔恩，非常高兴请你来到这里交流。

乔纳森·海德特： 谢谢，菲尔。很高兴来到沃顿。

泰洛克： 你这本书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为什么自由派和民主派会如此难以相互理解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海德特： 道德能做到的大事情还没有被充分认识，道德的本质在于，它能让我们结成族群，而族群则能做大事情。在动物世界中，只有有亲属关系的动物才能达成合作，你偶尔才能看到结成伙伴的动物，但在其他情况下，你看的只有家庭。人类拥有结成群体干大事情的惊人能力。如果回顾一下人类合作的早期历史，你总能在其中发现庙宇、神祇和宗教的踪迹——人们会环绕在把他们结合到一起的神圣之物周围。但与此同时，这些神圣之物也会让他们丧失判断力，他们不能独立思考，或者说他们成了党徒，他们成了一个群体的一员。

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这类争斗。自由派和保守派坚守的是不同的神圣原则、抱持不同的价值观，他们绝对无法相互理解。同时，他们也被禁止相互理解，否则，就会被踢出自己所属的“部落”。

泰洛克： 你的这本书是去年出版的。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你改变观点了吗？

海德特： 这本书出版以后，我的观点没有什么改变。除了极左派以外，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中间派和自由派，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响都还不错。有些极左人士讨厌这本书，同时，“新无神论者”（new atheists）也不喜欢它，不过这些群体正是我这本书的批评对象，所以，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我开始写这本书以后，我的观点有了很多改变。当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依旧自认为是个无党派的自由主义者。其后，我开始从只是研究文化中的道德转向研究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就好象研究不同的国家一样。我是在2004年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大选中败给乔治·W.布什以后开始转向的，当时，我真想抓住克里和民主党人士的衣领问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怎们进行一场道德论证吗？为什么你们总是拿利己主义来吸引人们，总是说：‘我的政策会给你带来更多实惠。’呢？你们不会展开一场道德论证吗？”

我起初进入这一政治心理学领域，是为了帮助民主党。一路走来，我一直想“钻进”拥有不同道德观的人们的头脑里，后来我渐渐认识到，每一方都能看到某些事实，都有某些洞见，都能看到自己面临的来自反方的威胁。

泰洛克： 你自己完成了一次思辨之旅。那么，一般人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吗？

海德特： 可以，不过你要研究25年的道德，要写作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你还要富有同情心地描述另一方的状态，完成了这些以后，你应该可以改变观点。

泰洛克： 我之所以提到你改变观点的可能性问题，是因为你在本书中非常推崇一种人们用来破解道德迷局的“道德直觉论”（moral intuitionist theory）。你能简单说说什么是“道德直觉主义”（moral intuitionism），以及它对我们改变自身观点的能力有什么意义吗？

海德特： 好的。哲学史的一条主线就是“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从哲学角度来看，我们人类是理性的生物，或者至少可以成为理性的生物。如果我们培育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我们就可以驱散情绪的迷雾看到真理，我们就能彼此交流，并能发现真理。我的这本书就是对这一主题的持续讨论。就此而言，我非常认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这位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曾说过，理性是，而且也只应该是热情的奴隶。我认为，来自心理学研究的实证证据表明，我们的论据往往陷于“马后炮”。我们提出的有关道德问题的论据，往往是我们已经知道要往哪条路走之后提出的，我们会像一位新闻秘书那样提出自己的论据。总统会将某个观点告诉新闻秘书，之后告诉他：“请证明这个观点的合理性。”总统不会说：“看一下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的记录，之后，向人们解释清楚。”他会说：“利用你认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不管是什么样的证据。”这就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非常善于向他人提出理由的原因。但是，别人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随之认为：“噢，他们一定不够真诚。这是个多么强大的证据啊，可为什么你就不改变自己的想法呢？”

改变人们思想的窍门是，首先将他们引向你的方向。首先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结论，让他们感受这个结论。不妨想想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这就是一种论证，但是，它是一种埋藏在隐喻和令人振奋的言辞中的论证。它首先会让你洞开心扉，之后，隐喻才能悄悄潜入，随后，你会看到其中的逻辑关系。我认为，说服的理由非常重要——不过必须是合乎直觉的理由，而不是直觉排拒的理由。

泰洛克： 如果你现在是美国的总统，你会怎么鼓励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更多的公民对话呢？这是现任总统还没有做的事情。

海德特： 对这个国家来说，位列第一位的当务之急就是政治改革，也就是让我们的政治机构更好地运作。所有人都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会已经大大两极分化了，这一变化有很多理由。普通人也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了。当然，身为公民，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一个特定机构的动态，它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名为NoLabels.org的组织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进行竞选筹款改革，我们需要进行选举改革。可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可能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那个组织提出了一些简单的解决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立法议程，使其回到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美国著名政治家，在美国共和党内声名显赫。1995年到1998年期间，他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译者注）时期的形式，也就是在华盛顿每周进行5天的会议，之后，每月离开一周。纽特·金里奇任职时，他告诉新人说：“不要搬到华盛顿。”在那之前，他们都居住在华盛顿，他们或者他们的妻子或配偶都在学校董事会任职，他们彼此相熟，他们也都认识彼此的孩子，他们都有个人关系。

接下来，不妨想想看：政治家擅长什么呢？他们都是很有热情的人，都是拥有高超社交技巧的人，这也是他们进入这一领域的资本。他们彼此之间会做交易，那是他们的出色技能。这是一个事实上已经陷入了麻烦的机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分权体制，可你现在说：“让我们把他们分成两部分吧，这样，他们彼此之间就不再相熟了，他们之间就没有交情了。他们在国会大厦附近就不会乘坐同一辆小型公共汽车或者同处一节地铁车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让我们终结他们之间的所有个人关系吧，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他们解决难题了。”可这么做是行不通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很多简单的解决方案都有助于国会更好地运作。如果国会不是这么两极分化，那么，充斥所有两极分化媒体中的那些我们必须彼此仇恨、另一方要破坏我们的国家之类的信息就会大大减少。

泰洛克： 乔恩，你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商业伦理课程并不能显著改善学生毕业后的行为方式。可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YU Stern）讲授商业伦理课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海德特： 因为他们要求我开这门课，而我又不能说不。我在这本书中的表述听上去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一个学期中，每周讲授两堂这种独立的课程，并不会将商业伦理的理念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他们进入职场之后，当他们面对要做某些工作——某些颠倒黑白的工作，向消费者隐瞒某些信息的工作——的要求或压力时，他们也不会记起曾经上过的商业伦理课，并进而想到：“噢，可这么做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课程）会取得那样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对“情境压力”（situational pressures）影响的研究表明，它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一门商业伦理课程真的能取得多少成效。

我的希望是，我们在斯特恩商学院能使这一课程成为为期两年的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使其适应专业精神的需要。成为一名商界专业人士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全国每一所学校的学生一样，当学生最初进入斯特恩商学院时，他们也有一个心态开放期，期间，每个人都想弄清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出色的，在这里取得成功的正确途径是什么？我们会在第二学年的中间讲授商业伦理课程，有些太晚了，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知道如何成为斯特恩商学院的学生了。我们想做的是，在学生入学的第一周就讲授大量的商业伦理内容，并在第一学年的其他时间里开设强化班，之后，在我们讲授专业精神规范的每一堂课里都加入某些商业伦理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认为，在面临情境压力时，我们坚守行为道德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我想教学生如何设计伦理体系，如何考虑到人类本性中的所有缺陷和古怪品性，如何学会与之打交道，以便为关心自己声誉的人设计组织机构和创建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声誉的关切更甚于金钱。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营造出这样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可通过做正确的事来维护其声誉的环境，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泰洛克：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这些差异极为显著，那么，在商业伦理领域也存在这些显著差异吗？商业伦理的某些方面是不是跨越意识形态的呢？某些方面是不是也像政治议题一样两极分化呢？

海德特： 是的。商业伦理有些核心议题，比如，“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等。你有为聘任你的人工作、完成一项协议、将他们的利益置于首位的义务。我认为，在这些核心议题上并不存在党派之别。而在其他议题上，比如，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问题上，则显然存在党派差异。商业伦理最火爆的主题之一，就是我们如何让公司尊敬三个指数，或者将这三个指数最大化——不只包括财务结果，而且还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主题能吸引左派学生，而不是右派学生。

我不知道哪些问题对右派学生更具吸引力。保守派往往更多地关注个人责任问题。而自由派则常常更关注受害者和穷人。但是，这一课程的核心内容似乎并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

泰洛克： 举例来说，弗里德曼学派（Friedmanite）的自由主义者通常会将任何偏离股东赋予的信托责任的行为都视为事实上的偷窃行为。这是一种强硬的立场。你遇到过这样的立场吗？

海德特： 是的，我也遇到过。我读过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表明这一观点的那篇文章。那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市场确实是有效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没有“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不存在对公共物品的掠夺，市场拥有完全信息，而且不存在欺诈行为，那么，我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就是无懈可击的。我想，弗里德曼很清楚市场现状，所以，他并没有说：“噢，不管市场状况如何，只要将股东价值最大化就行了。”

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完美市场，公司不会把自己的成本强加给不知情的受害者，那么，这种观点就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一种体系，而政府的监管则是达致这样的目标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人们的思想变得如此两极分化的原因所在。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呢？你认为应该让政府约束公司的权力最大化吗？还是认为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并认为政府的权力越小，企业越能自由创造价值呢？

泰洛克： 你认为不会有很多公司公然赞同弗里德曼学派的立场。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公司都支持承担某些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你的经验也是这样吗？

海德特： 的确如此，但大部分人都只是赞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而已。他们总要说些什么，而对此表达观点则是没有成本的。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多少人为支持企业社会责任配置了资源。如果说公司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说在现实中真正这么做的公司占压倒多数，我会感到吃惊的。

泰洛克： 让我们再回到你刚才谈到“道德直觉主义”时提到的新闻秘书那个比喻。你能分辨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热情相拥只是新闻秘书的故作姿态，还是真正将“道德优先”（moral priority）内在化了吗？

海德特： 我不知道如何分辨它们。我在斯特恩商学院工作的一年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无论何时，只要你谈到企业，它们的状况都会因为所在部门的不同而不同。耐克（Nike）、星巴克（Starbucks）和谷歌（Google）这样的公司，会因为自己的声誉而得到消费者的大力褒奖，他们的声誉中也蕴含着巨大的利益，这些公司对消费者的抵制和公众的批评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很在意自己的名誉。尤其当他们面临巨大压力时，他们会信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真诚承诺。

但对不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公司来说，如果说他们会切实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会大感惊奇的，比如说，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杂食者的窘境》（The Omnivore's Dilemma）一书中谈到的那些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没有多少经济刺激让他们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泰洛克： 我们再一次回到新闻秘书那个比喻，这的确是个饶有趣味的比喻，你谈到了美国总统和他的新闻秘书，新闻秘书负责解释总统的观点，并为其辩护。可事实上，新闻秘书并不是政策制定者，他只是执行证明观点合理的职能，这一点相当清楚。可是，你又对在道德直觉主义的框架下让总统改变态度感到乐观，听上去就好像是新闻秘书在告诉总统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总统告诉新闻秘书应该怎么做。

海德特： 如果你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便会发现，我们都有严重的缺陷，当我们身处攸关自身利益或者攸关自身道德价值的紧要时刻时，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都会变得很糟糕。而只是通过帮助个人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我们的群体理性思维能力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发生改变。可当你将人们集中在网络、体系、公司、陪审团以及立法机构中时，人们可以彼此纠正有缺陷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我们都很善于确证自己希望确信的东西。如果有人否定我们确信的东西，同时我们与他们又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怨恨他们，并会与他们产生争论。可如果他们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同行的科学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这就是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假设，那么，就不会有人对他人提出质疑，从而，你的理性思维能力就会变得很糟糕。

我非常希望组织能按这种方式构建：将人们以能修正或者消除我们的缺陷的方式聚集到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了很多“道德改变”（moral change）。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逻辑使然。举例来说，如果你观察一下人们对民事权利和异族通婚的观点便会发现，50年前，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其理由并不在于论证，而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人们现在对同性恋婚姻正在进行大量研究：为什么人们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改变得如此之快呢？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突然之间就弄清了80年代就已经完成的论证，而是因为人们看了《威尔和格蕾丝》（Will & Grace）（美国首部由有线电视网播出的同性恋题材的情景喜剧。——译者注）。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同性恋者都处于隐秘状态。可因为5%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所以，他们现在大都公开示人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认识了7个同性恋者，而且很多人的家里就有同性恋者。

当你习惯某些事情的时候，它们就丧失了让你震撼的价值，也丧失了让你感到厌恶的价值，到了这时候，你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开放了。因此说，道德的进步是可能的。从直觉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想一开始就获得正确的直觉，那么可以这么来比喻，你应该对大象说，而不是告诉骑象人。（海德特在《象与骑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心理，有一半像一头桀傲不驯的大象，而另一半则像是一个理智的骑象人。这两个分裂的部份，造成人们常陷于理智与非理智的思想争战中。——译者注）要让大象走向正确的方向，之后，骑象人也就能如影随形了。这就是人们对同性恋婚姻的心态的变化过程。

泰洛克： 你在这里将比喻混合使用可能带来些问题。你刚才谈到了大象和骑象人，我们之前曾谈过总统和新闻秘书。现在我还是想谈谈总统和新闻秘书那个比喻。那位新闻秘书可能会找到总统说：“我不能再推销你的观点了，因为你的声誉会为此付出代价，总统先生，这个代价太大了。你应该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一种反馈机制。

海德特： 确实如此。

泰洛克： （如果总统不改变观点）那位新闻秘书可能会辞职走人。

海德特： 是的，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休谟曾说过理性是热情的奴隶，这是个有些过头的比喻。奴隶不会向主人回嘴。这也是我喜欢新闻秘书和律师的原因。一位律师虽然接受了客户的委托，但他可以对客户说：“请原谅，先生，如果你坚持，我会按你说的做，但我们会输掉官司，结局会让你看起来很糟糕。给你提出建议是我的信托责任。”他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反馈机制。同样，我们在同性恋婚姻和其他问题上也能看到这种机制。在某些社交圈子里，人们会觉得为10年前就已经轻松论证过的事情进行争论是很可笑的事情。

泰洛克： 你的书得到了广泛阅读，而且获得了普遍赞誉。那么，在你看来，对本书的最佳评论是什么呢？

海德特： 有一则评论说，我对自由派过于吹毛求疵了，但对保守派却没有提出足够的批评。我认为，这则评论很中肯。因为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自由派不了解保守派的问题，我想了很多，这也是我专注的环节。我很想帮助自由派。我交往的人都是自由派人士，阅读本书的大部分读者也都是自由派人士，我论述的也是自由派的问题。我认为，保守派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是错误的，我应该在本书中也指出这些错误的。

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自由派会不假思索地对“因果律”（the law of Karma）发起猛烈抨击，而保守派的行为看起来则好像因果律确实存在。因果律是指人们之所以现在遭受痛苦，是因为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事实确实如此。自由派希望停止不良行为，因为它们会导致不良后果，这是一种糟糕的事情。如果你（的不良行为）不会很快受到惩罚，社会就会衰败。自由派全面禁止指责受害者，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发现很多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但保守派对受害者的指责未免又太快了，所以，他们看不到不利情况如何积累、如何导致恶性循环。我确实希望自己对双方的批评和赞扬能更公平些。当然，我对双方都有称赞。

泰洛克： “应得”（deservingness）的观念在造成意识形态分野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你认为，保守派过于信奉应得的观念，而自由派对它的接受却不够，是这样吗？

海德特： 不是这样的，把应得的概念推进一步是个很好主意。就像我一样，很多人也是当了父母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当然，我永远不会去打孩子，而是去爱他、温和对待他，我们有个很顽皮的孩子。我和妻子很快发现，我们采用的“一、二、三”的神奇方法很有效——当他行为不当时，你会对他说：“一、二、三；好了，时间到。”——小伙子，你真的得改变行为方式了。这是个必然的结果，要很快惩罚他，不过快速的惩罚不必很严厉。

有很多自由派朋友也在试图和孩子们理论，他们不想把自己的权力强加给孩子，他们不想惩罚孩子。他们会对孩子说：“那是个明智的选择呢，还是个不明智的选择呢？”而保守派则总是能坚守公正，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和孩子理论。确切地说，如果你行为不当，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你做了好事，你就应该得到褒奖。事实上，我在本书以及茶党（Tea Party）聚会交流时都表述过“停止惩罚成功，停止奖励失败。”的意思。这是人们对因果律的最好解读。

相比之下，自由派却表现了这样的心迹：“向富人光明正大地征税，他们怎么能让我们挨饿呢？”所以，如果有人挨饿，富人当然应该缴纳更多的税金；我们必须平等。自由派很看重平等，可如果你推进平等，往往就会违背公平的原则。我们能在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中看到这种心态，也能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9）（该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性别的原因被排除在由联邦资助的教育和活动计划之外，不能被剥夺这个计划和活动提供的待遇，也不能因性别原因受到这个计划和活动的歧视。——译者注）的执行中可看到这种迹象，该修正案要求学校在体育运动方面给予男女学生同等的待遇，所以，所有的学校都竭尽全力把女生招进运动队，并把男生剔除出运动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支付男生运动队所需的费用。在很多学校，学生没有从事体育活动的平等机会，而“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就是为使男女学生获得均等机会的法规。保守派人士会对（机会不均等的现状）感到气愤，而自由派人士想到的则是：“噢，为什么机会不均等呢？一定是性别歧视还在作怪。”

泰洛克： 你能将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以一种非常精妙而且复杂的方式整合起来。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会以这种方式思考，是吧？

海德特： 如果你是个党徒，你确实不会以这种方式思考。新闻秘书通常不会说：“好了，可从另一方面而言，共和党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而民主党在那一点上则是正确的。”如果他这么说了，他就会被解雇。所以说，如果你是个党徒，你就不能以综合性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表明，你越极端，你对大部分问题就越不会采用综合性的复杂思考方式。

大部分美国人都没那么极端。虽然美国人大都会将自己归为某一方，不过他们并没有那么极端。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被媒体宣扬的某些更极端的因素左右的，媒体有自己的商业模式，他们不会迎合人们进行综合性复杂思考的需要。所以，你需要做些工作，需要去探寻，需要付出些努力来了解对方的观点。当我这么做时，就得到了重要启迪。我非常熟悉自由派的思想，我的整个一生都在阅读他们的著作。而当我开始阅读保守派关于社会秩序、传统的价值以及社会有多么容易失序的著述时，它们给我的启示让我深受振动，就像自由主义的思想一样。

举例来说，几天前，我就听到了一则非常简洁的阐述。自由主义哲学家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曾说过，自由市场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游戏，你可以通过让他人获得好处而胜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清晰的表述，它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认识，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自由市场鼓励我们所有人都创造他人需要而且愿意为其掏钱的东西，从而，所有人都会因此而获得好处。

泰洛克： 你相信，如果更多的人都能采用这种更富综合性的复杂思考方式，我们国家就会变等更好，个人和社会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从教育和政治角度来说，要想引入这样的思考方式，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正如我们刚才总结的，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危险状态，就如何摆脱这种危险状态，你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设法按这些建议去做大有裨益。

海德特： 请大家不要再斗嘴了，我们看看作为个人，作为教育机构，都可以做些什么吧。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我可不推荐这么干。我的建议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取消代数以外的所有数学课。不要再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数学上浪费这么多时间了，那些东西毫无用处，也毫无帮助。应该给他们讲授更多的公民课。在这些公民课上，要给他们讲授自由主义史、保守主义史，给他们讲授意识形态史。让他们为心怀尊敬地对待这些悠久的知识传统做好准备。

其次，要教他们统计学。砍掉微积分课程。当然，如果学生自己想学微积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统计学。这个学科可以切实帮助你理解来自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数据。即便在中学，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工作让学生为其公民身份做好准备，而不是用学习数学和希腊语来训练学生的脑子，那是19世纪的观念。

而在我们的大学里，如果我们可以进行更开诚布公的争论，对宣称自己的感受受到伤害的人不那么敏感，将是很好的事情。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争论和讨论的场所。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喜欢争论，可在人们中间却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不受伤害的权利。这是个糟糕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与和我们不同人交流，我们会从这样的讨论中逃之夭夭。所以，要想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不过要想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并不需要让所有人都能用更富综合性的复杂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组建我们的政治机构：将头脑简单的思考者以能产生综合性复杂思考的结果的方式聚集到一起，只要他们不妖魔化对方就没有问题。这是关键所在。我并不想改变人们的思想，让每个人的立场都变得不偏不倚。我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再妖魔化对方，我希望人们能这样交流：“我不同意你的见解。就帮助穷人的正确方法而言，你我存在分歧。不过我认为，对我方没有清楚看到的某些危险，你那方很敏感。”无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强烈建议读者看一看我创建的网站AsteroidsClub.org。这个网站能帮助人们认识到，一方已经看到了小行星正在向地球飞来，可另一方则“把头埋进沙子”，甚至对小行星来袭拒不承认。就停止妖魔化对方，或者至少让各方尊敬人们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别而言，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