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曾说过，在离去时留下那么多钱，他的去世将“无人哀悼，是不光彩的，也不值得称颂。” 随着大慈善家们纷纷在晚年将大笔财富捐赠给图书馆、博物馆、医院以及其他专注于公益事业的机构，这一慈善哲学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今天的捐赠者并未放弃新尝试。与前辈相比，他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大展身手的慈善群体。在很多顶级商学院，学生们很早就将慈善实践整合到了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而且捐赠者往往远在完成积累全部财富之前，就已开始与人分享可观的财富了。
《慈善纪事》（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杂志报道，2012年五宗最大慈善捐赠的三宗都来自年龄不到40岁的夫妇。本月早些时候，在纽约为来自特朗普和克林顿家族的慈善英雄们举办了一个庆祝晚会，他们是：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伊万卡·特朗普（Ivana Trump）的第三个孩子）和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儿），他们也是《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首届年轻慈善家年度活动”（First Annual Young Philanthropy Event）中年龄不到40岁的20位捐赠者中的两位。
企业和慈善事业比以往更早形成合力，是因为通过科技手段在人们年轻时就将参与社会事业的理念灌输给他们了吗？还是因为华尔街近年来的罪孽迫使企业摆出更多的利他主义姿态，以便向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证明，企业在盈利的同时也能多多行善呢？
“企业几乎都在努力重塑自己。”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亚美利卡斯·里德（Americus Reed）谈到。“在我看来，从机构的价值观以及学生个人抱持的总体价值观来看，华尔街的危机让商学院重新评价了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的顺序，并得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结论。挣钱当然很好——但是，也要回馈社会。你不能跑到沃顿商学院学成之后，就去华尔街找份工作，然后在某个对冲基金工作到40岁退休。人们已经不再看重这样的套路。
洛克菲勒慈善顾问组织（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梅丽莎·伯曼（Melissa Berman）谈到，他们在工作中看到，“捐赠者不再等到退休的年龄才开始考虑慈善问题，而是比前几代人更早地将其当做自己生活中一个更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对年轻的捐赠者来说，慈善也不再只是捐赠金钱。“我认为，人们日益增强的一个意识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来自积极地参与非盈利性活动——来自贡献自己的专业能力、学识和人际网络。人们面对的问题是：除了开支票或者开一张你死后兑现的支票以外，你还能做些什么呢？”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看到了回馈社会这一趋势背后的很多因素，其中包括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将巨额财富——数十亿美元——转入其基金会的垂范作用。“这两个人的行为简直就是一记惊雷，给从未想过以这样的规模捐赠金钱的慈善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他谈到。“这两人的捐赠规模和影响力确实都很大。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怎么才能像他们一样，同样付出与自己的能力相应的努力呢？”
伯曼认为，捐助慈善事业领域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变化，已在商学院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我想，最近这场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占领运动，提出了收入不平等的议题。很多人——也包括（那些）并不激进的人——都开始思考这对自由企业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有人认为，无论驱动力何在，捐赠的理念确实已成了人们的共同核心价值。里德谈到：“学生们说，‘我的确想成为一家企业的首领，但我可不想只是在那里追求物质目标。我还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除了在企业里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之外，我还需要完成自我实现。”
慈善走进学校
近来，有很多机构让学生们参与了社会影响和慈善事业的实践。“做中学”是最好的教学方式，201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城市研究班的学生就在一个真正的专业项目中初试身手，当时，他们受托要将10万美元——真正的金钱——捐赠出去。这些资金来自德克萨斯州沃思堡（Ft. Worth）的往事基金会（Once Upon A Time Foundation），该基金会还为另外12所大学提供了类似的拨款。这个基金会让这个班的学生进行某些尽职调查，这也是基金会和公司捐赠负责人捐赠时的例行过程，并让他们对自身的责任和使命等议题展开实际辩论。
2011年，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巴菲特（Doris Buffett）创建了学习施惠基金会（Learning by Giving Foundation），该基金会为美国的本科课程提供了用于转赠的1万美元拨款。这一计划的受益人始终是两个群体——通过经历捐赠的全程而得到慈善事业教育的学生，以及慈善捐赠的最终使用者。
现在，已有数十个MBA和本科的商业专业提供慈善研究（philanthropy studies）课程，这些课程可能是课程作业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独立的学位课程。阿斯彭商业教育研究中心（Aspen Institute Center for Business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美国现提供35个涉及到慈善研究的课程。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战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耶鲁大学的“慈善基金会”（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等课程，还有很多市场营销学、伦理学和组织动态学的课程也将慈善研究内容整合进来，从而形成了一套用以研究公共政策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多学科方法。
教育部门刚刚成立了首个独立的慈善学院。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现可授予慈善研究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首批文凭将在下月颁发。这所慈善学院虽然始建于2012年，但它是根据1987年开始制订的一项计划建设的，该学院已更名为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以向这个制药企业家族对慈善研究的长期赞助表达敬意。
“如果校方的心态始终停留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人们挣钱’上，那么，商学院就会忽略学生们完成学业走向社会后会从事的另一部分工作。”全国慈善信托（the National Philanthropic Trust）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琳·R.海斯曼（Eileen R. Heisman）谈到，全国慈善信托是设在费城郊外的一个慈善机构和捐赠人指导性基金（donor-advised fund），管理着17亿美元的捐赠资金。举例来说，毕业生可能会去一家银行的企业捐赠部门工作，如果是这样，他就必须了解这些部门过去十年来发生的变化的历程——从只是为当地交响乐团或博物馆捐赠资金，到使捐赠与公司的目标保持一致的变化历程，比如说，为使捐赠与公司的目标保持一致，银行会对某个商业素质计划提供支持。
“公司捐赠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战略职能，这就意味着它越来越多地受公司利益而不是高管层个人偏好的引导。”尤西姆谈到。“就这一点而言，公司捐赠已日益成为一项制度性的工作。所以，为学生从事这类工作提供某些课程上的准备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有些校内战略的创新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谈到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电视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中的一集，这集节目表现的是通过一系列慈善专家研讨会，向MBA学生、本科生和法学院学生发起为许愿基金会（Make-A-Wish Foundation）募集资金的挑战，学生们募集资金的途径为抽奖销售、运动员签名物品的拍卖、从餐厅及其他地方募捐等。这种浸入式体验已经扩展到了其他大学，并已募集到了数十万美元的资金，《予和求：取得成功的革命性方法》（Give and Take: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uccess）一书的作者格兰特谈到，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满意的时刻。
“从‘积极组织学术研究’（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简称POS）的角度来看，类似于许愿基金会的挑战这样的体验型活动，能让学生塑造、表现和保持乐善好施、关爱他人、帮助他人以及富有同情心的亲社会个性。”他在论述这一项目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这样的活动开辟了（慈善活动）与急需帮助的潜在受益人建立联系的途径，并能动员集体的力量对这些受益人给予帮助，同时，在一个引起公众注意的特定领域开展的这类活动，还扮演了将关爱他人、同情他人的抽象概念，转变成更生动、更具体的行动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给力。”21岁的盖伊·瓦伊纳（Guy Viner）谈到，这位沃顿商学院大三学生所在的团队去年春季募集到了1.2万美元，并用这些钱将一个17岁的霍奇金氏淋巴瘤患者送到了伦敦观看奥运会。“我们以实地行动完成了这个活动。我们努力把（这个病人的）故事讲给尽可能多的人听。他很喜欢吃波特芬格（Butterfingers）黄油饼干，所以，我们就在（当地餐馆）“冒烟的乔”（Smokey Joe's）外面卖波特芬格黄油饼干。”
同时在沃顿领导能力研究硕士生计划（Wharton's Graduate Leadership Program）中担任讲师的海斯曼谈到，学生们非常擅长将创业理念引进到慈善活动中。但是，即便是那些在课堂上准备充分的学生，也会对实地情况深感吃惊。“有时候，他们会深受震动，因为他们过去并不经常看到手头没有任何资源的组织。”她谈到。“在B2B和B2C层面，你可以借钱；他们很熟悉资金流动的过程。而非营利性组织却不生产任何东西；你提供的是社会公益，而需要这些福利的人却没钱购买。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大不相同。这一点让学生们颇感吃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慈善组织都是传统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高影响力慈善中心（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的创始执行董事凯瑟琳·罗斯基塔（Katherina M. Rosqueta）就谈到了混合模式——比如，怀有社会目标（social purpose）的营利性公司——的光明前景，这些模式是“金融、资本市场所能提供的最佳选择，它们用来推动社会变化的不只是资金捐助。”
其他人也对此表示赞同。学校现在所能做的最好工作之一，就是向学生们清楚说明从事慈善活动的所有途径——“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们很多人都应该利用自己的工作机会实现社会目标，都应该为社会目标做出贡献。以下就是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管理学教授、沃顿商学院“社会影响计划”（Wharton's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副主任凯瑟琳·克莱恩（Katherine Klein）谈到。“比如说，如果你从事的是一个传统性工作，那么，你可以在非营利性组织的董事会任职，可以在特定的企业选择一份非传统性的工作，或者你可以对人们的投资施加影响，你还可以在某个没有承担社会使命的知名大型公司中成为一个创新者。你们有很多途径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学生们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认识慈善事业。”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与商业伦理教授戴安娜·罗伯逊（Diana C. Robertson）谈到。“慈善事业就是回馈社会，就是做个好公民，就是知道自己在社区、在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工作场所、在邻里之间的声誉。我们的学生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
慈善活动在增长吗？
慈善事业从这些混合模式中表现出的多元化，使人们评估它的全面影响变得更加困难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和来自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慈善事业的规模一直徘徊在国内生产总值1.8%到2.3%之间。这就意味着盖茨和巴菲特的巨额捐赠，并没有引发能改变慈善事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慷慨捐赠浪潮。
“中产阶级捐助了大量的金钱，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他们。”海斯曼谈到。“如果有五套房产而且在法国拥有一座城堡的电影明星对慈善事业一毛不拔，那么，他的财产这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
斯坦福大学慈善与民间社团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nd Civil Society）的执行董事金姆·梅雷迪思（Kim Meredith）谈到，慈善事业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直没有增加并不奇怪，因为大部分捐赠——71%——都来自个人。“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捐赠额一直保持平稳的现实，这是因为对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收入也一直没有提高，而捐助者正是他们。”她谈到。
此外，洛克菲勒慈善顾问组织的伯曼还补充谈到，“不妨想一想人们在最近这场经济衰退中损失的财富额，（再加上）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可人们的捐赠额并没有出现急剧减少，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自从巴菲特和盖茨2010年首次公布其“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之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已有105位亿万富翁也签署了捐赠誓言。彭博社（Bloomberg LP）的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的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亨斯迈公司（Huntsman Corp.）的创始人乔恩·亨茨曼（Jon Huntsman）和妻子凯伦（Karen）、电影企业家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投资家罗纳德·O.佩雷尔曼（Ronald O. Perelman）、脸谱（Facebook）董事会主席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其他人纷纷承诺，将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在生前或身后捐赠出来，所以，这些慈善行动的影响力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其中的有些亿万富翁选择将自己的捐赠资金划入自己的基金会或者社区基金会，这就意味着，这些捐赠的真正影响力需要等到这些慈善资金投入到社会事业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安德鲁·卡内基应该对此表示认同吧。他捐赠的财富规模远远超过了慷慨大度的程度。在他1919年去世之前，他已捐赠了3.5亿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47亿美元。而盖茨和巴菲特两人的捐赠额则是卡内基的10倍，现已超过了450亿美元。
新一代慈善家想要证据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慈善事业的规模一直没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5%呢？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的意识日趋淡薄。社交媒体让人们能比以往更快捷地了解灾难和饥荒——同样能空前便捷地了解到母校的捐赠基金和学校建设的状况。本月，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小插件，用户能通过捐赠人指导性基金直接向红十字会（Red Cross）、波士顿交响乐团（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和其他捐助接受者捐赠。就慈善活动的最佳实践以及潜在受助者的财务状况而言，人们现已可以获取数量空前的信息。
但即便如此，依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个人和机构捐赠者“现在关心的依然是市场中缺少的有关效能的信息，因为没人想浪费自己的金钱。”罗斯基塔谈到。“你需要对自己的金钱将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充满信心（才会捐赠）。解决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这个中心成立的初衷。在人们对自己的金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充满信心之前，你不会看到人们所希望的慈善捐助规模的增长。”
下一代人可能会把对效能的热忱带到捐助活动中。大急流城（Grand Rapids）的约翰逊慈善中心弗雷主席家庭慈善计划（the Frey Chair for Family Philanthropy program at the Johnson Center for Philanthropy）与咨询顾问机构21/64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前几代人相比，测评捐赠的影响对年龄介于21岁到40岁之间的捐赠者来说更加重要。“赌注”是巨大的：这项研究指出，在21世纪的前半叶，预计将有41万亿美元的遗产转移到后“婴儿潮”（post-Baby Boom）世代手中。
所以，商学院的学生们对慈善问题的热络讨论日渐升温就不足为奇了。“你和他们交流时会发现，他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及希望学校做的事情有各种想法。”罗伯逊谈到。“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学生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立志使其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我想，我们已经有了无与伦比的行家里手。”海斯曼谈到。“我对（慈善事业的）未来走向一点儿都不担心。年轻人非常聪明，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了，而且充满热情。我认为，他们必须参与进来，必须让他们从实施自己想法的过程中获取经验。”
克莱恩谈到：“有一点让我深受触动，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多少英雄般的商业领袖——那时候没有人们熟知的盖茨或者乔布斯式的人物。当我20多岁时，那些想获得专业学位，想改变这个世界但不得其门而入的人会去法学院求学。而现在，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但不知道从何入手，那么，你很可能会考虑去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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