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姚明时代：中国篮球的未来

2007年NBA全明星赛期间，得到投票最多的运动员既不是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也不是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而是被誉为中国篮球英雄的姚明，他也是第一位在NBA获得成功的中国籍球员。姚明在2002年以NBA状元秀的身份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他在海外的成功给中国篮球带来了里程碑似的转折。 

那么现在，有哪些因素正在影响中国篮球的未来？作为回应，企业如何定位自己？这又会对中国政府在体育事业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影响？ 

长期以来，篮球在中国一直都倍受欢迎。这项运动1981年起源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是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为了向全世界推广“强身派基督教”而发明的。次年，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的传教士带着“13条篮球规则”来到中国天津。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1935年，篮球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全民运动。 

中国政府估计，目前中国约有3亿人打篮球，几乎等同于美国人口总数。NBA于2009年发表报告称，15至54岁年龄段的中国人中，有89%知道NBA，而对世界兵乓球锦标赛（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欧洲冠军杯联赛（European Champions League），甚至是世界杯足球赛（FIFA World Cup）知之甚少。中国已经成为NBA最大的国际市场，NBA在中国的收入每年增长30%到40%。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把体育视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正如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中，为了确保国家队有出色表现，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篮球方面，中国的首要目标是提升国家队的排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体育总局借助来自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和体育总局的资金，每五年都会更新一次“国家政策框架”。这一框架概括了中国政府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长期计划。中国政府不仅将篮球视为一项娱乐活动，同时也将其视为一项对社会和商业都有影响的重要产业。 

为了保护篮球这项增长快速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对私有企业在中国篮球产业中的活动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逐渐允许耐克、李宁和NBA等企业在开发篮球市场、培养篮球人才等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也是中国逐步私有化的重要指标。 

奖励好成绩

由于缺少培养球员所需的的商业激励，加之中国政府也无意与企业合作将篮球发展成一项体育运动，在中国经营的运动用品公司主要把焦点放在容易实现的目标上：例如零售和娱乐这样的次要业务。耐克认准了中国是它的主要市场，而且广受欢迎的篮球又可以吸引中国众多的年轻人口（人数为世界第一），耐克迅速支持篮球在中国的发展，并在中国树立自己的品牌。在1995年中国第一个职业篮球联盟中国篮球协会（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简称CBA）成立之初，耐克就出资250万美元为全部八支队伍在比赛前四年提供了全套服装赞助。 

除了服装赞助和组织篮球营，耐克并没有为培养中国篮球人才做出其他贡献。该公司的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大众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而不是提高中国篮球的水平。自从姚明提升了篮球在中国的关注程度以来，耐克就不再需要依靠中国本土球星来宣传它的产品了，它已经成功地在中国消费者中间建立起了对其西式的众星云集的赞助投资方式的普遍认同。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鞋并不是姚明或易建联的球鞋，而是洛杉矶湖人队科比·布莱恩特的科比五代战靴（Kobe V）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凯文·加内特（Kevin Garnett）的凯文球鞋（Kevin）。 

耐克中国的总经理魏翰霆（William Haitink）把耐克在中国的品牌知名度归功于耐克与一线球星的关系。他表示：“我们无法撼动的运动营销策略的优势就在于那些只有耐克才有的球员，比如科比、勒布朗和乔丹。”耐克在中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活品牌，它不仅代表篮球，还代表着年轻、活力与风格。据耐克中国的前销售主管陆海瑞（Terry Rhoads）说，运动鞋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已经成为考试成绩优秀的一种普遍的奖励。因此，花更多时间在学习上的青少年买得起高端的耐克鞋，而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由于没有父母的经济支持，通常只买得起低端的产品。 

李宁公司成立于1990年，是中国国内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它的品牌发展策略与耐克相似。在最近两年里，李宁与两次入选NBA全明星的拜伦·戴维斯（Baron Davis）和2010年NBA选秀大会榜眼埃文·特纳（Evan Turner）签约。虽然不像耐克那样拥有众多一线明星，李宁提出的丰厚合约却在寻求代言的NBA经纪人中引起了轰动。他们对李宁兴趣的提升，很有可能会帮助它在未来请到更知名的球星代言。和耐克一样，李宁主要利用它的产品代言来增加零售业绩，而不是为了发展篮球运动。但是中国运动用品公司似乎并不需要另一个姚明来提高销售额。

 NBA 在中国

篮球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国际化以及3亿篮球人口的吸引力最终把NBA带到了中国。NBA中国商业发展和营销伙伴副总裁杨东为（David Yang）说道：“现在，NBA节目在51个频道上播出，上赛季有10亿人观看，而在本赛季我们正要打破这个记录。”然而，NBA过去在中国并不这么受欢迎。NBA总裁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免费提供NBA的篮球节目给垄断的国营电视台播放，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总部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中国与NBA的关系在过去20年中有了显著提升，从那时起，NBA的策略就是通过一系列表演赛、巡回赛和训练营来发展这项运动。由于中国政府不仅控制着电视播放，而且直接控制着中国的职业球队，NBA指引中国市场和政府的脚步只能缓慢而谨慎。 

NBA和中国政府都希望篮球能在中国获得成功，但它们的各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把篮球视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而且，考虑到中国广大的被动观众，篮球也可以作为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的手段。而NBA则想利用中国巨大的商机，来获得它在美国拥有的一系列与篮球相关的收益来源，包括电视广播、数字媒体、商品销售、活动与篮球比赛。 

NBA一直以来都想在中国建立一个NBA的附属联盟。NBA副总裁亚当·席尔瓦（Adam Silver）表示，NBA正在继续和CBA商议，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但是，这样的一个联盟就代表着与CBA的竞争，并且会挑战中国政府对中国篮球发展的控制权。正如NBA中国首席执行官陈永正（Tim Chen）所说，“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NBA和CBA）都必须得有出色表现才能成功。”因此，NBA与CBA 的关系发展在目前主要还是围绕训练和球员发展计划进行，双方都在寻找机会增进与彼此的商业关系。就目前来说，由于在中国发展一个NBA联盟的目标不可能实现，NBA在确保它的倡议与中国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扩展其中国业务的其他方面。 

2008年1月，NBA建立其子公司NBA中国公司，实行本土经营，本土管理。自此，NBA中国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以及赞助、推广、活动和一家场馆管理公司，积极地建立中国业务。NBA中国现在占据了NBA海外业绩的一半，年收入估计在1.5亿美元到1.7亿美元之间。从2008年起，销售业绩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员工人数已超过150人，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均设有办事处。 

虽然NBA继续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力，中国的一些社会和政策问题却在限制篮球在中国的发展潜力。现有的鉴别和挑选有潜力的运动员的过程限制了中国篮球人才的挖掘，只有政府预计个子将会特别高的孩子才能够得到培养。除此以外，中国的教育大纲也把大规模开展体育类的课外活动排除在外。最后，中国用以支持职业篮球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发达，这也是NBA中国冒险开拓场馆管理业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有的运动员挑选过程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中国政府采用的是与前苏联类似的“终生”模式，就是在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鉴别出有潜力的运动员，把他们送去专门的训练学校，他们的运动成绩与学习成绩同样重要。这种模式意在利用中国在体育中的竞争优势——庞大的人口，以及由从小把体育当成一种事业的思想产生的高度控制。这些专门的学校采用的是一种严格的以训练为主的方法。许多中国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被稳定的政府部门工作以及孩子受到保障的医疗和教育所吸引，积极地让子女走上专业运动员的生涯。 

但是，据现在在广州一所公立体育学院执教初级课程的一位前职业篮球运动员说，中国现在的训练和择员过程仍然不够。一位匿名的教练表示，在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就鉴别人才的做法，并不足以预测孩子未来在篮球中的表现。而且每年挑选的孩子当中有大约一半还是靠关系，并不是凭借才能入选。因此，在这个体系中，这种依靠政府关系入选的孩子比例过多。 

除了官方的体育教育系统之外，中国缺乏其他非官方的人才培养机会，这进一步限制了年轻球员的发展。许多中国教练认为美国的球员发展网络——从美国青年篮球联盟到美国大学体育总会（简称NCAA）——培养出来的人才库要比中国的先进得多。虽然一些教练表达出了对于效仿以学校为基础的西方体系的兴趣，但他们仍认为在可见的未来，政府会是主导中国篮球的主要力量。 

最后，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只有一次机会来提升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中国的教育系统和以考试为主的大学入学机制过分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小学生的时间表上排满了英语、高等数学和中国文学的课外辅导。而体育，包括篮球在内，虽然人们普遍认同其能够强身健体，但与学业相比仍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学生的压力。在中国文化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有限，孩子需要赡养父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下，中国孩子通常会在政府或企业寻求低风险的职业，而不是追求对篮球的激情。陆海瑞认为这两个效应导致了在中国培养体育人才中遇到瓶颈。教育系统中没有体育，孩子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竞争并培养“比赛智商”，而“比赛智商”是在专门的精准训练中无法学到的。 

CBA 的成立

CBA以NBA为模型，是“有中国特色的篮球”。东莞烈豹篮球俱乐部（CBA南方赛区的一支篮球队）主教练和前中国国家队顾问布莱恩·古吉恩（Brian Goorjian）把这种不同的文化形容为“全心全职的专业精神”，CBA的教练对于球队有完全的控制权。两个联盟打球风格也有很大差异，CBA非常强调“练习成就完美”的中投准度。前《新闻周刊》记者和姚明传记作者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描述早期的CBA球员为“把打球作为一种艰巨责任的苏联时期的机器人”。 

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多努力，中国篮球运动要想在专业水平和国际水平上与其他国家竞争，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传统上，中国国家队在对阵亚洲其他队伍时表现不俗，但直到最近才变得可以与西方队伍抗衡。除此以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队在奥运会或者世锦赛中从未获得过比第八名更好的排名。最近几年的成绩也并不理想。在2009年男篮亚锦赛决赛中，中国队以52比70输给了伊朗这个篮球实力并不强的国家。这对于东道主中国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这也是亚锦赛历史上中国队第一次错失金牌。 

面对来自NBA的强大竞争压力，CBA正在努力维持它在中国市场中的地位。许多中国球迷更喜欢观看NBA，因为他们认为NBA打法更快、动作更敏捷，而且最重要的是，更具观赏性。为了提升打球水平，2007年CBA把每队外籍球员的人数限制从一个增加到两个。由于这些变化导致了2008-2009赛季的经营成本一路飙升，CBA亏损了1.15亿人民币（约合1700万美元）。此外，新规定更加凸显了中外篮球人才培养上的差距：每队的两位外籍球员占据了主导，以至于在2009-2010赛季只有曾经效力于达拉斯小牛队的Zhang Yiyi这一名中国球员在联赛中的个人得分排进了前20。

除了要在国内培养有竞争力的人才，在中国发展篮球运动的另一障碍是基础设施的缺乏。虽然中国政府承诺在全国建80万个篮球场，但是这些简单的场地完全达不到现代化场馆的要求，无法吸引球迷前来观看比赛，吸引宣传更是无从谈起。斯特恩总裁也表示，NBA要在中国更加活跃的一大障碍就是缺乏足够的设施。中国体育总局200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只有8%的体育场馆位于乡村和城镇，突出反映了城市的资源集中程度。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正在投资新建许多设施，其中一些与境外机构进行了合作，例如NBA和美国安舒茨娱乐集团（简称AEG）。 

政府的开放

面对长期的体育资金短缺和中国队一贯薄弱的表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逐渐开放了篮球运动，以接受外来影响，与中国向外资开放其他战略性产业的方式相同。1997年，中国发展有竞争力的国家篮球队的计划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中国队未能在世锦赛中出线，而且国家队和青年队在一系列的世界篮球比赛中完败。对此，中国在1999年召开了一次全国篮球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向其他国家学习，把他们发展职业篮球的经验应用到中国的情况中来。” 

2003年，中国篮球运动的管理机构中国篮球管理中心（简称CBMA）新主任李元伟前往美国学习NBA和NCAA体系。他用学到的知识来执行《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十年改革与发展计划》，希望把CBA发展成世界上第二大职业篮球联赛，并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篮球女队打进前三名，男队打进前六名。但是两支队伍都未能实现目标。 

中国男篮在2008年奥运会排名第八，在上届2006年世锦赛排名第十五，在2009年东亚运动会未能跻身前三。这些差强人意的成绩让中国意识到中国篮球需要更多拥有国际经验的教练队伍。中国国家队在2004年奥运会由美国教练德尔·哈里斯（Del Harris）带领，2008年由郭士强带领，到2009年又转为由美国主教练邓华德（Bob Donewald, Jr.）执教。邓华德曾带领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在2009赛季（为邓华德的第一个赛季）打入CBA四强，这是上海男篮八年内第一次打进半决赛。 

外国企业能够开始涉足中国篮球更加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领域吗？除了其媒体业务，NBA中国近期最显著的举措之一就是与AEG组建合资企业，在全中国建造和管理体育馆。总裁斯特恩将这一举动看成是进一步提升NBA在华业务的一种方式，并且可以为举办NBA规格的赛事提供必要设施。总的来说，中国人欢迎外国篮球企业的参与。一位广州的政府篮球教练指出，NBA致力于发展中国市场，中国篮球界对此印象深刻，他尤其提到NBA决定进口与美国球场使用的相同的地板，用在新建设的中国场馆中，以确保达到国际水平的质量。 

NBA中国成立时，五家战略投资机构向其注资2.53亿美元，共同持有NBA中国11%的股份，公司总资产约23亿美元。其中有多家有影响力的中国机构，包括中国银行、联想控股、李嘉诚基金会和中国招商银行。NBA认识到要在中国获得成功，就需要使公司目标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 

三年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窗口，并不能从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是媒体和赞助的增多、球迷兴趣的稳步增长以及科比·布莱恩特球衣销量的持续增加，都标志着NBA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尽管对NBA的策略有少数质疑之声，许多中国专家认为，为了促进长期发展，建立一个NBA附属联盟的前景是很重要的。正如陆海瑞所指出的那样，“媒体方面，NBA中国做得非常好，但是要吸引更多球迷和赞助，NBA必须有更多的直播节目。举办一些表演赛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只能刺激球迷的兴趣。如何让NBA参与到体制中来才是大问题。” 

NBA中国的CEO陈永正表示，“我们已经和CBA讨论过开展[合作伙伴关系]，讨论还在进行。目前还不明确它会是一个联合品牌联盟，还是通过举办一次锦标赛或一系列锦标赛体现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未来的计划，并不是近期的计划。”像姚明这样的投资人已经拥有和管理自己的CBA球队，虽然CBA本身仍归国有。2010年，美籍华人黄健华（Kenny Huang）投资中国篮球联赛（简称CNBL），他表示，“这是私有企业第一次有机会去改革中国的篮球联盟。”黄健华对于引进海外联赛成功的管理实践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他的公司将会与CBA共同管理CNBL。该联盟希望能比CBA对市场反应更快，更注重本地篮球人才的发展。 

过去，中国篮球官员担心出国的球员不会再回国打球，但是现在，他们鼓励球员到海外淘金。1999年，中国禁止王治郅去NBA打球。但是到2009年，已有五名中国球员进入过NBA，他们在进行选秀之前都曾在美国篮球学院接受过训练。此外，由于中国希望提升其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进入NCAA。2006年，中国与国际体育经纪公司（简称ISM）签署合约（ISM是中国国家篮球队的全球独家营销伙伴），每年与美国和欧洲队伍之间举办30场国际友谊赛，以此给中国篮球队增加比赛机会。 

将中国篮球从苏联式的计划体系过渡到一种商业化的大众体育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即便是最棘手的社会因素也正在发生变化。凭借篮球发家致富的故事吸引了许多年轻球员，也使得那些注重孩子学业的父母更能接受篮球。自2002年以来，姚明已经与休斯顿火箭队签署了两份总价值为9400万美元的合同。他的赞助费现在达到了1.5亿美元。把姚明的生活与早期职业运动员艰苦单调的生活相比，职业篮球生涯似乎突然变得有吸引力了。来自耐克这样的私有企业的赞助帮助学校建立娱乐篮球联盟，拓宽了陆海瑞描述的“人才瓶颈”。

这些变化会培养出另一个姚明吗？在2010-2011赛季执教中国国家队的主要候选人古吉恩认为中国的篮球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在我看来篮球是排在首位的团队运动。我们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影响，例如教练和训练营。中国把球员送到美国，送到澳大利亚，我们会开始从这些项目中看到一些成果。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从国外获得经验，并认真地对待篮球运动。” 

或许姚明只是加速篮球出口到中国的催化剂，即便没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巨星，人们对于篮球兴趣的自然增长也会带来收益。私有部门对于篮球运动的投入最终与快速放松的政府控制汇聚到一起。世界级的篮球运动在中国会成为一种观赏性项目，还是一种主权国家热情？到“有中国特色的篮球”的过渡是否能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Fay Bou, David Chen, Sarah Guo, Frank Han and Mark Liao, members of the Lauder Class of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