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引起了广泛争议，自由派对中产阶级数量的减少表示谴责，而保守派则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对艰苦的努力、事业心和冒险给予报偿。但是，在经济流动性（economic mobility）这一问题上，也就是在个人在提升自己收入的能力上，大多数人则都赞同：社会具有向上流动性是好事。
的确，保守派经常将经济流动性作为无需为收入不平衡的扩大感到担心的理由。只要人们有能力上升，那么有人非常富有，其他人处于底层是无关紧要的：经济流动性意味着人们不会被苑囿于人生的起点。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经济流动性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可实现。此外，各种研究也表明，经济流动性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降低，这预示着，在未来，人们要想从贫穷向中产阶级移动，或者从中产阶级向顶层移动，会变得更加艰难。
一个名为“经济流动性项目”（The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研究总结说：“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经济流动性比人们长期以来的想象要低。”这项研究由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美国企业研究院（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合作完成。“在最近30年中，中位数家庭的收入增长与之前的数代人比较起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此外，根据某些指标来衡量，实际上，我们是比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大部分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等——流动性更低的国家。这对美国是机会之乡这一观念发起了挑战。”
驱动经济流动性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美国拥有的一个最大历史性优势，一直是美国劳动大军引人注目的流动。”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理查德·贺林（Richard J. Herring）说，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地追求工作、教育和其他机会，这种地理上的迁移使得经济的运转更高效。他认为，那种能够让自己向上发展的能力是驱动人们迁移的关键动力。
“从历史上来说，这样的迁移可能源于我们出身于移民国家，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机会，移民来到了美国。如果东部的经济状况堪忧时，人们便会迁移到西部。”贺林补充道。“此外，人们的迁居也与公共教育的支出密切相关……但出于各种原因，近年来，这个传统优势已日渐式微。”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尼克莱·罗萨诺夫（Nikolai Roussanov）指出，经济流动性涉及到两个衡量指标。第一个是“绝对”流动性，即孩子们的财富与其父母相比如何。另一个是“相对”流动性，也就是孩子们上升到比其父母所在社会阶层更高地位的能力，比如，贫穷家庭的孩子上升到中产阶级。
尽管两种流动性都很重要，但是相对流动性更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被限制在自己的出生环境中，或者说，人们在多上程度上可以上升到更高的经济地位。经济流动性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流动性决定了一个国家是个“精英”（meritocratic）社会——人们靠努力来提高地位，还是个“幸运饼干”（fortune cookie）社会——人们的经济地位取决于运气，亦或是个“阶级分化”（class-stratified）的社会——即孩子们的经济地位最终往往与其父母的经济地位相当。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人一直将自己视为精英社会，但数据却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济流动性项目的研究结论是：“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在美国，高收入父母拥有的有利地位大约有一半会传给下一代。”该项研究指出：“这就意味着一个孩子未来的最有效预测指标就是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而这并非孩子能够掌控的。”
很显然，成功的父母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以及低收入阶层的父母通常无法给自己孩子提供的其他优势。普通家庭的孩子虽然可能因为懒惰、缺乏天资或者运气不好而失败，不过一般人都会从最初的帮助中获益。
通过比较孩子与父母的收入状况可以衡量跨代经济流动性，经济流动性项目在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比英国人的经济流动性稍高，但低于法国、德国、瑞典、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居民。在后四个国家中，人们的经济流动性是美国的四倍。
经济流动性项目进行的第二项研究发现，“在父母处于收入最低的20%阶层的家庭中，42%的孩子依然处在社会底层，而在父母处于收入最高的20%阶层的家庭中，有39%的孩子依然处于最高收入阶层。”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被列为“向上流动”之列，即他们的经济收入绝对值比父母要高，同时能够登上更高一级的阶层。
妇女财富的增长
另一项研究通过回溯1937年的税收数据发现，虽然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流动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相对稳定，但依然发生了深层次的重要变化。在最近几十年中，男性的经济流动性有所下降，而女性的财富则有所增长。不过女性的数据也可能是受到了女性离家外出工作增加的影响。
另外，经济流动性项目还发现，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白手起家”的故事在真实社会中并不多见。“在父母处于收入最底层的孩子中，只有6%的人上升到了最上层。”
造成经济流动性提高或降低的原因何在呢？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越显著，经济流动性越低。罗萨诺夫指出，收入金字塔越扁平，从收入最低的20%阶层上升到上一个阶层所需的额外收入也越少，如果收入金字塔更陡峭，那么，同样的上升就需要更多的额外收入。这个观点有助于为欧洲和加拿大更高的经济流动性提供解释。“欧洲社会是否真的更具经济流动性尚不肯定……因为他们的收入分配结构更扁平。”罗萨诺夫谈到。
大部分专家都认为，虽然其他因素也发挥作用，但很显然，美国的收入差距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月12日，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经济学家、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发表演讲时引述的数据表明，收入差距的增大与缺乏经济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在该项研究涉及的十个发达国家中，按孩子上升到高于父母层次的成功率来衡量，美国的收入不平衡程度最高，同时经济流动性最低。收入不平衡程度最低的国家——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同时也拥有最高的经济流动性。
从1947年到1979年，美国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率大体相同，克鲁格引述的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阶层的年收入增长率为2.5%，收入最高的20%阶层的年收入增长率为2.2%。而从1979年到2010年，收入最低的20%阶层的收入年增长率降低了0.4%，而收入最高的20%阶层的年收入年增长率则上升了1.2%。1970年，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占所有家庭的比例大约50%，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则仅为42.2%。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数据显示，从1979年到2004年，收入最低的20%阶层的实际税后收入增长了9%，收入最高的20%阶层的实际税后收入增长了69%，而最富有的1%阶层的实际税后收入则增长了176%。
克鲁格在引述一项对经济学家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时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收入不平衡愈演愈烈的最大因素，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减少了对没有使用计算机的技能和其他高水平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其他因素还包括：国际贸易、以通货膨胀调整后最低工资的降低、工会力量的减少和移民的增长。此外，布什时代削减收入税、资本利得税和房地产税收的政策，也使最富有的美国人更加富有。克鲁格指出，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比美国更多的累进税制度，这些制度有助于让收入金字塔更趋扁平。
贺林和罗萨诺夫谈到，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也受到了教育减少的损害。贺林谈到，“在教育成就的几乎所有方面，美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同等国家……教育的标准已经显著下滑。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便是大学毕业生，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攻读科学和工程学学位。”
罗萨诺夫补充谈到，这种情形的背景是“教育溢价（education premium）已经提高了”，这意味着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人获得薪酬较好工作的机会更少了。“毫无疑问，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教育制度，尤其是初等教育制度，已经日益恶化了。”贺林补充谈到，过去几年来，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为经济流动性的降低问题雪上加霜。不但有数百万人失业，或者比危机发生前挣钱更少，而且很多人还因为无法卖掉自己的住房而被困住了。
“美国的经济衰退之所以比其他大部分国家都短的原因在于，有证据表明，当美国工人失业时，他们有迁移到有工作机会的地方的强烈意愿。”贺林谈到。“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意味着很多本想迁移到有更好工作机会地方的人，现在则被困在了他们无法卖掉的住房中。据推测，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克鲁格在演讲中谈到，因为美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增长，所以，将来的经济流动性会进一步降低。“换句话说，最近25年来，美国收入差距增长的结果就是，收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从父母传给孩子的情况增加了四分之一。”他指出。“看到这些数据，我们对收入差距的不断增长将危及机会均等感到担心。一个人的父母是谁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似乎在不断增加。”
坍塌的基础？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向上移动是核心价值观，也是“美国梦”的基础。但是，收入不平衡和渐趋降低的经济流动性纠缠在一起，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未来感到悲观，并对下一代人在经济比上一代人是否能更成功感到怀疑。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指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07年3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同意这种表述，这一比例比2002年增长了8个百分点，‘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现在确实如此。’”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无法取得成功，那么，这种心态会如何影响他们在工作以及获取其他致富能力——比如，技能训练和上大学等——上所付出的努力呢？人们被束缚在收入阶梯的底层意味着他们的才能会荒废——革新者、研究人员、创业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及政治领导者会被忽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和经济流动性水平的不断下降，会促使消费者借贷更多，以维持他们希望的消费水平，从而助推了房地产泡沫这类事件的发生。不过也有人认为，当中产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而贫穷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时，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消费者需求则会减少。
克鲁格“粗略”计算的结果表明，从1979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比国民收入增长了13.5%，在2007年达到了大约1.1万亿美元。与全部人口10%的储蓄率相比，富人会把增加的财富的大约50%用于储蓄，从而使得年消费量减少4，400亿美元。虽然他承认这个数据尚可质疑，不过他认为，“这些计算很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不断上升的收入差距造成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那么，经济就会以更好的状况运行，总需求也会更强劲。”
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和经济流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政治上存在争议。保守派认为，削减税收和减少监管能刺激经济的增长，从而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富人都能从中获益。自由派人士则指出，布什的削减税收政策并没有带来这样的效应，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更高，可经济增长更快，经济不平等的水平也更低。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有助于人们经济地位的提升，即便他们的父母身处经济最底层。
贺林和罗萨诺夫建议说，美国应该加倍对教育的投入。“受教育更少的劳动力流动性必然更低，因为他们缺乏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灵活性。”贺林谈到，“劳动力流动性的降低，会造成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会形成一个没有多少人喜欢的社会形态。
“尽管如此，美国是拥有特殊流动性的机会之乡这一观念已被美国和全球广泛接受。”他说道。“这是激励人们努力做到最好的重要价值观，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为其提供支持，这一价值观就不能长久延续。这一价值观能否延续下去，取决于对教育制度的修复，但似乎没人愿意也没人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罗萨诺夫补充说：“我们不希望人们只是因为不够走运的出身就被困在贫穷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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