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路人可能会轻易地误将这家颇具创新性的研究性机构的总部当作很多工厂中的一个。在深圳市破旧的港区盐田区，这栋依山而建的建筑在几年前还是一间工厂，而现在则云集着寻求在生物科技领域取得下一个突破性成果的年轻科学家。
尽管外观很低调，不过，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BGI，以下简称“深圳华大”）的总部在生物医药界已经颇为有名。该研究院于1999年创建于数百英里之外的北京，在2007年搬迁到深圳之前，就已经在全球生物技术领域有所建树。来到深圳之后，深圳华大吸吮着这座城市——中国最年轻也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创造力汁液。
虽然已经冲破了北京这个被企业认为颇为沉闷的环境，不过，深圳华大目前依然面临着人力资本的严峻挑战——要想保持其业界的领先地位，就要成为全世界的科学家所乐意选择的雇主。“我们处于一个新兴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深圳华大副院长王俊在6月出席于深圳举办的一个生物技术研讨会时谈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吸引和培训真正的专业人才很困难。”该研究院共有3680名员工，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员工在深圳工作。
深圳华大的忧虑并不罕见。当地很多其他行业的高管也发出了同样的叹息。大约1，000万的总常住人口使得深圳成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近年来，许多知名公司选择在深圳建立总部。作为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深圳正在与上海争夺资源。目前，吸引外国人才不但对王俊这样的企业界人士是当务之急，而且也是深圳官员的要务。
就像珠江三角洲——对中国的出口经济繁荣可谓居功至伟——的很多城市一样，深圳的局面也发生了改变。虽然以前的经济支柱——一大批廉价服装、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玩具和其他出口产品——对这个城市依然很重要，不过，随着深圳和广东省其它城市变得越来越富裕，加之传统低端制造业的成本日趋上升，城市之间为吸引更先进的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型企业而展开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这样的竞争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向附加值更高、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其中，解决技能差距成了关键所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深圳启动了大胆的行动。深圳市政府于今年4月出台了“孔雀计划”（Peacock Plan）以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深圳附近的其他城市——佛山、广州和东莞——也推出了吸引人才计划，但是没有像深圳市这么雄心勃勃。孔雀计划将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80～150万元的奖励补贴。从2011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将在未来5年每年投入3～5亿元，用于海外高层次人才配套服务和创新创业专项资助。
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产物。就在3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人口只有20万的小渔村，笼罩在南面生气勃勃的港口城市——香港——的阴影之中。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即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宣布对外开放政策之后，深圳已经从赤贫变成了巨富，现在是很多声名卓著的公司的大本营，包括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互联网服务商腾讯公司，以及电池和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等。此外，深圳同时也是各类海外公司的基地，比如，台湾的富士康公司（Foxconn）在深圳设有生产基地，其中之一为苹果公司（Apple）制造iPhone手机；法国汽车制造商标致汽车公司（Peugeot）最近在深圳与长安汽车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
另外，深圳作为创建企业最佳城市之一的声誉也在日渐增长。连续两年，深圳都击败了中国的其他大约300个城市，被位于香港的非营利机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China Institute of City Competitiveness）”评为“最具创新性”的城市，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和广州。“深圳是个非常开放的城市。”深圳华大外联部负责人杨必成（音译）最近在陪同来宾参观时谈到，“这个城市鼓励创新，而且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从实验室到市场
然而，有专家认为，孔雀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能否认识清楚打造创造性企业所必须的能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认为，第一步就是识别创新的“硬件”部分（比如，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与“软件”部分（比如，构建和激励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文化）的差异。在谈到“硬件”投资时，他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将创想从实验室引向市场的社会认知、政治认知和文化认知”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落后“非常显著”。
去年，中国在全球研发投入中的份额达到了12.3%，自政府于2006年推行“自主创新”的发展政策以来，中国在全球研发投入中的比例一直在稳定增长。在其他方面，这个国家也正在赶上来——专利申请总数一直在持续增长，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依然还是低质量的专利。此外，本土大学授予的科学和技术博士学位也越来越多。然而，中国目前的创新主要还是“利用设计方案，更便宜而且更快地生产一种产品。”西格尔谈到，“现在，大部分动机都旨在复制其他市场的创新、尽快推出产品以及将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本地化。”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新之所以在中国不会很快出现，是因为“这里的研究环境不倾向奖励原创，以及不鼓励挑战权威。”他补充谈到。
与其他国家比起来，在中国，大学的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断层也更大，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创新研究教授柳卸林谈到。“政府的很多钱都投到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上面，但是，它们完成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却相距甚远。”
“对于这些研究机构的大规模投资，与（这些机构研究的）所产生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断层。”位于夏威夷的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研究员蒂特·恩斯特（Dieter Ernst）谈到，“中国重点大学的高层非常清楚怎么做才能消除障碍，从而使创新的‘软件’部分得以发展，那些担任大学管理职务，同时也在相关研究机构工作的人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将这些信息有效传递到（政府的）更高层却困难重重。”
召唤外国专家
至于说深圳，“这里确实存在着人才的短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PKUSZ）人力资源部经理刘洋（音）表示。她认为，深圳的计划“从短期来看很好”，因为对正在找工作的研究人员来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可能使中国成了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不过她也坦承，“在美国等地，依然有更好的环境适合于创造性工作。”
在她看来，无论是利用这些资金帮助减少雇主的人头费用，还是用于留住现有的学者，目前判断教育机构将如何从孔雀计划中受益还为时尚早。她还谈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初步招募计划主要瞄准“中国的海归派”，比如在海外学成归来的中国专家。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科学研究部的负责人孟毅（音）表示，在5月进行的第一轮申报中，该大学只有两位教授申请了孔雀计划的津贴，两人都是中国国籍，都曾在国外学习，都不是该计划中所针对的外籍人士。
观察人士指出，改计划执行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让外国人才的兴趣大减，这就是：申请人必须用汉语提交项目建议书，而且要在由深圳政府组建的一个委员会面前答辩。还有人对中国有关政策的执行力度表示关切，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深圳华大的杨必成认为，如孔雀计划这样的政府计划，还并非该机构人力资源策略的重点。虽然该研究院曾得益于其他公共资助项目。在2008年，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一个基因测序项目参与全球人类基因计划后，深圳政府注意到了这家公司，并为该公司现有的场地提供了免租金待遇，其后的两年，分别为该公司的设备和研究提供了310万美元和460万美元的补助。
深圳华大根据孔雀计划为一位外国研究人员提交了一份申请，不过，这位研究人员已经是该研究院的员工了。杨必成表示，深圳华大延揽人才基于这样的假设：吸引顶尖科学家和创新人才的最佳方式，并不能仰赖政府的资助，而是要让该机构在本专业领域享有全球性的良好声誉，这样，“如果你确实想在中国进行重要的研究工作，你就会到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来。”截止到目前，深圳华大的人才战略一直是通过与大学的协作以及提供实习机会的方式吸引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深圳华大在深圳有大约3，000名全职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有12位外国人。该机构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学者和研究人员长期任职，以增强公司已经建立但规模尚小的外国顾问群体。在深圳华大工作近一年的来自英国的斯科特·爱德蒙斯（Scott Edmunds）是研究院于去年推出的科学杂志GigaScience的一位编辑。他表示，除了其他问题以外，签证的官僚主义繁文缛节，以及生活质量等问题，也是这类中国研究机构吸引全职外国研究人员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中国还面临着来自美国、印度以及邻近地区香港在人才领域的激烈竞争。
即使中国不能吸引到顶尖级的创新人才，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是能吸引到某些国外人才的。”西格尔认为，“但是，这些计划的长期影响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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