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塔勒布畅谈“黑天鹅”的世界

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是位文学评论家、对冲基金经理、衍生品交易员以及纽约大学理工学院(The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风险工程教授。不过近来,他却以《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一书作者的身份而广为人知。最近,作为哥德斯通论坛(The Goldstone Forum)的一部分,塔勒布拜访了沃顿商学院,期间,与在沃顿商学院攻读MBA时曾教过自己的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理查德·贺林(Richard Herring)就中东、石油供应、期权投资、美国经济、美元、医疗保健,当然还有黑天鹅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以下内容即为本次对话的剪辑:

理查德·贺林: 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没在这里见到你了,不过,我们的确一直都能读到有关你的消息……就谁有能力以及谁无能的问题,我们所了解的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多,你的第一本畅销书——《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就很好地提醒了我们。没有什么比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的这场危机更真切的例证了。在这场危机中,很多人被人们认为具有超凡的能力,他们也获得了巨额的奖金,可结果却表明,他们给我们造成了损失,而不是利润,他们不过只是走运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不过,你思考的是一个更早的时代,是评价谁擅长金融管理的问题。

塔勒布: 是的,实际上,《随机致富的傻瓜》一书论述的远不只是金融问题,它讨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取样误差”(sampling error),我们无法确认人们的能力。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知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是个很容易矫正的问题。我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黑天鹅”的问题,解决起来要困难得多。

我们可以解决“随机致富的傻瓜”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对某些情况可以持怀疑态度。当然,我说的是比金融问题、比管理问题更普遍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一位将军赢得了一场战争,那么,是因为他非常出色呢,还是只是走运而已呢?的确,你可能鸿运当头——尤其是当你身处交战状态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比金融问题要宽泛得多。但是,这个问题也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很多人都提出了这类解决方案。

而“黑天鹅”的问题则要棘手得多,也深刻得多,而且也没有无需对制度架构进行全面修葺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让人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吃尽苦头的原因。

贺林: 正好相反,我认为,至少在让人们理解基本原则方面,你确实做得非常成功。我曾听到与金融行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问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黑天鹅’吗?”从这一点而言,你的这本书可谓居功至伟。因为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的确非常难以领会。

塔勒布: 确实是这样。不过,我一直在努力阐释“黑天鹅”的要点,那就是:在某些环境中,罕有事件就是无法预测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可以预测“黑天鹅”,可以利用精妙的定量分析找到答案。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理解这个理论,因为我们就是无法预测“黑天鹅”,所以,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要想更强壮,我们就必须重建制度,同时重新思考我们的战略。

贺林: 是的,这一点与你为我们《已知、未知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的不可知性》(The Known, the Unknown, and the Unknowable i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一书撰写的稿件是一致的。

塔勒布: 我们很难跟随指引我们进入这一地带的地图。你必须要避免局面衰败得过晚;你必须要避免债务,因为债务会让整个系统更加脆弱;你必须在某些方面增加过剩。此外,你还必须要避免“最优化”(optimization),对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与你从投资组合理论中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背道而驰的……我对任何形式的最优化都一直非常怀疑。在“黑天鹅”的世界里,最优化是不可能的。你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降低脆弱性,并变得更加强健。你可以进行试探,但是,并不存在最优化的法则。我希望自己最终能阐明这一点,因为我到目前还没取得成功。虽然人们在讨论“黑天鹅”,可是,他们并没有谈到强健,这才是“黑天鹅”带给我们的真正教益。

贺林: 我同意你的观点,你激发了人们对“黑天鹅”现象的兴趣,人们也一直在着力寻找这种现象。但是,弄清怎么做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来激发人们的兴趣,起点就是确定哪些东西是脆弱的,哪些东西并不脆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太阳能并不是脆弱的“黑天鹅”,但我们刚刚发现,核能却是“黑天鹅”。一百万年一遇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在过去的六个星期中,我们似乎看到,很多“黑天鹅”飞过了我们这个世界。你对中东问题深有研究,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在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发生的政治革命“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视为“黑天鹅”呢?

塔勒布: 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还不是“黑天鹅”。对那些对中东问题深有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事件是可以预见的。它们顶多不过是“灰天鹅”,也许是“白天鹅”。在你们出版的那本书中,我与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合写的《疯狂的随机性vs. 温和的随机性》(Wild vs. Mild Randomness)一章论述的观点之一就是,在进入疯狂的随机性状态之前会发生什么。你会发现,一个很长的平静时期会不时被疯狂的混乱所打断……在《黑天鹅》一书中,我将沙特阿拉伯当作了典型例证来讨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问题,同时,也谈到了“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人们认为,因为20世纪银行法规的出台,经济波动已经终止。)的问题。我将意大利与沙特阿拉伯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与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相比,意大利是个温和随机性的例证,前者则是疯狂随机性的例证。战后,意大利的政体发生了持续60年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却是不合逻辑的……这个国家是不时出现“噪音”的经典例证。噪音颇具意大利风格,所以,也是优雅的噪音,尽管如此,也终归还是噪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则一直保持政治制度不变。你或许会认为,它们是很稳定的,但其实不然。你一旦掀开盖子,它们就会发生爆炸。

金融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让我们来看看银行的投资组合。银行的运营环境看似非常温和——这就是“大稳健”时期,可后来,整个行业发生了“爆炸”。

贺林: 我也认为,人们都知道,中东地区很容易爆发混乱,其原因就在于人口的统计学特征,它们的人口非常年轻,失业现象颇为普遍,此外,人们对收入分配非常不满,政权也“患上了老年病”。但是,弄清这些事件如何展开,弄清在突尼斯的一个市场有人自焚会引发普遍的抗议,实在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认为,以任何方式来预测这些事件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依然不知道这些事件会如何结束。

塔勒布: 确实如此,实际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去弄清“催化剂”是什么,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而是应该努力辨识容易遭受攻击的环节。比如说,一座桥梁是脆弱的。我无法预测哪辆卡车会将这座桥梁压垮,所以,我必须从桥梁的结构形式进行更多的观察——物理学家将其称之为“过滤法”(percolation approach)。你需要研究的是个整体,而不是研究组成部分。你知道,在金融领域,我们会研究“随机行走”(random walk)理论。物理学家会利用过滤法进行研究。他们研究的是整个区域,而不是一个醉汉四处游荡的轨迹,他们会研究整个区域的进化过程。所有事物都处于动态之中,这就是过滤法。

之后,你要学会不去预测哪辆卡车会压垮这座桥梁。但是,你也可以通过观察这座桥梁说:“哦,这座桥的基础不好。这个桥墩还好,这一个的基础则需要强化。”依据强健的理念,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

贺林: 我们再回到中东地区的问题上来,你建议人们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呢?

塔勒布: 我倒宁愿它们有些动乱——我指的是有形的动乱,因为“噪音”可以就此浮出水面。压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个非常糟糕的想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生活了14个世纪。我们都知道,你不应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而是让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事实上,你可以据此加固体制。这就是“九头蛇效应”(hydra-affect)。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反脆弱”(anti-fragility)。所以,你应该让每个人都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把这个进程搞得热热闹闹的。就像人们去健身俱乐部一样——那是个令人痛苦的经历。至少对我来说,去健身房并不是很让人愉快的经历。但是,它能让你变得更强壮。不是吗?因此,你应该让人们发出“噪音”,因为如果你长期压制这些“噪音”,那么,局面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想揭穿的第二个神话就是革命。最近,我阅读了几本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我认识到,脆弱的环节并不是饿肚子的下层社会。你只要给他们一点儿面包,他们就心无旁骛了。真正的危险是期望受到挫败的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比如,沙特阿拉伯的上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他们被剥夺了权利,对王室极端愤恨,因为他们每天都能遇到王室成员,而下层阶级则没有这个机会。巴林的情形也一样。这个国家并没有经济上的问题,可是,它有一个自认为受到政治制度压制的上中产阶级。如果他们心怀愤恨,那么,通常情况下,类似于法国大革命一样的革命都会来自这个受过教育的上中产阶级。

贺林: 他们觉得自己被禁锢了。

塔勒布: 确实是这样,他们觉得自己被禁锢了。因此,他们心怀怨恨,他们心怀妒忌。这就是将最终威胁沙特阿拉伯的因素。人们都在谈论,国王和王室家庭成员有7,000到1.5万名亲属,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属地。严格说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个人钱包就是公共资财。如果你是上中产阶级的一员,你对他们的怨恨之情也会日渐增加。这就是这个国家最脆弱的环节。

贺林: 根据你对沙特阿拉伯脆弱之处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在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投资,如何考虑石油供应问题以及军事同盟问题呢?

塔勒布: 我认为,来一场石油危机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接受教育,从而最终抛弃这些愚蠢的汽车。我们有很多的替代资源,可就是人们太懒惰了。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增强“反脆弱”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某些东西而从疯狂的随机状态走向温和的随机状态。就像“毒物兴奋效应”(hormesis)一样:你给人们一点儿毒药,他们会变得更强壮。经济生命不是因为救助而是因为破产才变得更为强壮的。

进化靠的不是救助,在自然界,并不存在救助,只有竞争和自然选择。所以,你应该提供一些紧张性刺激,并利用这些紧张性刺激来强化制度。石油危机对我们的压力还不足够大,从而,造成了一种可怕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受人道主义力量的驱策,美国政府在利比亚扮演了一个伪善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却支持沙特阿拉伯的王室,从本质上而言,我们甚至可以给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名字,那就是:一个部落在统治一个地方。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不稳定、政治制度最倒行逆施的国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石油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其行为来看,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精神分裂症”。因此,我们需要来点石油危机。

贺林: 我们需要的还不止是一场石油危机,不是吗?因为我们以前也曾经历过……事实上,欧佩克(OPEC)刚一增加石油产量,石油的实际价格就会变得更低。所以说,寻找替代能源的动机尚不存在。

塔勒布: 我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你认为,我们最终能摆脱对来自地层深处的这种令人厌恶的黑东西的依赖吗?

贺林: 希望能。但是,考虑到我们构建这个社会的方式的现实——遥远的郊区以及联通一切的州际公路,我们很难弄清应该怎么做。我们无法从基于石油的经济中迅速找到替代资源。不过你说的绝对正确,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塔勒布: 这就是依赖单一资源以及单一产品,而不是依靠多种资源和多种产品的脆弱之处……很显然,使用石油是最优的选择,但也是更危险的选择。我的新书就对最优化给予了关注;在100个最优化选择中,几乎有99个选择都会让你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更脆弱。

贺林: 是的,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大头针工厂”(pin factory)的不足之处。你越专业化,你的运营就越有效,但是,面对某些动荡,你也会变得更加脆弱。

塔勒布: 当一家公司变得日益专业化时,它的运作状况也会越来越好,资料看起来也会更好。但是,你面临的潜在危险也会不断增加。所以,当你面临某个问题时,你便会不知所措,可在其他情况下(意指非专业化),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当然,你为此会经历更多的波动,可你也更强健。

贺林: 所以,你主张在可选择的事物(option)(在英文中,option既指可选择的事物、选择权,也指期权。——译者注)上投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需要哪一个?

塔勒布: 正是这样。我的“反脆弱”理论就是一个“多头期权”(long option)……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做期权交易员开始的。作为期权交易员,我曾几次退职,以期归纳自己对期权的想法……我将这个世界视为“中性期权”、“多头期权”和“空头期权”。当你持有多头期权的时候,你就会喜欢混乱。这种产品喜欢混乱,喜欢反复无常,这就是当时让我深受触动的一点。

贺林: 如果你是一位“波动交易者”(volatility trader)(意指利用价格的波动,靠频繁交易获利的投资者——译者注),就没有什么比价格稳定、市场平静更糟糕的事情了。

塔勒布: 确实如此,如果你是一位“波动交易者”,或者你持有多头期权的话,事实确实如此。决定某种期权价值的首要因素,并不是“即期价格”(spot price),而是“基础价格”(underlying price),是波动性,对远期期权而言更是如此。不确定性能让某种期权获益。很难和人们解释清楚,为什么有些系统喜欢不确定性。进化喜欢不确定性,经济生活也喜欢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对此却不甚了了。

贺林: 举例来说,目前看来,如果说有一个事物看似已将政治家“套牢”的话,那么,这个事物就是就业率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失业状况看起来有所改善,可是,就失业率到底是真的得到了改善,还是只是心灰意懒的工人更多了,现在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争论。

塔勒布: 我们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只是为了更多的金钱而仰赖印钞机。你的课税基数提高了吗?根本没有,否则,你就不会有1.3万亿美元的支出了。所以说,我们不过是在用数字自欺欺人而已……

到头来,你还是要为这种虚假的增长买单的,这种增长有些像“麦道夫”(Madoff)式的增长。真的是增长吗?是的,看起来很像是增长,但如果你将为这种增长必须买单的可能性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增长。

贺林: 几个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走过的道路便是越来越多的债务。

塔勒布: 是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状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希腊和爱尔兰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他们正在大声争吵,同时,他们也正在就这些问题开展工作。可在这里,国会的人现在会为600亿美元争吵吗?还有他们说明赤字的方式——其中有些确实是赤字,而有些则是投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拿出1.5万亿美元。

贺林: 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在这些数字背后,他们还有一种非常可笑的计算方法,特别是医疗保健计划。

塔勒布: 确实。我们还有隐藏性负债,还有隐性的不确定债务。作为期权交易员,我们都知道,当你卖出一个期权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债务,尤其是当你卖出的是实值期权的时候,即便你采用的会计处理方式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我们比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欧洲的全部赤字只有我们的一半。人们可能忘了,欧洲还有德国这个中心,欧元区也包括德国。

贺林: 只要德国愿意开支票,它们就没有问题。

塔勒布: 是的,只要德国身处核心即可。所以,如果你必须稀释国内生产总值,就要稀释到能得到广泛接受的6%或者7%的水平,稀释到什么水平取决于你的谈话对象是谁。因此,欧洲那些数字只有我们数字的大约一半。我对欧洲并不怎么担心。亚洲和“金砖四国”(BRIC)不但都做得很好,而且它们也更强健。

贺林: 日本的状况怎么样呢?

塔勒布: 很显然,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说,日本面临着一场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灾难。

贺林: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也一样。

塔勒布: 可现在,他们又遭受了地震,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日本有把汽车卖给我们的独享优势。他们拥有庞大的政府赤字,这也是脆弱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他们能获得资金,他们有很高的储蓄率来消化这些赤字。所以,他们的情况没有什么问题……可在这里,我们却一无所有。我们的情况与日本并不相同,因为我们不但有庞大的政府赤字,而且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个人储蓄的不足还让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

贺林: 有人认为,我们的问题与德国和日本的问题之所以大相径庭,部分原因在于德国和日本一直奉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策略,直到它们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世界其他国家无力接受它们的出口产品为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它们可以依靠的最后买家。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缺乏预算控制的良好借口,不过,这种情形确实为问题在基本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解释。

塔勒布: 很可能是这样。(出口导向型的增长策略)能让你暂时摆脱困境,可到了某些时候,这种策略就不灵了。

贺林: 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它也一直在追求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到了某些时候,为了保持稳定,它也必须取得国内增长的平衡。

塔勒布: 确实如此。不过,我关注的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美国必须为明年筹集1.5万亿美元,对吧?我们必须得找到买主。我们有一些国内储蓄,当然,也有人愿意花费,是吧?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能还会购买一些。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买主了。所以,人们就得要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再次施行“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了。

贺林: 我们正在针对银行制定一系列法规,要求它们购买债券,这些法规在世界上引起了某些不安。

塔勒布: 是的,这些法规不是让它们借贷(而是要购买债券)……我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失败的选项”,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买主,所以,他们必须“另辟蹊径”,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游戏玩下去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明白这一点的,不过,我们可以对它们说:“没错,可我并没有干涉货币。”

贺林: 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经历一轮“硬着陆”。

塔勒布: 绝对是这样。我们会被突然惊醒的。在我的新书《反脆弱》(Anti-Fragility)中,我探讨了几个问题……你一直在不断推迟爆炸的时间,但是,你推迟得越久,局面越糟糕。不过,我们也有解决方案。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切除”。将“癌组织”切除干净。

贺林: 可我们有这么做的政治意愿吗?

塔勒布: 没有。另外,我们还面临着“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已经渐渐蔓延到了银行家的层次,而他们比以前更为强大了。政治家也会如此。所以说,道德风险已经弥散到了我们的整个体系。这个问题源于代理人问题。今天,这种代理人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尖锐了——比如,为银行家支付数额越来越大的红利,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处理,也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人们就是不愿意“切除”,我和一位合作者曾研究过名为“医源性”(iatrogenics)医疗费用问题……当人们最终认识到,如果将医疗费用削减一半,实际上,人们的寿命可能会更长,这时候,一种解决方案便可能出现。我们可以先行对照一下公共医疗的状况,之后,再对我们称为“医源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因为“非急需手术”(elective surgeon)以及类似的治疗才是医疗费用的去向。

贺林: 另外,很多花费都用在了人们生命的最后三个月,这些花费对社会和病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塔勒布: 是的,确实没有什么好处。这种治疗只是让病人煎熬更长的时间。我们的医疗费用很高,可是,其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实际上让病人的状况更恶化的治疗上,我们来看看他汀类(statin)药物的例证。如果你很健康,那么,你服用他汀类药物显然有益于你的健康,但是,如果你患有严重的疾病,那么,这种药物就像是“卖空期权”,药物的副作用就像“卖空期权”一样。这种“空头期权”的价值是不可见的,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你也可以考察一下癌症治疗的问题。我们知道,乳房X光检查(mammogram)的研究表明,如果某个人患有严重的癌症……我们完全可以不处理癌组织,比起采用治疗手段来,这么做并不会缩短病人的生命。所以说,癌症的治疗有其“平均转效点”(breakeven point)。癌症治疗是个敏感的问题。但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医院员工罢工,“非急需手术”被取消了,病人再也没有回到医院接受治疗,可他们都自行痊愈了。自然的力量疗效更好,而且副作用更少。因此,削减这部分费用以及削减军事开支可又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贺林: 但是,这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在预算中还没有足够的自由支配资金来处理这个问题。

塔勒布: 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必须四处去游说。

贺林: 就“硬着陆”之前我们还有多长时间的问题,你有什么感觉吗?

塔勒布: 没有。你是说发生拍卖失败或者发生恐慌之前的时间?

贺林: 是的。

塔勒布: 我不清楚。但是,经历一场适当的恐慌或许真的有好处,因为到那时候,人们便会认识到,自己无法像今天这样免费借钱了,因为除非有巨大的回报,否则,人们是不会买你的债券的。这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合情合理的后果。

贺林: 很有趣的是,即便到了现在,人们还在将货币兑换成美元,我想,这是因为储备货币具有两个属性。我们在其中的一个属性上做得很好,另一个则不然。属性之一就是流动性,在营造美国长期国债市场方面,我们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价格的稳定性目前则面临着切实的风险。

塔勒布: 人们一直在使用的货币是金属,也就是白银和黄金,白银比黄金更多。

贺林: 还有瑞士法郎。

塔勒布: 是的,还有瑞士法郎、北欧货币以及加拿大元。美元是最后一个。

贺林: 但是,即使在美国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美元的流通数额依然颇为可观。

塔勒布: 是的,人们有一种分配美元的习惯——比如,把这么多美元投资这个,把那么多美元投资那个。所以,美元一直有自然而然的流通。再加上阿拉伯国家也会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否则,人们就不会和你玩这个游戏了,对吧?

贺林: 如果你把数额如此巨大的资金转来转去,那么,你可以选择的方式是很少的。

塔勒布: 的确如此。人们储存金钱的可选方案非常少。不过,即便如此,美元比包括欧元在内的其他货币也更弱势。现在,美元对欧元的汇率是1.42,欧元的汇率比几个月之前的水平上升了很多。

贺林: 虽然欧元很强势,不过,它可能还是脆弱的。

塔勒布: 确实是脆弱的。唯一更强健的货币就是没有政府身在其中的货币。我不知道哪种选择是最优选择,我不知道黄金是不是最佳选择。黄金比一组恰当的组合更脆弱,我将这个组合称之为“价值存储库”(repositories of value)。

贺林: 是的,我认为,你的观点非常正确。因为至少(“价值存储库”中的东西)都有良好的工业用途,它们的价格也有坚实的基础。

塔勒布: 我们中年龄较大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发生的情况,那是我即将进入沃顿商学院读书的时候,黄金让中东地区的很多人“遍体鳞伤”。在那之前,黄金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优化的“价值存储库”……所以,我们必须对“价值存储库”持谨慎态度。

贺林: 所以说,你的建议同样是要有很多种选择,要多元化。

塔勒布: 正是这样,要有很多“可选择性”(optionality)。比如说,我就不喜欢购买黄金,但我会购买黄金期权,或者购买以黄金作为基础的商品,因为说到石油,其销售收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开采成本和炼制成本。

贺林: 这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一定会像“黑天鹅”的观点那样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的。因为它让每个人——曾经严肃思考过“黑天鹅”的每个人——都会思考:“对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塔勒布: 是的,我会用别的措辞表述事物。“黑天鹅”最初就是个“空头期权”的概念,对吧?这种事物是你的“空头期权”,那种事物是你的“多头期权”。可现在,我认为,我可以用“可选择性”这个语汇来阐释这种观点了。为此,我必须找到恰当的英语词汇,以便向非期权交易人员解释清楚“可选择性”的观点。

贺林: 是的,这正是你一直都很擅长的。

塔勒布: 我希望这次能取得成功。

贺林: “黑天鹅”的观点已经进入了公众的俗语范畴,其中也包括那些可能根本就没读过这本书的人,其程度确实令人吃惊。这个词汇是出自严肃经济学著作并在全世界都获得广泛流行的几个词汇之一。我们很难找到一份不以某些方式提及这个词汇的报纸。所以,我希望这次你找到的解决方案也同样成功。

塔勒布: 我希望能成功向人们传达出“必须要避免某些问题”的信息。要想长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吸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减法”,而不是“加法”——也就是建议人们不要做某些事情之类的方案。

贺林: 就我们自以为知道多少东西的问题,我们远不应该那么自鸣得意。你的所有工作一直在将我们引向这个方向。你认为,事实上,几乎在生活中的所有领域,我们知道的都比我们自认为知道的要少得多,这可能是你的哲学倾向吧。

塔勒布: 是的,不过,在大部分领域,我们这么想都没有害处。

贺林: 是的,如果你知道到这一点,那么想就没有什么害处。

塔勒布: 在有些领域,你完全可以自信满满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贺林: 过分自信看起来是个根深蒂固的特性,行为心理学家注意到,实际上,在每个领域,人们都对事实表明我们所知不多的东西过于自信了。如果把这种心理带到金融市场,就是很危险的。再次对你回到校园深表谢意。很高兴能和你在这里交流,关于如何建设一个更稳定、更强健的世界,以应对在我们周围飞翔的“黑天鹅”的问题,我们也热切期待着你的观点。

塔勒布: 也非常感谢你。在……我忘了有多少年了……以后,再次回到这里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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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姆•塔勒布畅谈“黑天鹅”的世界."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7 April, 2011]. Web. [23 November, 2017]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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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姆•塔勒布畅谈“黑天鹅”的世界. China Knowledge@Wharton (2011, April 27). Retrieved from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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