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官方定期公布中国居民的收入数据，但由一家独立民间研究机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简称NERI）的经济学者王小鲁最近公布的研究显示，这些数据也许并不准确。
看一看中国城市街头繁荣的消费景象，王小鲁谈到，例如飞涨的房价、私人汽车的巨大需求以及对于昂贵奢侈品的狂热追捧，显示出居民收入比政府的数据要高。他本人的调查研究——基于和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同的方法——表明不仅居民平均收入更高，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被大大低估。
根据王小鲁的推算，中国约有9.26万亿元（1.36万亿美元）的隐性收入未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其中大部分是介于法律模糊地带的“灰色收入”，并且主要集中在中国最富有的阶层。
王小鲁的估算一经公布，就为国内媒体所关注。他坦言，镁光灯的聚焦有些出乎意料。但这也说明收入分配已成为中国社会讨论的焦点。许多评论人士担心，贫富差距将有可能成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持续增长的桎梏。“扭曲的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得到纠正，否则社会将滑向危机的边缘。”王小鲁告诫说。
为什么中国官方数据低估了国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该如何缓解中国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数额巨大的“灰色收入”如何才能回归到阳光底下？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易事，王小鲁博士在与“沃顿知识在线”的专访中表示。
以下为本次采访的剪辑版本。
沃顿知识在线：您的研究显示出关于居民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和我们平日所观察到的消费现象有偏差，为什么？
王小鲁：国家统计局目前调查办法是，根据统计学的随机抽样方法，从城镇和农村居民住户中调取样本，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存在系统性的错误，但是样本的选取导致了偏差：
其一：现行的住户调查抽样是基于自愿原则确定的，但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比例不愿意接受调查，导致在抽样过程中被迫更换样本，在样本更换过程中发生了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其二：调查样本中，有许多人不愿意提供他们的真实收入信息。在他们报告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真实程度较高，而其他收入可能偏低；特别是其中一些人有大量不愿暴露、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这部分收入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在收入调查数据中。
这使统计调查无法真实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且主要是低估，这一点连统计局内部都承认。举个例子，根据官方数据，2008年10%最富有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也不过43614元（6347美元），完全不符合人们观察到的富裕群体的消费行为。
沃顿知识在线：您的研究也借助了入户调研的数据，那您如何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王小鲁：我们的调查在全国19个省份（包括直辖市）的64个不同规模城市，以及14个县的县城和建制镇进行。调查总共包括样本家庭4909个，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实际分析采用有效样本4195个。
样本选择并非随机抽样，而是委托各地专业调查人员，对他们熟悉的亲属、朋友、同事、邻里的家庭收支状况进行了调查，并要求被调查者在收入、职业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同时采取了若干辅助措施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由于调查人员与受访对象存在密切的私人关系，相互信任，隐瞒必要性不大，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
沃顿知识在线：既然不是随机抽样，怎么依靠4000多个样本去推算全国的隐形收入，得到现在的一个全国性的数据？
王小鲁：我们进行调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调查样本直接推断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状况，而是在真实可信的数据基础上，推算出收入水平与若干消费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关键的消费特征参数就是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递减，这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将城镇居民收入分成7组，2008年最低收入的一组恩格尔系数为0.4814，人均收入为4754元，我们把自己样本数从最低收入开始，逐个累加，直到该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与0.4814相等或非常接近为止，然后统计我们调查样本的该组平均收入为5685元，两组数据的收入差额为931元。
当然，恩格尔系数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消费品价格、不同地方居民的饮食习惯差异等等，我们还采用计量模型，控制这些因素对于收入的影响，最后按照计量模型推算，0.481的恩格尔系数所在人群的年收入为5350元。
根据我们的研究，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3.41万亿美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4万亿元。两者相比，当年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
在人均水平上，我们的研究显示2008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平均值为32154元（4729美元），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15781元（2321美元），两者相差近一倍。
沃顿知识在线：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的有关机构有没有挑战您的推算结果？
王小鲁：官方对于研究结果也非常关注，我和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有过私下交流。他们一般也认为统计数据存在偏差，但不会有我推算的那样高。不过究竟应该是多少，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的估计。
沃顿知识在线：这个结果有没有超过你个人当初的预期？
王小鲁：结果听起来有些吓人。然而，中国的很多消费现象按照统计局的数据解释不了。比如，国外通行的经验显示房价与家庭年收入比一般在3-5倍，否则将超过居民承受能力。而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2009年仅仅是商品住宅就卖了3.8万亿元，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房价收入比普遍在10倍以上，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有能力买房子？一种可行的解释就是居民收入被低估了。
另外，这次的研究结果，和我们几年前对2005年居民收入的推算结果相比，虽然所依赖的调查样本不同，但得到的结果与官方数据的差异在总量上和在不同人群的分布上，都非常相似。这对推算结果的可信性也是一个验证。
沃顿知识在线：根据您的研究成果，发现不同收入分组都有隐形收入，换言之，中国人比想象得都要富一些？
王小鲁：这是硬币的一方面，另一面则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而且，事实上，隐形收入大量集中于最富裕阶层。
在我们的推算中，城镇居民10%最低收入分组的人均收入5350元，只是官方数据4754元的1.1倍，而最高收入分组的人均收入达到13.9万，是官方公布4.4万元的3.2倍。因此贫富差距实际已经达到26倍，而非官方统计的9倍。而如果把城市最高收入人群与农村最低收入人群（各占总人口10%）作比较的话，收入差距则高达65倍，而官方数据是23倍。
尽管我们的调查数据不能直接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不过，我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明显地高于0.5，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这与政府追求的“橄榄型”社会相去甚远。
沃顿知识在线：如果按照您的推算，中国10%的最富裕城镇家庭人均收入超过13.9万（约2万美元），能否说明中国已经有一个庞大人群拥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准？
王小鲁：我们的样本中，这个阶层普遍有房有车。他们占城镇人口的10%，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6000万人拥有与发达国家居民相似的收入水平，这等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生活水准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这个数据对于许多意图开拓中国消费者市场的公司来说，可能对其市场策略有着不同的影响。
沃顿知识在线：在您的样本中，这个最富裕阶层主要是哪些人群？
王小鲁：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企业家、个体经营者、高级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艺术家等，当然，还有一部分政府官员，其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名义收入。不过，我的样本在这方面并不能来映射全国的状况。
沃顿知识在线：您如何定义“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
王小鲁：隐形收入中有一部分可以看做是正常收入的统计遗漏，可能主要与调查对象的某些心理状态或社会环境有关。
然而，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说明这一现象背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这些隐性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只能用“灰色收入”来解释。
所谓灰色收入，主要指两类情况：一类是现实生活中有些收入，由于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处在合法与非法的中间地带。举例来说，民间举行婚礼，收受亲朋好友的礼物礼金，既符合民俗，也是中国法律所允许的。但如有人借亲属婚礼名义收受重金，聚敛财富，甚至以数十万、数百万计，实质上是索贿受贿，那么究竟多少合法，多少不合法？谁收合法，谁收不合法？不是官员收，是官员亲属收礼，那又怎么判定？法律没有在情节和金额上划定一个合法的界限，并建立可行的监督办法。
另一类是某些怀疑为非法的收入，在来源不明而不能认定其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灰色收入来看待。例如频繁出现的通过内幕交易、虚假拍卖获得的地产收益，通过内线消息、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市场而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上获得的暴利，以及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通过钱权交易获得的利益等等，由于往往拿不到确凿证据，也无法直接作为非法收入来对待。
沃顿知识在线：那按照您的研究，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有多少？
王小鲁：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在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之外，还有另外一套统计口径，主要依据的是经济普查资料，数据主要来自企业，进行趋势推算，得出数据是2008年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17.87万亿元（2.63万亿美元），记录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资金流量表”中。我认为这个数据比住户调查的数据（14万亿元）更精确。
在我的研究中，将自己的推算结果与资金流量表居民收入差额视为灰色收入，即23.2万亿减去17.87万亿，中国的灰色收入共约5.4万亿元。
沃顿知识在线：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王小鲁：我认为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
举例来说，据估算，中国的垄断或者资源性行业，较之竞争性行业的实际人均收入的差距平均在5—10倍之间。一个经济体中，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规模经济的排他性导致某些部门的天然垄断是难以避免的，需要靠税收调节、反垄断立法、价格听证、公众监督等手段来解决，然而我们以往常常听之任之，于是，这些企业凭借垄断利润，以种种名义向官员、企业管理层或职工提供远高于市场常规的福利或额外给付。
沃顿知识在线：在您看来，杜绝非法收入的存在，将更多的灰色收入曝光在阳光之下，需要做哪些努力？
王小鲁：首先必须推动财税体制，这类改革往往牵一发动全身，决策层必须通盘考虑。
比如说，目前，中国的土地出让金每年有高达万亿的规模，然而制度上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造成资金使用问题很大，不过在规范的同时，需要追问，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依赖土地收入？其症结在于他们正常财源往往不够，不得不靠卖地去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支出。还需要考虑的是，土地出售的70年使用权，期间不收物业税或者房产税，以后中国没地卖怎么办？
其次，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对收入分配、特别是涉及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及其收益的立法与监督机制。除了让权力运行更为公开透明外，需要更多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比如，礼金这些具体收入的监管，现行的制度框架并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沃顿知识在线：如果目前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将会如何发展？
王小鲁：如果没有相应改革措施，灰色收入迅速增长的态势肯定会继续。这次的研究实际上是我们2007年的后续研究，当时我们曾经对2005年居民收入做过推算，无论是9.3万亿元隐性收入，还是5.4万亿元灰色收入，2008年的推算结果都比2005年增加了差不多一倍，也就是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正在快速增长。此间名义GDP的增长幅度仅为71%，形势已经非常不乐观。
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人力资本、资本、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各自获得回报，然而，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拉大了收入差距，造成了普遍的分配不公，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
Join The Discussion
No Comments S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