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的还很多：很多主权财富基金缺乏成熟的测评标准

鸟粪开启了主权财富基金的兴盛年代。

 

1956年，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英国殖民政府创建了第一个这种基金。当时，基里巴斯出口磷肥——也就是海鸟粪。政府将出口磷肥的税收投入了一个投资基金，这一举措处于这样的构想：后代人应该分享到这种逐渐枯竭的资源所带来的好处。今天，海鸟粪已经成了过去，不过，基金的资产已达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

 

最近，主权财富基金和其“表兄弟”——国家养老基金（National-pension Fund）和通货稳定基金（Currency-stabilization Funds）（也称为“平准基金”或“平衡基金”）——发展迅猛。就像基里巴斯一样，很多政府运作的基金都立足于本国的自然资源财富，尤其是石油输出。过去五年来，因为原油价格增长了五倍，所以，很多国家——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现在获得的收入，都超过了它们在本国进行稳健投资所能投入的资金总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估计，主权财富基金掌控着3万亿美元的资金，2012年，这一数字有望增加到12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the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ADIA）和阿布扎比投资委员会（Abu Dhabi Investment Council，ADIC）——以8,750亿美元的规模坐拥头把交椅。

 

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教授、伯特纳退休金和退休研究中心（Boettner Center for Pensions and Retirement Research）主任奥利维亚·米切尔（Olivia Mitchell）认为，尽管这些基金的规模令人瞠目，不过，很多这类基金的管理成熟水平还没有进入“青春期”。

 

奥利维亚·米切尔和两位合作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约翰·皮哥特（John Piggott）和凯格里·库姆路（Cagri Kumru）——在一篇即将发表的题为《管理公共投资基金：最佳实践和新问题》（Managing Public Investment Funds: Best Practices and New Questions.）的论文中谈到，很多公共基金并没有遵循现代资金管理的基本规范，大部分基金甚至根本没有将自己的投资策略与其未来的金融义务协调起来。这三位学者在论文中还写道：“随着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的发展，它们表现出了不断增加的风险偏好和极低的透明度，而且根本没有清楚的目标。”

 

将风险和义务协调起来

 

米切尔认为，这种状态很成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说，就将其投资与未来的分红协调起来而言，政府运作的基金的投资行为应该与私有基金一样。“你对风险的偏好应该取决于未来义务的现金流形式。在你对需要承担的义务进行彻底的分析之前，你不可能清楚自己应该投资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金并没有对自己的未来义务提供足够的信息，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投资与他们对未来的承诺是否完全一致。

 

三位学者根据基金的管理、基金承担的公共责任以及基金投资实务等测算指标，创建了一个用于为主权财富基金分级的系统。他们将挪威政府退休基金（Norway’s Government Pension Fund）和新西兰退休基金（New Zealand’s Superannuation Fund）评定为管理最好的基金，而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则由于透明度和公共责任问题被评为最差基金。挪威和阿布扎比两个国家均将其迅猛增长的石油财富的一部分用于投资，新西兰则将其税收用于投资，以为公民提供退休金。“新西兰向现在还年轻的工人征收税费，这样，等今天的工人退休以后，下一代人的税负就不会很重了。”米切尔谈到。就像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新西兰也因为人们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逐年下降而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挪威和新西兰的主权财富基金为何与众不同呢？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创造了有效的运作方式，其功能很像美国现在的共同基金。

 

“管理良好的基金非常清楚自己的钱来自何处，以及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米切尔说。“他们会报告投资的状态，以及基金投资地缘多元化的状态。他们会发布基金季度报告，而且会保护基金经理人，使其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新西兰甚至针对投资对象的企业责任、基金干预或者不予干预企业运作的方式、基金持有或者不能持有什么样的资产制订了完善的指导计划。它还发行了刻板的‘责任投资政策’手册，该手册要求基金在投资时，要将投资对象的环境影响和就业权等问题考虑在内。”

 

同样重要的是，两个国家都力求将基金与政治干预隔绝开来，或许，政治干预应该是政府管理的投资者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了。

 

这些基金的运作之所以能摆脱政治干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将大部分资金投资到了海外，因此，减轻了民选官员因为要求基金为自己的朋友、自己支持者的公司或者自己家乡的项目提供支持而为基金带来的压力。比如，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大约60%的资产投资于外国股票，40%投资于外国债券。新西兰在外国股票上的投资占主权财富基金的40.5%，国内股票投资占7.5%，债券投资占17%，在房地产、林业和私有股权等资产上的投资占35%。

 

两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都由民主政府创建，并需承担公开运作的法律义务。此外，这种运作方式还使自己的财务使命得到了支持。从理论上说，如果公众清楚而且信任基金的目标，那么，他们便不会强烈要求减税或者提高退休金。“新西兰已经清楚说明，政府建立这种‘资产池’（Asset Pool），是为了缓解未来退休金支付的压力。”米切尔说。“明确两代人之间利益上的均衡需要决心。”

 

诱惑太大

 

美国在管理其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将财务优先权置于政治喧闹之上的多次努力均告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曾积极倡导全国公众退休金计划，他想象了这样一个机构——从工人手里筹集资金用于投资，之后，以这些资金和投资收益支付退休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征税。“后来，资产池开始逐渐增大，其规模颇为诱人——政治家们因而增加了人们的退休金，同时降低了退休年龄。”米切尔谈到。

 

同样，克林顿执政期间，联邦决策人也曾讨论过将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的策略，不过，这一建议很快让政界怨声载道，人们不断对其吹毛求疵。“一个阵营不想投资于非绿色公司。”米切尔回忆说。“另一个阵营则不喜欢那些将工作机会输出到海外的公司。当时的情况很明朗，那就是美国政府的投资管理机构很难与各种压力隔绝开来。这也可能是澳大利亚未来基金（Australian Future Fund）最终将其全部资金投向国外的原因之一。”

 

在这三位学者的评级系统中，有几个处于底层的主权财富基金不是在民主国家运作的，因此，比起挪威和新西兰的主权财富基金来，它们受到的运作透明度压力可能会更小。比如，阿布扎比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部分，由酋长或者王子统治，他们也是这个国家基金管理机构的主席。

 

米切尔说，她能理解资金经理人希望秘密运作的需求。“通常情况下，投资者都想让自己的投资策略保密，以免被人捷足先登。”她谈到。这也是很多对冲基金为自己的保密策略开释的原因所在。但是，事实可能与人们的这些直觉相互矛盾。米切尔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强化退休金运作报告制度——包括为股东提供年度财报、精算报告、统计报告和投资信息报告——可以将投资年回报率提高2.1个百分点。”她和合作者将这一成果也写入了论文。

 

非请莫入

 

政治会以多种方式破坏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简单说一句，主权财富基金很容易引发争议，对有些人来说，它们甚至是令人惊恐的。因此，有些国家的政府会严格限制外国基金的投资，或者正在考虑这么做。“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个旨在禁止非欧盟国家在欧洲能源领域投资的计划。”这三位学者写到。“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谈到，要设计一个与美国正在实施的系统——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投资，必须接受政府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检视和批准——相似的系统。如果这些公开管理的投资资产池能更为透明、其目标更为清晰，而且对其股东更有责任感，那么，这些金融保护主义的屏障就有可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