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DNA检测有意义,抑或有“钱途”吗?

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共同发现DNA结构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成为世界上首位获得刻有自身DNA序列的DVD光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瑞士制药巨擘罗氏(Roche)旗下454生命科学公司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完成了沃森DNA序列的测序工作。


尽管罗氏和其他公司正在开发的DNA测序技术可能让人类向期待已久的个性化医疗时代迈进,但沃顿商学院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基于个人DNA测序来创建成功的商业模式显然仍面临巨大的伦理、法律和投资障碍。


沃顿医疗保健体系部高级研究员、旧金山生命科学创投公司(Burrill & Co.)的投资合伙人斯蒂芬·萨马特(Stephen Sammut)认为,这个新兴产业充满复杂性。“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每次你找出一个新问题的答案,答案却引出另外10个新问题,”他说。


不过他预计,最终DNA测序技术将能够在检测、药物开发及遗传咨询相关服务方面带来新的医疗应用。“从投资者和经理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寻找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包含一系列产品,但目前他们尚不清楚如何切入临床医疗领域。”


复杂性何在


目前,许多投资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制造高性能遗传物质分析设备的公司身上,这些强大的新设备加快了个人DNA序列的测序过程并带动价格下降。454生命科学公司和贝勒医科大学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心绘制沃森DNA序列的花费不到一百万美元。致力于DNA测序系统的其他公司包括Illumina 旗下的SolexaApplied BiosystemHelicos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454生命科学公司总裁克里斯托弗·麦克洛德(Christopher McLeod)说,“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到来,届时个人不仅可以看到其所有基因,还可以了解其全部遗传信息,我们正努力让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可行。”


另一组公司则正在探索建立基于检测和遗传信息分析的商业模式。Google最近投资了一家名为23andMe的公司,后者是由Google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妻子共同创办的。这家公司尚未公布具体计划,但已表示将利用互联网和软件工具帮助消费者了解自己的基因组。


“像我和我的合伙人这样的企业家能否将复杂性化整为零,为个人提供一个易于使用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丝毫不减且无可指责的遗传信息产品,并且能否以一种合乎伦理和负责任的方式提供这种信息?这是挑战所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做得到,”总部位于费城、刚刚起步的互联网基因检测和咨询公司智传公司(Smart Genetics)共同创办人朱利安·阿瓦德说。


萨马特说,目前风险资本家对投资个人DNA检测仍持慎重态度。“他们并未贸然大举投资于那些业务模式基于基因检测临床实验服务的公司,”他指出,隐私和其他伦理问题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我想情形是这样的,如此巨大的伦理问题让人们担心个人DNA检测也许无法形成市场。”


到目前为止,他补充说,基因检测技术最成功的应用是作为药物治疗的伴随诊断工具。他举了一个例子,万基遗传公司(Myriad Genetics)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分子诊断试剂能够确定有着家族病史的个人患上乳腺癌、卵巢癌、结肠癌、子宫内膜癌和黑素瘤皮肤癌的风险有多大。“基因研究和检测之间的协同作用对药物开发具有有趣的协同作用,”萨马特说。万基遗传还开展针对病人和医生的教育,并在一个专门实验室进行自身的检测工作。该公司提供了几种费用负担方法,包括事先就选择的检测得到保险公司的批准。


隐私规定深深植根于万基遗传的业务之中,萨马特说。“该公司决定自己进行检测工作,而不是授权其他实验室进行,不仅确保了质量,而且保护了病人的隐私和遗传病史。”


萨马特认为,目前对风险资本具备足够吸引力的纯粹基因检测公司较少。他说,这可能与上世纪90年代末对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平台公司的投资最终血本无归有关,也可能与担心这些业务的潜在买家日后出价不高的忧虑有关。


麦克洛德认为,那些希望开发潜在DNA检测市场的公司将继续受制于大量的未知信息,至少短期内是如此。“我们的挑战是,我们仍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知识基础,了解哪个DNA与疾病和药物反应有关。我想这将需要一些时间。”


萨马特指出,DNA检测行业涉及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无关,不同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之处。在基因检测方面,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集中在隐私,以及在通知病人他/她具有患上某种不治之症的遗传倾向后,如何处理病人的情绪反应这一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


如果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问题将更加复杂,他说。医生怎么知道,何时开始用药才能够在减轻遗传性疾病症状的同时,避免因长期用药而产生毒性或破坏免疫力?他举了一个假设性例子,一个五岁女孩被检测出具有先天易患上乳腺癌倾向。那么,她应该在何时接受药物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40岁?抑或30?“如果她在41岁时患上乳腺癌,又该怎么办?”萨马特问道,“你必须查阅巨量的资料来了解应该怎样做。有人可能会说,这将引起法律纠纷。我们还没有开始处理这些问题。”


歧视和“基因间谍活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认为,在个人DNA检测发展过程中,伦理问题将产生重大影响。


他说,优点方面,DNA检测技术将成为医生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医生可以告诉具有某些遗传危险因素的病人改变生活方式,以避免日后发病。病人也可以利用遗传信息,基于其长期健康前景做出重大人生决定。最后,DNA检测在所谓的个性化医疗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个性化医疗是指针对个人的基因档案进行用药,使得药物在某些个人身上发挥更好疗效,并降低产生有害副作用的可能性。


缺点方面,卡普兰说,这项技术将让学校、公司、政府和保险公司能够要求个人绘制其基因组图谱。个人基因信息可能让先天易患上某种疾病的人受到歧视,即便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真的患上这种疾病。


对一些人来说,在美国等未普及全民保险的国家,遗传信息的广泛提供可能导致他们在获取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时受到歧视。卡普兰认为,这还可能对构建美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产生更大压力。“如果富人和掌权人士突然发现,由于其遗传信息方面的原因,他们无法获得保险,我想这将成为构建一个最小限度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强大推动力。”


他说,人们可能利用从咖啡杯或被褥秘密获取的基因对其他人进行“基因间谍活动”。这还可能让爱情受到影响,卡普兰称。“有人可能会因为你的基因会让后代产生某种问题而不想和你结婚。”


目前科学家了解的多数遗传风险并不完整,这加剧了这些隐私问题,卡普兰补充说。他在题为《老鼠比人聪明:生物伦理学的有趣指南》的书中阐述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你有致病基因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患病,”他说,“人们想要知道,他们是否会患病,而大多数遗传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人们会否患病还要考虑到环境因素,而基因组学的确定因素相对较少,要确定患病几率很困难。”


卡普兰还提及他所说的“达摩克利斯剑问题”。他指出,沃森将其DNA数据公布在互联网上,但不包括可能揭示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倾向的DNA信息。在78岁高龄,沃森不想知道他在这个方面的基因构成。“如果相关疾病没有治疗办法且人们对此无能为力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人们就不想知道。”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卡普兰相信个人DNA检测技术长远而言将造福社会。“我想未来DNA检测技术绝对是大有可为,但有必要密切关注伦理和法律等棘手问题,以最大限度抓住机遇。”


个人隐私保护


发源于2005-2006年沃顿创业计划大赛的智传公司(Smart Genetics)中,阿瓦德及其同事拒绝采用传统的检测模式,在该模式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介绍病人到实验室接受检测,并在必要时向其介绍健康顾问。智传公司将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消费者将自己掏钱做保密检测。阿瓦德和其业务合伙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病毒学研究员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已经联手开办了一家名为HIV镜像公司(HIV mirror),以99美元的价格为病人检测一个能够减缓艾滋病蔓延速度的基因。


通过自掏腰包进行检测,病人可以防止保险公司或雇主发现潜在的不利信息,阿瓦德说。他的公司配备有医生和遗传顾问,为接受检测的病人提供咨询。


信任和信誉是围绕基因信息开展任何业务的关键要素,阿瓦德指出。“对想要通过任何方式进入这一业务领域的人们来说,问题是如何获得一些极为复杂的信息,以及如何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以非常简单的方式了解这些信息。教育水平不同的人们在了解自身遗传状况时不应被区别对待。如果你提供一项诊断产品或基因检测服务,那么这项产品或服务必须适合所有教育水平类型的人们,而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阿瓦德说,他的公司在进行产品测试后发现,即便是拥有常春藤联盟大学教育背景和科学背景的人们,在了解基因检测涉及到哪些方面都存在困难。


那些希望在潜在检测市场分一杯羹的公司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阿瓦德补充说。目前,生物技术公司、大型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有者对涉及某些基因功能的许多方法过程拥有1720年的专利和授权,这种情形可能使与个人基因检测相关的商业模式复杂化。


他举了脑瘤的例子来解释这种复杂性。“假设科学家破解并找出了导致脑瘤的原因所在,但这涉及15家不同机构拥有的30个不同基因。有家机构想要向个人或医生提供有关这些基因的检测服务,但谁会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并取得所有相关专利的所有授权呢?谁会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来走完整个过程,然后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批准并支付版权费呢?”阿瓦德问道,“这正是许多公司在这一领域遭到失败的原因。”


萨马特同意该观点。“这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的领域,但我认为,到最后实际的基因或基因序列不会形成专有的局面。”他又说,最终这个产业对科技的依赖将越来越小,转而将更加注重能够以最小成本进行最多次检测的高效系统。


明星志愿者


为加快个人DNA测序的商业化进程,非营利组织X Prize基金会举办了一个被称为“基因组学Archon X Prize”的竞赛,第一个能够在10天内为超过100个人完成DNA测序工作的小组将获得1,000万美元奖金。明星们——包括拉里·金(Larry King)、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和麦克·米尔肯(Michael Milken)同意为该项目贡献他们的DNA,希望能够促进他们所患疾病的新型检测和治疗方法的发展。


“基因组学Archon X Prize”竞赛高级主任马克·洪度(Marc Hodosh)说,有四个小组已经参赛,预计本项竞赛将于三到四年内结束。他估计,如果没有举办本次竞赛,则个人DNA测序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还需要10年时间。


他希望本次竞赛能够加快解决可能出现并妨碍公司在个人DNA测序方面进展的许多伦理问题和其它障碍。“我认为医学上的突破将是革命性的,但我们想要确保DNA测序技术能够在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运用,为了个人利益,而非为雇主或保险公司利益,”他指出,“我们想要着手处理问题并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正如所有新的市场,尤其是医疗方面市场,潜在DNA检测市场的商业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愿意为该技术掏钱。阿瓦德指出,通过立法保障基因检测结果隐私的努力已经陷入停顿,这些努力可能扰乱保险市场。如果个人了解到自身健康状况的更多信息,他们可能会据此做出增加保险或减少保险的决定。这一过程在保险业被称为逆向选择,可能对那些基于总人口医疗结果计算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构成损害。不过阿瓦德指出,保险业正研究新的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目前这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因为做基因检测的人们并不多,这个问题尚不普遍。”


但要控制火候


沃顿医疗保健体系教授马克·保利(Mark Pauly)说,新的基因检测服务可能增加人们对本已紧张的医疗保健系统的需求。“我希望人们保持理智,而不是一窝蜂地跑去做DNA检测,因为他们获得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可能性各参半。”


他认为,个人基因检测的未来仍然是“一个大大的假设”。“能够了解一个人的DNA和有效应用——除了亲子鉴定之外——之间的联系对健康会有一些作用,但是目前尚未发生。”保利说,他一周前读到一个奇妙的遗传发现,但现在已经忘了它影响到的疾病,尽管这样的发现层出不穷,但似乎与找出实际治疗方法联系不大。


    “基因检测和治疗到目前为止仍是空谈,与以前一样,”他说,“知道本身具有易患上某种疾病的倾向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但不会改变所有人的行为方式。而事实是,即使你有了一个不利基因,但明天你就有可能出车祸撞上一辆卡车,所以你还是继续吃汉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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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DNA检测有意义,抑或有“钱途”吗?." China Knowledge@Wharton.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04 七月, 2007]. Web. [25 April, 2024]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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