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与阿根廷两国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前苏联土崩瓦解之后，这两个国家成为各自所在地区的改革信标。他们都拥有3600万左右庞大的罗马天主教人口，都在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在摆脱数十载的独裁统治后都在开展民主建设。
幸运之神起初似乎更加垂青阿根廷，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早已建立，且已经开始各种私有化改革。而波兰人却在这两方面都不具优势。但是到2001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将阿根廷拖入困境，而且至今还尚未恢复。与此同时，波兰经济却踏上强劲的增长之路。
沃顿管理学教授杰拉德·迈克德莫特（Gerald McDermott）的研究重点是各类国际机构，几年前他听到拉美在流行一则笑话：假如国家想要发财致富，就请加入欧盟，于是开始思考这则笑话背后的含义。他开始比较欧盟吸纳前东欧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影响，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对阿根廷和巴西的影响，以此来检验作为机构发展项目的各类国际贸易区域和政治集团。
迈克德莫特与两位合著者在一篇题为“作为发展项目的国际一体化制度：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吸纳成员国家过程之比较”（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Regimes as Development Programs: A Comparison of EU and NAFTA Accession Processes）的文章指出，经济一体化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两位合著者分别是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教授拉斯佐罗·布鲁斯特（Laszlo Bruszt）和新近从沃顿资深学者项目毕业的学生瓦尼莎·桑切兹（Vanesa Sanchez）。
这篇文章首先对各种经济发展与治理指数进行研究，这些指数表明东欧国家居于拉美国家之前。此外，被称为中东欧五国（CEE-5）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正在经历更加高速的经济发展，包括高科技公司与创新型公司的整合。迈克德莫特说，“拉美国家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而正在加入或者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表现却要出色得多。”
于是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各个地区已经建立的国际经济一体化项目的特征，包括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迈克德莫特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实是旨在成员国内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协议。他说，当谈及经济发展的时候，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最终可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并以此将巩固民主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前提是，假如给予强劲的经济激励，欠发达国家的企业，不论私营还是公营企业，都会竭力改善自己的表现。”
长达8000页的监管规定
迈克德莫特说，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墨西哥的经济最初确实有所起色，生产力一度得到提高，出口也飞速扩大。然后根据世界银行对墨西哥经济的分析指出，“大约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墨西哥无法继续进行创新，其经济主要依赖生产廉价的出口商品。”
而此时在欧洲，新型的民主国家正在努力申请加入欧盟。欧盟公布的新入盟标准不仅要求申请国家开放市场，还要求他们制定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此外，欧盟还承诺向遵守监管条例的成员国发放经济补贴。2007年至2013年期间，多数国家获得的补贴在GDP中的占比是2%至4%，且获得补贴的国家多于二战后根据马歇尔计划获得补贴的国家。布鲁斯特说，“欧洲一体化制度建立的政治机构与机制可以减少在成员国之间不公平分配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
布鲁斯特提到欧盟新成员国必须执行的监管机制，这种监管机制对劳动法规、安全、竞争、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等都做出了规定。总而言之，欧盟成员国必须遵守的监管法规长达8000页。
迈克德莫特补充指出，“贸易协定非常之薄。虽然自由贸易会产生重要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但迄今为止它的成就不大。只有将货物、服务和资金的自由贸易建立在更强大的制度、政治和社会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整合的各方才能获得可持续的收益。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只是单纯地发展贸易，贸易将无法带来益处。”譬如，制度一体化包括实行共同的食品、劳工与资本等市场的监管体制；社会一体化包括劳动力流动、移民与加强社会文化交流；政治一体化包括创建超国家的实体，该实体负责制定法律和监管各个领域，同时由各成员国的代表进行监管。
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两种一体化制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发展中国家（在论文中被喻为“小兄弟”）向经济高度发达的“老大哥”学习的能力有所不同。
该论文称，有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取得成功是因为欧盟及各位“老大哥”制定了各种制约性及合规性的机制来提高“小兄弟”们的制度建设进程。作者所言的“制约性与合规性的机制”指的是欧盟用来确保申请入盟的国家达到入盟条件，合理使用经济援助，建立完善的制度与基础设施的监督和技术协助制度。与此相反，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中的学习与监督制度化建设缓慢，墨西哥的发展也显得滞后。布鲁斯特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只是单纯地推动贸易。而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后，这些国家也成为欧盟政治机制中的一员。”
作为该机制中的成员，这些小兄弟入盟的条件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严密监督。这种深入的参与过程让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从内部学习成功经济体的运作经验。然后再学着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制度。
迈克德莫特指出，“他们 [发达的欧盟大国] 将小兄弟的入盟看作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引导这些小兄弟或者溃不成军的表亲，帮助他们重振旗鼓，让他们成为优秀的欧盟成员。没人愿意接纳一个破败的成员国。”
对资本主义的两种观点
论文承认要实行欧洲式的一体化制度也存在着许多困难。文中称，“第一大挑战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给大国现有的机构能力与经济资源造成的压力。政治承诺也因此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与经济奖励通常都是来自大国。”正如迈克德莫特所言，“发达大国希望后院保持繁荣稳定是一回事，在历经发展失败和国内社会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承诺对经济成本和权利进行分享又是另一回事。”
其次，“关于入盟条件的本质与大国决定的问题也可能造成另一个障碍。严格的入盟条件可能被视为缺乏民主和家长式作风。对于美国人而言，入盟的条件或许会导致过分干涉别国的内政。”譬如，欧盟要求申请国将自己在31个政策领域中的制度整合到欧盟的制度中。美国虽然自己制定了庞大的制度体制与官僚机构来监管市场（譬如资本市场、食品安全、消费者安全、劳工关系、环境等等），但它仍然感觉这些问题不应该与贸易关系产生任何实质性联系，墨西哥应该根据自己的市场信号来实行自主监管。
发展中国家在实行一体化的过程采取的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布鲁斯特说，美国式更实际的模式或许是源自对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信不疑。他说在欧洲一直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持两种相互冲突的看法。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方式，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由一个强大的监管国家和社会保护来调节。“这种争论在欧洲是由来已久。”
他回忆说，在共产主义倒台后，许多学者都预言假如经济发展不顺，东欧人将回头寻求建立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今17年过去了，过去赞成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热忱如今在布拉格和东柏林的街头依然盛行。迈克德莫特认为，现在最大的忧虑是“民主与资本主义可能无法兼容，因为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或许会经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的困难，并利用政治自由化的环境来反对改革，至少在短期内会是如此。”
迈克德莫特认为，欧洲实行经济一体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受道义，或许还有一些负罪感的驱动。他以欧盟最富裕最强大的成员国之一德国为例指出，德国坚决要求实施经济援助和接纳东欧国家。“德国人称，‘欧洲是所有人的欧洲’。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被排除在欧洲之外的唯一原因是二战和柏林墙的存在。”
此外，西欧国家与发展中的东欧兄弟们毗邻而居，他们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希望这些近邻能够在自己的家园中安居乐业。
与拉美国家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欧盟吸纳“小兄弟们”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欧与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旅游往来日益密切。迈克德莫特说，“我想重要的是他们毗邻而居。西欧国家越来越了解自己的邻居。这并不是说法国人了解和喜欢波兰人，而是包含更多的互动往来。”
另一个地缘政治因素，即美国是个国土极为辽阔的国家，或许也是造成欧洲经济一体化不同于美洲的原因之一。迈克德莫特说，“欧盟是由许多国家组成，最大的国家也不过中等面积而已。而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却始终都不对称，在美洲尤其如此。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它没有理由愿意与其他任何国家分享任何东西。它不需要分享。”
论文指出，未来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或许可以得到解决。
“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并不只是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纯粹的慈善行为，而是全球多极化中‘真正的政治行为’。欧盟的核心大国希望保持经济、社会与政治稳定。他们积极帮助东欧邻国加强制度建设，这些国家因此可以获得政治地位与经济援助，这些核心大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显著提升欧洲大陆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欧盟在全球的竞争实力。”
迈克德莫特还说，“美国过分强调经济与市场拓展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它形成地缘政治的能力。事实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墨西哥的制度建设现在正处于停滞状态。要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就必须大力加强制度的整合、协调与改善。这些都是基本的政治问题。譬如，墨西哥人是否愿意美加进一步渗入他们的生活，以此来换取经济技术援助？美国是否愿意资助墨西哥大量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并逐渐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分享在这些建设项目中拥有的监管权利？”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重要的是找到推动改革的条件特征以及推行改革需要建立的合规机制。一旦建立起这些机制，就可以对其进行复制；希望如今全球众多的国际援助机构与组织中有人愿意牵头帮助拉美国家步中东欧五国的后尘，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获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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